毕生精研中医 德学者洞察古中国崛起原因

1971年的一天,德国慕尼黑,保罗‧安索德(Paul Unschuld)家的公寓单元的门铃声响起。他开门后发现了一名年轻男子,对方用英语简洁地说:“您好,我是詹姆斯‧奎因(James Quinn),来自CIA(美国中央情报局),请告诉我针灸的军事用途。”

《纽约时报》24日报导,保罗‧安索德是西方国家少有系统且严肃认真地研究中国传统医学的德国学者,而且对中国文明的演绎,更甚于解释中医在新现代医学的角色,一丝不苟地翻译中国古时伟大的中医著作,严谨的态度不输汉学家。

安索德博士收藏1,100份中医手稿,内含4万多个处方,是研究中医如何以草药治疗疾病的重要文献。这些文件并同他收集的优秀的中国医学家的雕像,都将进入德国正在建造中专门展览非欧洲文化的博物馆。

由于择善固执以及直言不讳,安索德博士对中医的独特见解,时常在西方科学界引起争议和辩论。对很多人来说,中医只是工业化和西药普及后的备位治疗方法,也有人认为中医有时会有效只是因为安慰的心理作用和运气。对这两种说法,安索德博士都直言反驳。

过去28年来,他致力中医最重要著作《黄帝内经》的英译工作,最近完成其中三个主要内容,近期将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不同于许多西方国家使用的中医教科书,安索德博士的英译避免现代医学的术语如“能源”,或常见的西方医学术语如“病原体”,因为他觉得使用这些术语,对中国古代的中医大夫和他们的世界观来说是不公平的。

这种出于对2千多年前的中医的尊敬,忠实原文的英译术语,虽然是非常具开创性的,但对许多崇尚西方科学的从业人员来说,是不容易阅读的。

教授中医的中医师罗森伯格(Z’ev Rosenberg)说:“安索德博士吓到初学者,因为他在书中说‘学习者应了解中医的原始术语’。”

安索德博士说,中医在西方受到关注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1971年,当时《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詹姆斯‧莱斯顿(James Reston),报导他在中国大陆突发阑尾炎,医生用针灸和艾蒿(mugwort)治疗。

当时正是美国试图与中国大陆建立双边关系,中方有意对外开放的时候。随着外界与中国接触越来越频繁,中医也越受关注,西方国家开设中医课程,来自东方的中医书籍大量英译上市。

安索德博士出生于医学世家,自曾祖父开始都是从事医学工作。最初,他在慕尼黑获得药学和中文的学位,同时结识妻子。1969年和妻子一起来到台湾,原本打算学习中文一年,但结果是他在台湾访问了多位中医师。

这段经历有助于他完成博士论文,并成为中医专家。20年来,在慕尼黑大学(Ludwig Maximilian University of Munich)领导医学历史研究所。

安索德博士强调纯学术研究的做法,不受北京欢迎。虽然他在中医的知识和英译中医书籍方面广受尊敬,但他不乐意配合北京,将中医作为中国软实力进行推广。

他批评大陆出版的中医译本“完全是骗局”,称这些编译者并不用心,心里只想着政治目的。

对于安索德博士来说,用中医理论阐述中国人的精神更有意义。他认为,中医历史上的经典人物例如黄帝,能够反映出中国人根深蒂固实用主义的思想。在2千多年前大多数中国人认为疾病和鬼神有关的年代,这些中国书籍却指出得病与自身行为有关并且是可以治愈的。

安索德博士说:“这和启蒙运动很类似。”他说,中国有句古话说“我命在我,不在天。”“在古时候的中国,医学和政治是相似的:遇事时不应怪罪他人,要从自身找原因。要自问‘我做错了什么?’‘我为什么如此容易被攻击?’‘我要怎么做?’这种反思就是(古时候的)中国能够崛起的原因。”#

大纪元记者吴英编译报导

责任编辑:李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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