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被曝或判死刑
2014年7月29日，周永康被指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12月5日，周永康被开除党籍，“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处理；12月6日，被“立案侦查并予以逮捕”。
就在外界关注周永康将会以什么问题定罪时，近日，中共最高法《白皮书》3月18日突然给薄熙来、周永康贴上参与“非组织政治活动”的标签；并被官媒直接点出周永康有石油系、秘书系、四川系、政法系等帮派。
此前，3月15日，中共“器官移植”发言人、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向媒体曝光，死囚器官移植形成了一条肮脏的利益链条，周永康落马才打破了这种利益链。这是中共首次指证周永康涉器官移植黑幕。
大部份舆论认为，中共高层似在向外界放风，提示周永康不但犯有阴谋政变罪，而且涉嫌“非法活体摘取器官”的反人类罪。
海外中文媒体3月25日报导，北京消息人士说，北京高层正酝酿以贪腐犯罪判决周永康死刑，立即执行。虽然目前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决定，但要求马上处决周永康的声音明显处于上风。
翻开周永康的简历，与中共其他高官看不出什么异样。周永康，男，汉族，1942年12月生，江苏无锡人，1964年11月加入中共，1966年9月参加工作，北京石油学院勘探系地球物理勘探专业毕业，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共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然而，就是在周永康2007年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就任政法委书记后，却掌控国家机器，权倾朝野，“无法无天”，而且作风强硬，将政法委变成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总理温家宝都无法过问的“独立王国”。
中共司法乱象 江泽民时期达顶峰
中共“无法无天”并不稀奇。在毛泽东时期，中共就没有法只有“治”。毛泽东曾说：“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不过没有多少年，推崇毛的一帮高官就尝到了“人治”的滋味，时任中共国家主席的刘少奇1969年被关押河南死到临头，想起中国还有“宪法”，但是就算这部“宪法”也没保住他，最后凄惨死亡。
文革中几番沉浮的邓小平掌权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宣布“宪法保证的人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都不得侵犯… … ”，然而面对太子党“先富起来”引起的巧取豪夺、回城知青失业大军等弊病致犯罪率暴增，邓小平“以党代法”，发明“严打”，死刑权下放至县区级。
到江泽民接手，“严打”又搞了二次，分别于1996年、2001年。死刑权直至2007年才收回高院。
而江泽民祸害司法的武器是政法委——各层级中共党委会中的政法委员会，在江泽民掌权时候发展壮大、被江所纵容、利用，并膨胀成一手遮天的包揽公、检、法、国安、武警的“无敌巨兽”，在位时助其巩固权力，退位后助其“垂帘听政”。
政法委曾经无足轻重
在中共政坛中，被指为周永康“独立王国”的政法委曾经无足轻重。在整个邓小平掌权时期，政法委被确定为“中共中央的组织机构”，其书记被确定为副国级。
政法委的前身，是1958年成立的各级党委政法领导小组，1980年成立中央及各省市县级政法委。虽然是统管公检法，但只是在政策层面纲领性指导，决不介入司法正常程序和具体个案。
1988年中共进行所谓机构改革，实行党政分开。中央政法委员会同年5月19日被撤销，同时中共成立了中央政法领导小组，职能大为削弱。
但是江泽民89年“六四”上台后，1990年3月，中共又恢复设立中央政法委员会。1991年2月，中共成立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与中央政法委员会合署办公。
在乔石1987年到1992年之间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期间，该机构的办公室都没有独立门面，只是设在公安部内，由公安部长兼任秘书长，只有很少的专职人员编制。
在1993年春，乔石改兼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之前，以政治局常委身份的兼职还有中纪委书记、中央党校校长等，另外当时的中央组织系统以及统战系统也是他的分管内容之一，实际扮演着中共副总书记的角色。由此说来，当时的中央政法委的工作内容只是在他出任政治局常委之后的一小部份。
1990年后也没有专职政法委副书记，由时任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兼任。任建新担任政法委书记期间，唯一的一名副书记是由时任国务院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兼任。政法委副书记甚至被认为是“虚衔”。
但是到了江泽民时期，政法委权力恶性膨胀。以下会看到，政法委是江泽民伙同罗干、周永康架空胡锦涛的一个关键手段。
罗干、周永康把持政法委 权力膨胀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罗干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并于次年，在朱镕基“内阁”中继续留任国务委员；并接替任建新升任中央政法委书记。
罗干担任政法书记的头5年，即1997到2002年，江泽民不再设政法委副书记，无论是公安部长还是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检察长，都和司法部长、国安部长一样，并列为政法委委员和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委员。
由此，罗干统管“公检法”，并成了中共政法委自成立至今专职主掌该机构历史最长的一个，一干就是十年。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上，67岁的罗干因为迫害法轮功，与江泽民达成交易，跻身中共政治局常委会。罗干自此以政治局常委身份专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整个机构水涨船高，成为和中央书记处、中纪委平起平坐的正国级机构。
2002年，本在四川任职的周永康，在中共十六大上靠着“石油帮”老大曾庆红的提携，11月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就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出任中共政法委副书记。
2003年3月，在中共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永康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随后兼任武警部队第一政委、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
此后一年，中共各级公安厅局长的地位也开始逐步提升。2003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机关的决定》，提出，“各级党委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干部任职条件，在领导班子职数范围内，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行由同级党委常委或政府副职兼任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主要领导。”
胡锦涛权力被架空
胡锦涛担任总书记的10年，是中央政法委权力和权限恶性膨胀的10年.身为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虽然身兼中央军委主席有直接调动和指挥军队的权力，但如果想指挥公检法时，却因为中间隔着一个身兼政法委书记的政治局常委而受限于所谓的“党内分工”。
更奇特的是，胡锦涛在任的这两届政法委的副书记都是公安部长，形成了公安部长有权命令和指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荒唐局面。
由此说，中央政法系统的地位坐大，权力恶性膨胀是从江泽民退位之前一手安排的，令罗干以中央政法委书记职务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专职常委”之后开始的，这被认为是江泽民最阴毒的招数之一。
当时有中共官媒报导，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质疑和自己行业毫不相关的司法领域：“我们的政法委书记往往都身兼公安局局长，公安局本来是检察院的监督对象，但被监督者是监督者的领导，这个体制特别不顺。”这位吴代表没敢把“这个体制特别不顺”的评价直接针对中央政法委。
吴晓灵一次在两会期间说，她曾经听到基层法院和检察院的官员表示工作很为难。“比如，领导开会决定了一个事。那这个领导包不包括政法委书记呢？如果包括，就得服从他的领导。但如果这个事情做得不对，从业务上来说，检察院和法院都可以对公安局做出的不当行为提出不同的意见。”吴晓灵言下之意是，因为公安局长兼任了政法委书记，使得检查院和法院只能服从于公安。吴当时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政法委书记不能身兼公安局长” 。
《自由亚洲电台》的文章称，但正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体制内人士的强烈呼吁并上书，才有了胡锦涛拒绝曾庆红安排接替周永康政法委书记职务的时任公安部长孟建柱，进入十七届政治局的动议。
2007年中共十七大上，周永康接任罗干的中央政法委书记。自此政法委的权力更是走向顶峰。
罗干、周永康仕途步步升的原因
凡事皆有原因，江泽民为何要让政法委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关键在于罗干和周永康紧随江泽民，甚至共同策划镇压法轮功。
1996年，罗干作为政法委副书记就开始在公安内部发起调查和准备镇压法轮功，但一直找不到任何理由和证据镇压。各地公安部门上报的调查结果都是“没有问题”或者“尚未发现任何问题”。各地体育总会的调查结果也都认为法轮功是一种“强身、健体、治病”的群众活动，没有任何非法行为。
有报导说，罗干无奈找到连襟何祚庥，两人策划99年镇压之前的一系列相关事件刺激法轮功学员，在天津事件中引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并指挥警察引法轮功学员围中南海，从而震动整个高层，为发动镇压制造口实。
1999年6月，“610”办公室成立，负责人由中共政治局常委担任，第一任李岚清，此后由罗干、周永康担任，专职迫害法轮功；何祚庥当时担任“610”办公室的学术顾问。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动镇压法轮功运动，密令“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算白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等迫害政策，而罗干是直接部署、实施和推动江氏的灭绝政策的人。
江泽民曾称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此举不但没成功，反而遭到中共体制内外不同程度的抵制和反对。政论人士陈破空在《究竟是谁要扳倒薄熙来》一文中称：“江任内镇压法轮功，留下平生最大污点。他后来发现，不仅他的同僚朱镕基、乔石、李瑞环等人对镇压法轮功态度消极，就连继任的胡锦涛、温家宝等人，对法轮功问题，也尽可能保持低调。江深知问题严重……”
由于镇压推行不下去，为了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江泽民让曾庆红出谋、罗干上阵，在2001年1月23日除夕下午，炮制了“天安门自焚事件”。中共喉舌第一时间报导此案，以诬陷法轮功。但经海外研究机构通过对中共央视播出的录像画面进行慢镜头分析，发现很多疑点，被证明这场“自焚”事件完全是一个精心设置的阴谋与骗局。
为了维持对法轮功的镇压，江泽民把专职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及政法委赋予绝对权力，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并胁迫利诱全国党政机关、公安政法系统参与对法轮功的迫害。在罗干的主使下，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残酷至极。
到2002年，面临退休的江泽民恐惧被清算，想方设法把铁杆心腹罗干塞进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9个常委5个是江派，江泽民还不放心，利用其心腹张万年等人在十六大上发动“兵变”，得以再留任2年军委主席，继续掌控军权。
到了2007年中共十七大，据悉，最大的人事争议点就是：江泽民中意的周永康进入政治局常委的问题。周永康当时因其劣迹斑斑，遭到中共内外的排斥，不断被人揭露恶行，甚至曾几度被迫提出辞去公安部长一职，但由于江泽民的强力干预，周最终被“硬塞”入常。
与此同时，各地各级公安部门一把手兼任政法委一把手，各级政法委书记也进入地方常委，都有对司法的绝对领导权，可以为私欲横加干涉、操纵司法运作。“法院是我开的”说法开始流行。这既为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提供方便，也是中国“十案九冤”司法现状的直接责任人。
江泽民需要为法制崩溃负责
胡锦涛掌权时候的中央政法委书记早突破了几十年来的政法委所谓“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的权力规限，大破政法委插手具体个案之禁，并统管中共各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国家安全部等部门工作，负责对法轮功的镇压行动。而这些主要是因为江泽民。
1986年江泽民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时任上海政法委书记的石祝三为其亲信。江为了让祝扩权，打破中央关于政法委的权力规限，让祝具体插手社会影响重大案例。
六四以后，江泽民成为总书记，又把这一套“成功经验”带到北京，并利用总书记之权推广全国，因而全国各级政法委因可插手具体案例，权势立时炙手可热。港媒称，法官收黑钱只要分一杯羹，“麻烦”时自有政法委“罩住”，无官不贪世风下，政法委与司法人员狼狈为奸，“靠法吃法”，有恃无恐。“司法黑社会”遍布全国的同时，上访冤民自1990始，每年的增幅都超逾两位数。
周永康的“第二权力中央”
为调集全国所有资源来镇压法轮功，政法委从中央到各省市成立类似盖世太保的特务机构——“610”办公室。“610”类似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小组，是中共为对付紧急状态成立的临时秘密最高权力机构，能根据需要调动军队、武警、公安、外交、财政、电讯、教育等等部门资源和人力，并有权要求政府其他部门服从“610”为镇压法轮功作的安排和调度。
中央到地方的政法委书记一般也同时兼任当地“610”办公室负责人。这个临时权力中心610通过政法委控制中国的公安、法院、检察院、国安、武装警察系统，并能随时调动中国外交、教育、司法、国务院、军队、卫生等资源，实际上是另一个中央权力中心。
而“610”的一切都由江泽民“垂帘听政”控制，并由政法委作为执行机构。中共体制中的这个“怪胎”使胡锦涛、温家宝成了“跛脚鸭”。“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在2002年后四起，也起因于此。
在九常委体制下，周永康不断将政法系统打造成其个人地盘，在中共政治权力格局中形成了以周永康为核心的“山头”，其本人亦获得了“政法王”的称号。政法委也成为中共“第二权力中央”。
周永康治下的十多年，政法系统制造的冤假错案越来越多，导致各地群体事件不断，上访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而中共把庞大的经费用于打压包括访民、法轮功、异议人士在内的所谓的“维稳”上，费用逐年递增。
据中共2012年3月份两会报告，中共在警察、武警和其他内部安全上的预算在2012年高达7018亿元，而中国的国防军费只有6703亿元。政法委系统拿到的钱比国防预算还要多出315亿元。
薄熙来、周永康利用政法委试图政变
2012年2月6日，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出逃美国领馆事件发生后，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塔网2月14日即报导，王立军交给美领馆材料中，有薄熙来、周永康联手图谋发动政变、在中共十八大后取代习近平的阴谋。外媒报导，美国副总统拜登曾对访美的习近平证实了这一事实。
周永康发动几次暗杀胡锦涛、习近平等丑行也逐步曝光。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等企图在十八大上让薄熙来接手周永康政法委书记的职位，然后薄熙来利用政法委掌握的公安、武警部队等在2年内夺取中共最高权力的阴谋曝光。
港媒《动向》杂志去年8月号曾披露，习近平遭遇过六次暗杀，并且全都是内部人雇凶作案。
自此，习近平跟胡、温联手，胡江斗转为习江斗，中南海博弈至今未息。
周永康三种武装力量：公安、武警、黑道
周永康担任中共政法委书记后，有目地的扩大武装力量。周手下的公安、武警是其两大武装力量。经江泽民扩充后的武警部队近200万人，在这支部队中，其中20万人的机动部队是江从所谓的“裁军50万”中偷梁换柱由正规军改编组成的精锐部队。机动部队共有14个师，这支部队装备精良，机动性强，有野战能力。
周永康曾掌管中共这近200万武警、公安和政法力量。
同时，中共把调动武警的权力下放到各地，目的是以免小的骚乱演变成迅速蔓延的地区性、甚至全国性的骚乱。但是这样一来，实际上使得这些武警成为了能被地方大员调动的地方武装力量。
另外，特警的设立也使得中共地方当局有一支随时可以动用的精锐部队，中共在2005年就在36个重点城市都建立了公安特警，装备精良。
此外，周永康手上还有另一种私家军。2014年2月，官媒广泛报导了四川省亿万富豪刘汉的涉黑案件，并高调曝光了刘汉团伙的武器库。据报导，刘汉武器库中，有军用手榴弹3枚；国产五六式冲锋枪、美制勃朗宁手枪等枪支20支；子弹677发；钢珠弹2163发；管制刀具100余把。
官方消息还说，刘汉的枪支弹药都是从政法委来的，周永康正是刘汉的最大靠山。报导说，刘汉等人被指控黑社会、故意杀人、包庇等罪名。据悉，刘汉掌控公司拥400亿资产。也曾经有报导称，刘汉是周永康的干儿子，当地人都知道。
刘汉于2014年2月20日被提起公诉，5月23日被判处死刑，2015年2月9日被执行死刑。
周永康利用李旺阳事件“绑架”胡锦涛
除了另建武装力量外，周永康还制造事件“捆绑”胡锦涛。
2012年6月6日，被誉为“六四铁汉”的李旺阳被发现死于湖南邵阳医院病房里，官方称李是上吊自杀。然而，没有人相信，在中共监狱里被折磨得又聋又瞎又瘫痪都没有屈服的李旺阳会自杀，此事引起全球公愤。
此后，香港2万5千多人上街抗议“要真相”，并呼吁当年七一更多人上街。此时恰逢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访港之前。中共官方紧张，被迫承诺彻查。
海外民运人士郭保罗曾经透露，涉嫌谋杀“六四”英雄李旺阳的三名主犯是：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邵阳人）、邵阳市公安局长李晓葵、邵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长赵鲁湘。
郭保罗并曝出，杀害李旺阳的命令来自中共政法委高层，目的是为了阻止他继续向外媒说话，同时震慑香港众多想为“六四”翻案的人员和反共人士，断绝港人期盼“六四”平反的想法。
不过，海外中文媒体博讯网引用香港特首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说，李旺阳“被自杀”后，香港特首办负责情报收集的工作组发现，有几股力量在香港较劲，都想利用李旺阳事件向北京施压。
据称，以周永康为首的政法委授意负责调查李旺阳的相关人员故意拖延调查，藉机激怒香港人，原因是在7月1日胡锦涛前来香港参加回归周年时，挑起香港市民举行更大规模游行示威，让胡锦涛难堪，也让中央认识到香港存在一股“敌对势力”，造成北京与香港的对立情绪，最终的目的则是让北京承认政法委这些年工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周永康或暗中操作 陈光诚最终去美
2012年4月22日，被山东警方软禁达18个月的中国著名盲人律师陈光诚逃到北京。4月27日一个视频曝出：陈光诚已身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并向时任总理温家宝提出“依法惩治罪犯”、“依法保障家人安全”、“依法惩治腐败”的3个请求，陈光诚还要求与温家宝会面。
此消息立即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也成为国际事件。随后就陈光诚前途问题中美两国进行了密集的谈判。陈光诚原意仍想留在中国，同时要求美国方面保护其安全。
但是几天的秘密谈判后，美方官员突然告诉陈如不离开使馆，中共会把已带到北京的他的妻子和孩子送回山东，美方无法保证她们的安全，最终陈光诚选择了离开美使馆。就在离开几小时后，陈及其家人再次遭性命威胁。这种突变让陈光诚再次感到害怕和恐惧，他被迫选择离开中国。
今年2月25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刊文称，陈光诚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时他希望经过两国协商可以让他继续留在中国，自由地工作和写作。陈光诚描述，他逃到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时，其喜悦的心情很快就被现实的冷酷所冲淡。当时，中美双方都想让他离开大使馆，他当时压力很大，感到“失望和绝望”。
有分析认为，时任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故意制造恐怖气氛，一边故意暗中威胁陈光诚；另一方面，江派利用其控制的北京媒体高调宣布与美国“在陈光诚事件上合作成功”，最后向美国施压，逼迫希拉里做出妥协。并给外界造成胡、温无法掌控局势的印象，同时也藉此让中国人对美国感到失望。
陈光诚是位盲人农民，经过自学成为乡村义务律师，后成为维权律师，不断在国际社会曝光山东临沂计划生育委员会残酷折磨村民的反人性恶行，招致中共政法委官员的痛恨。2005年7月开始，陈光诚及家人被软禁，2006年被关押，直到2010年刑满出狱后，山东政法委每天派出20多人，看守其位于东师古村的居所，不许陈家人与外界接触。
周永康与江绵恒合作
2014年7月，海外中文网披露，中共的“金盾工程”早已升级为绝密工程“大情报”，当时的王立军参与启动这个工程。该工程设置在公安部下，目的是监控13亿国民，其监控手段和方式令人震惊，这个工程已经进行了10年，密不透风，直到今天仍不为外界所知。
最早提出数码监控系统“金盾工程”设想的，据报是“中国电信大王”、江泽民之子江绵恒，他是中共网络防堵监控系统的策划人，大纪元曾引北京消息人士称，江绵恒的设想在获得江泽民赏识和支持后成行。
江泽民让江绵恒搞了一个“网路金盾工程”。一方面藉此工程“收买拢络”跨国网路公司，二方面全面封锁国外异议网站，加强中共公安对网路的监控，三方面可以藉此转移政府资金给他儿子的公司，一举数得。
据《江泽民其人》介绍，江绵恒主持的金盾工程前期投资就是8亿美元，为的就是不让大陆网民得到任何有关民主、人权、自由，特别是法轮功的海外资讯。
中共1998年启动的“金盾工程”（全国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是中共秘密建立的一个庞大的网路监控项目。该工程包括一个综合的、多层的、包括网络各个环节的封锁和监视系统，涉及技术（电信与网络服务提供商）、行政、公安、国安、宣传等很多部门的系统工程，其实是一个网络封锁与监视系统，可以用来看、听、及“思维”。总体工程规划五年内完成，分两期建设。
金盾工程最初只是防御性质，被用来封锁和过滤法轮功真相。公安部部长助理、“金盾工程”领导小组办主任李润森曾经称：“‘金盾工程’在与‘法轮功’和其他敌对分子的斗争中，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
“金盾工程”升级为绝密工程“大情报”
随着中共“维稳”压力日益巨大，公安部门终于“弃盾用矛”，将金盾工程变为“大情报”工程。在周永康2007年就任政法委书记，成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之时，公安部对金盾工程验收，继而转为“大情报”工程。
博讯报导，公安部的大情报系统已经设置到地市一级的公安部门，将近10年，仍不为外界所知。该绝密工程框架已基本完成，但细节仍在进行中。
薄熙来、王立军倒台后，大陆《财经》杂志曾报导，薄王掌控重庆时，建设一个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监控系统，该系统有50万个摄像头，遍布全市各区、各单位机构、街道居委会、生活小区等，声称重庆市每个角落都在监控之中。
王立军还曾亲自出马聘请全国顶尖的专家技术团队，研发一套用于监控手机和互联网的安全系统，号称可以跟踪监控全市乃至全国的手机互联网信息。王立军曾当着到访的政要显示这套监控系统：只要输入名字或手机号码，目标对象的有关个人信息、以至所在方位行踪等资料，就会一览无遗。
据称，“大情报”系统建成后，能够在12分钟内将全国13亿人查一遍，在4分钟内将全国在逃人员查一遍，在3分半钟内将全国驾驶员全部查一遍。
文章总结称，这个“大情报”工程包括电话监听监控、手机监听和定位、网络监控、街头摄像监控等。近日爆出公安部购买病毒软件监控。其中监控内容广泛，监控不择手段；监控、收集、使用不受约束；利用监控的内容迫害公民。最可怕的是，公民私下交流的资讯也被全盘监控，人都变成透明的了。
知情者评估，周永康的这个“大情报”工程，各种累加投入不会低于一万亿人民币。例如媒体曝光薄王管治下的重庆市大情报系统，仅基础设施（50万个摄像头及相关配套）, 就达200亿元人民币。
利用“大情报” 周永康监控高层
薄熙来、王立军在重庆建立的整套监听、监视系统，不止是针对老百姓，包括胡锦涛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共高层的电话均被窃听。
来自北京的消息说，胡锦涛主政贵州时的部下刘光磊，后来调任重庆政法委书记，与胡锦涛办公室有热线联系，被王立军发现并长期监听。而王的监听行为又被中共中央办公厅发现。
习近平、贺国强、李源潮、吴邦国等在重庆考察期间，王立军都部署监听。他多次将获得的重要内容告诉薄熙来。王立军还与中央警卫局攀上关系，了解到主要领导人的行踪和私密。
2014年2月被免去国安局局长的梁克，据消息人士透露，其涉嫌把来自安全局间谍网、电话监听，以及线人提供的信息，非法转交给周永康，为其提供帮助。
一名前中共安全部门官员说，“官方传达的信息是梁克涉嫌腐败。但梁克被拘留也与他被怀疑帮助了周永康有关，他的做法超出许可的手段和渠道。”
习近平十八大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削弱政法委的权力。在中共十八大的权力安排中，原有九常委被改为七常委，政法委书记被降格，不再列入常委。
中共两会前，中共官媒热炒反腐没有“铁帽子王”，以及舆论热议“庆亲王”诸多腐败问题。外界舆论都猜，习近平王岐山反腐利剑正式指向周永康的后台曾庆红和江泽民。
大纪元记者程静综合报导
责任编辑：林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