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离失所十二年 患难夫妻的人生故事


去年逃亡至澳洲堪培拉的张泳夫妇,近日向中国大陆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了刑事控告书,控告16年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 


2015年7月20日,张泳和于曼华在中共驻澳大使馆前烛光悼念被迫害致死的大陆法轮功学员。(本人提供)

1999年7月,江泽民一手发动了针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下达了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的镇压命令。一夜之间,中国大地上又掀起了文革式的红色恐怖,狂飙席卷所及,血雨腥风,万里朱殷,善良的中国民众再遭专制荼毒。张泳和妻子于曼华本是一对平凡夫妻,然而泱泱大陆,竟无一个家可以安居。 

流离失所 


张泳清华大学毕业证书。(本人提供)

品学兼优的张泳当年以第一届中学生全国物理竞赛大连市第一名、全国第15名的优异成绩,被保送到清华大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大连广播电视发射台。1999年7月20日中共镇压法轮功,大连市成为辽宁省迫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当时我在大连电子研究所工作,中共要求各单位把单位中有多少炼法轮功的都报上去,我的领导为了保护我没有上报,但是派了一个同事盯我,我做了什么他都向领导汇报。2001年我被调到大连电视机厂工作,也被强迫到大连电视台的一个礼堂去看污衊法轮功的演出,后来我经常给那里的同事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还送给他们真相资料,后来这被当成了他们迫害我的所谓‘证据’。”张泳说。

2000年6月,于曼华因修炼法轮功,警察到家里找她,她不得不离开家,从此流离失所。她在沙河口区台山小区租了一间房子暂住下来。警察为了抓她,天天上她母亲家砸门踹门。有一次警察来砸门,于曼华的嫂子去开门,警察一进门就把她按在床上,说你是不是叫于曼华?她说不是,警察又问:于曼华到哪去了?她说不知道,吓得浑身颤抖,心跳得很厉害,从此以后心脏一直不好,工作也干不了,一有人敲门就说不出话来,全身发软。于曼华说:“我妈80多岁了,被吓得浑身颤抖,心跳过速,说不出话,天天挡着窗帘不敢见人,我嫂也被吓成心脏病,全家人受了很大的打击和伤害。后来我妈和嫂子都不敢在家里住了,都在外面租房住。”2002年4月24日,为逃避警察抓捕,张泳打了电话约妻子于曼华在机车厂秘密见面,“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回家。当天晚上我们也不知道上哪儿,也没敢坐车,我们俩从机车厂步行到于曼华的二哥家住了一晚,当时已经半夜12点多,第二天我们又到于曼华的朋友家住了两天。”张泳说。

2002年4月27日,在大连四处躲藏的夫妻俩不得不坐汽车离开了大连,来到瓦房店,从瓦房店坐车到了得利寺,从得利寺坐火车到了山海关,再从山海关坐火车晚上又到了天津。“在天津侯车室突然来了一帮警察要查身分证,我叫张泳赶紧走开,随后我也走了,我们从另一个候车室上了火车,最后才到江苏丰县葛庄。葛庄是个很穷的村子,很荒凉,在那里我们吃了很多苦。每天早晨2点起床蒸馒头卖,到了晚上也不敢睡觉,天棚上都是壁虎很吓人,我身上被跳蚤咬得满身都是包,再加上丰县夏天很炎热,所以日子过的真是非常难。”于曼华说。

2002年6月,他们的朋友被抓,警察也在到处找他俩。夫妻俩只得离开丰县来到广州。

“到了广州是晚上,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们很仿徨,不知道怎么办。”张泳说。车站人潮四处流动,各奔去处,只有他俩——一个清华才子和一个与他相依为命的女子,拎着仓促简陋的行李,站在车站口,不知该往哪里走。“我们不敢去住旅馆,怕查身分证。后来找了一个小旅馆,没要身分证呆了一晚。后来到了番禺,合租了一间房子,住了20多天。”张泳说。后来他们又搬到深圳龙岗布吉镇,租了一间房,房子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他俩只好买了一张席子当床。 

非法抓捕

“2002年8月8日这是个不祥的日子,”于曼华说,“早晨起来就很害怕,张泳要出去找工作,我也要跟着去,因为自己呆在家里害怕。走在街上看到一个人手里拿着两条蛇,心里更害怕了。等到晚上回来的时候,看到房主和一帮人在楼下打麻将,还跟我打招呼,当时我就感觉不对劲,其实和他一起打麻将的全是便衣。等到凌晨2点有人砸门,我们没开,接着他们就把门踹开,进来一帮人,手拿着棒子,说是要暂住证,其中一个便衣大声吆喝要我蹲下,我被吓得蹲下了。”

“江苏公安局派了四个人从江苏跟过来了,其中有一个是丰县公安局副局长,姓张。”张泳说,“那晚一共来了八、九个人,先是说要查身分证,我们刚要拿身分证,他们就把手铐拿出来要铐我们,我不让他们铐,他们就把我按在地上,把我的双手铐在背后。他们还命令我妻子蹲在地上,我妻子有些害怕就蹲下了,我想不能听从这些人的命令和指使,学炼法轮功没有错。就大声喊“站起来”,我妻子又站起来了。他们当时很害怕,打电话叫人增援,后来又来了一些人,他们把我扔进一辆厢式货车里,把我锁在里面,我使劲踹车门。后来他们把我们绑架到深圳布吉派出所,当时没让我们穿鞋,脚都扎出血了。”

张泳和于曼华被分别关在两个有铁栏杆的屋子里,只能听见对方的说话。于曼华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头晕、恶心。“派出所后面有四、五个房门都是铁栅栏,阴森森的,”于曼华说,“我当时感觉就像天塌了一样,心想我们修法轮功是做好人怎么被关在这里。他们太邪恶了,我接受不了,就不想活了。我把自己这个念头告诉张泳后,张泳就在那边喊:千万别有这个想法,我需要你,一定要活着出去!他从那边门缝里可以看到我的脚,就这样我们隔着冰冷的铁栅栏说了一夜的话。”

说到天亮后,他们被送到深圳看守所,关了七天,然后被带到深圳火车站,准备押他们回丰县看守所。

于曼华说:“上火车后,我跟警察局长讲真相,我说张泳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他炼法轮功是为了做好人,是修真、善、忍的,你们不应该抓他。局长听了,说没办法,是上面叫抓的。”

“我们到了丰县火车站,丰县电视台也去了,先是给公安副局长摄像、采访,还给我们摄像,说是他们又立了一功,还要提升。”张泳说,“半夜我们被送进丰县看守所,第二天就提审,我们俩被连审九天,他们什么也没得到。我们带的钱和电脑也被他们抢走了。我们到了看守所连手纸都买不起,天冷了,我们还穿着短袖的衣服,因为家里不知道我们在这儿。我们在这里度日如年。”

2002年11月大连国保大队派陈欣、张克力等人来到丰县看守所。“陈欣叫我按手印,我不按,他打了我几个耳光,还踢了我一脚。”张泳说。

于曼华说:“当时管教还以为要放我们,当到大门口看我们俩手上还带着手铐,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就这样我们被带到了大连星海派出所。张泳被关在铁笼子里关了一夜,我被关在另一个房子。第二天被送到大连看守所,我被分在九监室,一共60多人,睡觉都不能平躺,必须一个挨一个侧着身子睡,叫‘立刀’。吃的馒头里都有沙子,饭里经常有苍蝇。”在大连看守所,夫妻俩人被非法关押了近三个月。 

非法劳教

2003年2月18日,张泳和于曼华各被判劳教两年。张泳被送到大连教养院,于曼华被送到臭名昭著的沈阳马三家教养院。“到了教养院,我被送进二大队,”张泳说,“刚来的人都被送进这个大队,有炼法轮功的,也有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的,都是未经法院正式审判就被他们非法关进来的。在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炼法轮功和信仰天主教、基督教是违法的,是中共邪党违反法律把我们拘禁在这里。”

2003年3月19日,张泳又被分到八大队,这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大队,在这里他遭到了极端残忍的酷刑折磨。“每个屋里有两个人看着我们,大小便都不让出去,屋里放一个大桶,在里面大小便,晚上睡觉他们故意打开窗户冻我。”张泳说,“周凤武用床板打我,宋书武用马扎子往我头上猛打,打的鲜血直流,恶警王化金进来看见了也不管,还用鞋底子抽我脸。他们让我坐在马扎上,一只手铐在暖气管上,另一只手铐在铁床上,并把铁床用力向外拉,一直保持这个状态,手铐的牙深深嵌进手腕很痛,晚上也不让睡觉。当时我非常痛苦,像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感觉一分钟就像一年那样漫长,我被吊铐了一天一夜……”

于曼华说:“我记得4月份就开始干活,每天强制劳役12小时以上,每天都是超负荷奴役迫害,干的都是有毒的化学产品,身心遭受难以想像的痛苦。我们生产的产品远销世界各地,比如我们做的花环,来的料都很熏人,闻着都恶心,很多人都患了各种疾病。2003年7月我被打过毒针,使我的身体渐渐的出现状况,腰疼头晕恶心,记忆力减退,身体一点劲都没有,尿蛋白、尿血,走路都很艰难。就这样她们还叫我扒苞米、拔草,一个人拔一块很大的地,草有一人多高,拔都拔不动。当时我觉得自己可能要死在这里了。有一天我在床上躺着,恶警施宇叫我起来干活,我说没劲儿。她说那就上医院刮宫,我说不去。她说不去就得干活。第二天下午她把车找来,要拉我上医院,我说死也不去。就这样她们没迫害成。”

2004年7月17日,于曼华被释放。8月7日,张泳被释放。派出所片警刘庆有到大连教养院把张泳接走,当时张泳被迫害得骨瘦如柴,精神受到很大摧残,眼神发呆,手脚末梢神经不灵敏,全身没有力气,站起来都困难,走路只能一点一点的挪。刘庆有威胁他说:“你再有一次就没命了。”一直到现在他的手脚仍然不敏感,干一点体力活就感觉全身无力。以前的他,身材高大魁梧,非常健康,冬天冬泳,零下十几度穿短袖衣服在外面走,也不觉得冷。 

经济迫害

释放回家后,张泳和于曼华仍被严密监控。当时张泳在妻子家住,因为老人没人照顾。每到敏感日,街道和警察都要上他们家骚扰、敲门、砸门,老人觉得很害怕,精神受到很大打击,窗帘整天也不敢打开。在家里是呆不了了,一家人只好在外面租房子住。

张泳说:“当时我回单位去上班,单位不让我上班,说是已经把我开除了。我去应聘别的单位,他们要身分证,一查我是炼法轮功的,都不敢要我。因为我是大连15个重点监控的高科技人员之一,所以他们对我监控得很厉害。后来到以前同事开的小公司里工作,在公司里我是专门搞研发的。我设计的‘雷达记录仪’、‘车牌识别系统’、‘中频视频切换系统’等都为公司创造了很大的经济效益。我设计的‘视音频监控系统’在招标中,在很多北京著名科技公司竞标的情况下,被河南电视台选中。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中共以维稳为由,大肆绑架法轮功学员。公司领导很害怕,担心一旦我被抓,他们会受牵连,开发项目也会受影响,所以2009年年初把我辞退了。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没有工作,仅靠双方父母资助维持生活。这五年我们搬了许多次家,因为中共时不时就来找我们的麻烦。”

2010年11月份起,法轮功学员数次在大连交通广播电台成功插播澄清法轮功真相的节目。中共前政法委头目周永康亲自坐镇大连,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全被叫去问话。张泳说:“因为我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的,所以他们怀疑是我干的,到处找我。我的弟弟和母亲先后被叫到派出所询问我在哪住,我妈说不知道。他们说,‘共产党想抓一个人还不容易!’”

为了安全,他俩又另租了一个房子。于曼华说:“房子条件很差,一个月350元,只有五平方米,只能放一张床,上面有个吊铺很高很窄,就能躺一个人,一翻身就能掉下来,连梯子都没有,我每天上床都要踩着张泳的肩膀才能上去。有好几次睡着了差点掉下来。每天只有晚上才敢出去买菜,白天不敢出去买菜,就这样我们住了三个月。后来又到很远的地方租了房子,因为那儿便宜。我和张泳都很喜欢小孩,可是长期的颠沛流离哪容得了我们要孩子呢,自己生活都靠父母资助,所以我们到现在也没有孩子。” 

永不放弃 


张泳的解除劳教证明书。(本人提供)

张泳说:“我们这个年龄应该是可以养家和孝敬父母的,但却一直要靠年近八十的父母来养我们……后来我们想办法逃离中国,2014年来到了堪培拉。”

2014年7月16日,张泳和于曼华参加了澳洲反活摘器官听证会,澳洲众议员克雷格‧凯利拥抱他俩,并对他们说:“你们现在安全了!”每回想起这一刻,张泳夫妇的眼中泪花闪烁。

张泳最后说,“如今还有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关押、被酷刑、被活摘器官。我们不会放弃向人们澄清法轮功真相;不会放弃在堪培拉中国大使馆前的抗议;不会放弃通过正常的渠道来伸张正义。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有很多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吃的苦,受的难,比我和曼华苦多了。我们不会放弃,会用尽可能的方式来制止迫害,起诉江泽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对法轮功学员采取群体灭绝,和当年的纳粹有什么区别?!当年纳粹屠杀犹太人时也没有想到会有纽伦堡大审判吧。”

到8月27日为止,超过16.6万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中共最高检察机构控告江泽民,敦促就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案公诉。 

后记

“十二年的漂泊,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家。”这是我听完张泳夫妇故事后,脑中闪过的一句话——现实和物欲的环境已经让很多人很难相信有质朴的情感。人到中年移居海外并非易事,但在这里他们总算有机会开始过上普通人的正常生活。真诚祝福他俩,也希望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迫害能早日结束,让千千万万的大陆法轮功学员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大纪元记者夏墨竹堪培拉采访报导

责任编辑:尧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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