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周一）上午，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的夫人耿和走进旧金山南湾一家邮局——头天下午她已经来过，但是因为独立日放假，邮局没有营业。同时提起控告的还有耿和与高智晟的女儿耿格和儿子高天昱，耿和是高天昱的法定代理人。
耿和说，他们一家是个普通的家庭，高智晟做为一名律师，只是想尽到维护社会正义的职责，而她也只是一个期望相夫教子、踏踏实实过日子的普通女子，但是在中国，实现这样的理想实在太难，需要付出残酷的代价。他们一家所经历的苦难都是江泽民在位时发起对法轮功和其他群体的迫害造成的，“江泽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审判江泽民可以恢复最起码的良知和正义，消除恐惧。高智晟也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我们一家人才能团聚”。
上世纪八十年代，年轻的耿和是当地有名的“一枝花”。谁都没有想到，她会看中家境贫寒、毫不起眼的陕北农村小伙子高智晟，勇敢地为自己选择了这段当年不被任何人看好的婚姻——二十年后，他成为举世瞩目的、冲破中国专制铁幕的重磅人物。她不在乎他无力举办一个盛大的婚礼，不在乎他推着车子在新疆街头卖菜，她只是赏识高智晟善良纯朴的品格和出世的才华。
当高智晟成为律师决定为中国受打压群体发声的时候，她与丈夫一起关注、同情普通中国人所经受的触目惊心的人权灾难。2005年11月21日，她公开发表退党声明，抗议当局对高智晟律师及家庭不断升级的打压。
2006年8月15日，当高智晟在山东被绑架，耿和和一儿一女也同时在北京失去了自由，4名女警和2名男警住进家里，还有房门外24小时蹲守在家门口、楼门口、小区院内的几十名警察把这所奥运村附近小关北里11号楼7单元202室的民宅变成了监狱。
耿和和一双儿女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视野之内并被详尽纪录，去洗手间不能关门，睡觉时不能关灯，这些警察成了高家的主人，如果有人敲门，前去开门的只能是警察，从新疆赶来照看孩子的耿和母亲也被他们要求查验身分证和火车票。
女儿耿格上学时必须由五、六个警察押送，他们经常在车上侮辱她的父亲高智晟，不允许她和同学说话，午饭时间也有警察轮流看守。为了断绝耿格与外界联络的渠道，耿格所在班级的计算机课被学校无故停课，同学也被要求不能带手机上学，老师甚至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宣布，如果谁把手机借给耿格用，那以后的事学校和老师都管不了了，都归警察管了，耿格曾经为此遭到同学的抱怨。
儿子高天昱当年只有3岁，正在上幼儿园，但是他也没有例外地与母亲和姐姐一起过着囚徒生活。他每天上幼稚园由4名警察接送，教室里还特地装上了摄像头。老师、家长和小朋友都对他另眼相看，小区里原来的玩伴也躲得远远的，后来，那些警察为了省事提出不让高天昱上幼稚园，是母亲耿和以死相逼才争得他继续上幼稚园的权利。
这段时间两个孩子受到的伤害几乎是致命的。恐惧和压力使十三岁的耿格不堪忍受，她几次出逃，又被警察抓回来，受到更加严密的监控。她变得多病、易怒，常常在班上控制不住地放声大哭，哭声连班上的男同学都听不下去。她还经常自残，拿小刀割脉，自从08年秋天被报名高中拒收后，她每天待在房间里不出来，不吃也不喝，精神几近崩溃，新陈代谢也紊乱了。她的弟弟也变得焦虑敏感，睡眠不好，不愿意上幼稚园，一听到“山东”两个字就惊恐万状地表示躲闪，他认为这是一个会让他父亲和所有人消失的不祥之地。
其实耿和的日子也不好过。那些警察经常在她的家里谩骂高智晟，还在她去买菜的路上殴打她，有一次她被打得披头散发，牙齿打掉了一颗，满脸流血，衣服被扯成碎片。她还经常被级别高一些的警察叫到办公室，说高智晟不顾家庭、不负责任、不是个好丈夫，要求她离婚。
耿和有过消沉，也有过绝望，甚至想到过自杀，但是她说，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妥协和背叛，因为这不符合她做人的理念，“一方被迫害，另一方就提出离婚是不道义的。这种情况，已经离婚的都应该复婚”，而以政府身分逼迫公民离婚，说明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毫无人性的政权。
不仅如此，耿和还有长达五年的时间没有与父母通过电话，因为她打来的电话使全家人都紧张，而唯一敢接电话的姐姐很快就被威胁两个女儿的工作即将不保。迫于压力，耿和那段时间几乎和所有的娘家人都断绝了来往。
从2009年来美并获得政治庇护后，耿和和耿格、高天昱母子3人的伤痕在这个自由开放的国度里正在慢慢平复，而出狱已经将近一年、但至今仍在遥远的中国北方边地被软禁的高智晟，是这个家庭还在流血的伤口。提起丈夫高智晟被九年迫害和无数酷刑折磨得异常虚弱的身体，耿和流下了心酸的眼泪。在刑事控状里，耿和详细讲诉了丈夫高智晟遭受的迫害和不能获得完全自由的软禁生活。
她说，这个时候，妻子和孩子都应该陪在他身边照顾他的生活，陪他去就医，享受天伦之乐，但是现在，他们不能见面，连通电话的时间都非常短暂，孩子们每天想念着一个记忆中模糊的父亲。
耿和呼吁审判江泽民，结束这场全民迫害和家庭悲剧，消除恐惧——他们一家人应该拥有爱的权利。
大纪元记者梁博旧金山湾区报导
责任编辑：赵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