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25年里，《纽约时报》每到关键时刻都会出手维护中共权力派别的利益，却罔顾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残酷迫害、实施暴行的事实。
通过分析《纽约时报》有关中国的报导以及对六位研究中共政治和地缘政治的专家进行采访，我们发现该报不仅牵涉道义问题，还对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进行歪曲报导，误导读者。
一些专家指出，由于该报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力过大，其偏颇的报导很可能已导致难以量化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据《纽约时报》前员工透露，几十年来，《纽约时报》一直将自己定位为一家全球性报纸，始终坚持必须进入中国的原则。这意味着它要努力说服共产政权，使其相信该报的存在会给其带来好处。
该报从未解释过它为进入中国付出了什么代价。
该报前编辑汤姆‧昆茨（Tom Kuntz）告诉《大纪元时报》，“（该报）始终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想成为一家全球性报纸，你必须做些什么才能让中（共）国高兴，才能在中国保持业务？”
他说，“紧张局势一直存在着，但我知道，他们和很多公司一样，都在努力保持与中国的联系。”
美国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前高级研究员、中国战略评估专家、《大纪元时报》撰稿人布拉德利‧塞耶（Bradley Thayer）则更加直言不讳。
他告诉《大纪元时报》，“如果他们不按照（中共）政权希望的方式报导该政权，他们就会被列入黑名单，将无法再回（中国）来，因此，所有这些人都有既得利益，可以说，他们有遵循党的路线的动机。”
多位专家证实，《纽约时报》在报导中共政治时，把中共的欺骗当作诚意，在应该深入挖掘的地方却轻描淡写，所采用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迎合以前党魁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小集团的利益。
自2012年以来，中共新任党魁习近平在铲除对手方面展现出了出人意料的圆滑手腕，江泽民的势力逐渐减弱，在2022年江泽民死亡后，只有少数江泽民的前拥护者还保持着影响力。尽管权力发生了转移，但《纽约时报》仍保持了亲江模式。
《纽约时报》没有回复本文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详细问题。
特殊地位
2001年，时任该报发行人的小阿瑟‧苏兹伯格（Arthur Sulzberger Jr.）和几位编辑、记者获得了难得的会见江泽民的机会，并与这个独裁者建立了特殊的联系。
该报以“用江泽民的话说，‘我希望西方世界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为题刊登了一篇谀词十足的采访。
几天之内，中共解除了对《纽约时报》中国网站的封锁。
一个月后，中共又解封了其它几个西方新闻网站，其中包括《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旧金山纪事报》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网站。然而，解封不足一周，这些网站再次被封锁。
但《纽约时报》网站仍然可以访问。
用户随后报告说，该网站上的内容被有选择性地屏蔽，让该报在不超出中共可接受范围的情况下，有机会从进入中国市场中获益。
这次采访对江泽民来说正值敏感时期。此时他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就要把党的控制权交给胡锦涛，完成他的前任邓小平规定的接班路线。
但江泽民的日子并不好过。他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一场旨在迫使党和全国人民屈服于他的控制的政治运动，但这场运动未能达到目标。更糟糕的是，包括《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在内的外国媒体都重点报导了中共非法拘禁和酷刑的情况，揭穿了中共的反法轮功的宣传谎言。
相比之下，《纽约时报》似乎对江泽民的运动最有帮助。截至2001年采访江时，该报已发表了数十篇有关法轮功的文章，而且几乎所有文章都重复了将法轮功描述为“邪教”的中共宣传。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一种基于“真、善、忍”法理的精神修炼方法，包括舒缓的功法动作。法轮功于1992年在中国开始向公众传播，到上世纪末，估计有7000万至1亿人在修炼。
2001年1月，当中共国家媒体声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自焚的几个人是法轮功练习者时，《华盛顿邮报》派出了一名记者对该报导进行事实核查，而《纽约时报》则立即将中共的说辞当作事实。
假如该报真的发挥其备受推崇的调查敏锐性，就会像其他媒体人一样发现该事件是伪造的。据称，第一个男子在广场中央点燃自己后，四名警察突然间就弄到了几个灭火器、赶到现场，并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将火扑灭。
几项独立调查得出结论，指出了其它数十处与客观事实相悖之处。考虑到巨大广场上的距离，上述警察立刻拿到灭火器的情况在物理意义上讲是不可能的，除非警察们已经准备好了灭火器，并且事先知道广场上哪些地方当天会需要灭火器。
即使没有进行任何调查，也不难看出这起事件是站不住脚的。据说，受害者相信活活烧死自己可以上天堂，但法轮功中没有这样的理念，相反，法轮功的文献将自杀视为杀生，自杀是法轮功明令禁止的。
奇怪的是，《纽约时报》甚至没有想到，自1992年法轮功公开传出以来直到所谓的“自焚”那天，在数千万修炼者中，没有一个人公开自焚，那天之后也没有一个人这样做。
甚至在《华盛顿邮报》的调查者追踪去了几位所谓的受害者的家乡并发现从未有人看到他们修炼法轮功之后，《纽约时报》仍在继续鹦鹉学舌地重复着中共的宣传。
江泽民显然对《纽约时报》很满意，在2001年的采访中称《纽约时报》是“一份非常好的报纸”。
几位专家肯定地说，在法轮功问题上获得江泽民的青睐对《纽约时报》尤为重要，因为它符合了中共政治的核心原则。
犯罪伙伴
中共内部政治的基石之一是掌权者要确保自身安全，尤其是退休后的安全。干部们都非常清楚许多高层领导的悲惨命运。刘少奇曾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当政时期的二号人物，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清洗、逮捕并被折磨致死。
1989年，当毛泽东的继任者邓小平寻找继他之后掌管中共的人选时，他选中了支持中共部署军队镇压1989年学生抗议活动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
《大纪元时报》资深编辑马修‧利特尔（Matthew Little）在2012年的一篇分析文章中解释说，“因为江泽民与镇压学生有牵连，所以邓小平可以信任江泽民作为接班人；假如江泽民将来想利用大屠杀对付邓小平，那就会牵连到江自己。”
江泽民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选择接班人，鼓励自己的亲信通过支持迫害法轮功来积累所谓“政治资本”。据《大纪元时报》此前报导，一些人热衷于迫害法轮功，将迫害升级到无法形容的野蛮地步，尤其是怂恿参与迫害者以酷刑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
这些官员因共同参与暴行而被捆绑在一起，成为江泽民权力派系的核心，被称为“上海帮”。
为了换取他们的支持，江泽民任由上海帮滥用职权、掠夺国有资产，由此为全国范围内的“腐败文化”奠定了基调。
这种“文化”对江泽民来说有双重目的。据《大纪元时报》发表的非官方江泽民传记，一方面，这让江可以收买支持者，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他正努力在中共干部中建立权力基础，而那些干部普遍认为他无能；另一方面，他还可以以“反腐败”的名义铲除对手。
但反腐之剑是把双刃剑，正如习近平后来证明的那样，这把剑也可以有选择地用在江派身上。
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通过犯罪建立的纽带更为牢固。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说，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如此普遍，以至于没有一个中共官员敢冒被揭露的风险。
不过也有一个问题，邓小平指定的接班人胡锦涛对迫害法轮功并不热衷。
中国时政评论员李林一说，“江泽民试图推动胡锦涛迫害法轮功，但发现胡很不情愿，从那以后，他们的关系开始恶化，江泽民对胡锦涛越来越不放心。”
正如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共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受害者伸冤一样，胡锦涛至少在理论上可以为法轮功伸冤、指责江泽民并清除其派系。
李林一说，实际上，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他说，“平反‘文革’的代价是巨大的，不仅一些中共高层领导被清洗，而且中共承认他们犯了大错，这不利于他们在中国长期掌权，现在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作所为仍然受到批判。”
李林一说，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共领导人才会在法轮功问题上向回走，前提是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挽救中共政权。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胡锦涛及其支持者不能以其它方式利用法轮功问题打击江泽民及其派系。事实上，有证据表明他们已经这样做了。
《大纪元时报》兄弟媒体新唐人电视台（NTDTV）的资深中国评论员横河认为，“所有（江泽民的）政策都可以由胡锦涛继续执行，除了这一条——江泽民唯一担心的是迫害法轮功的政策（被否定）。”
几位专家证实，江泽民因此有极大的动力来制约胡锦涛，以维护自己的地位。
事实证明，《纽约时报》在这方面帮了江的大忙。
支持独裁者的说辞
截至2002年，《纽约时报》已进入亲江泽民模式，效仿中共的宣传口吻，宣称法轮功已被成功“取缔”。
该报援引中共消息来源称，法轮功已经过时，而且过去只有200万名练习者。该报甚至声称法轮功人士提供的7000万（修炼人）的数字是毫无根据的。
然而几年前，在迫害开始之前，包括美联社和《纽约时报》在内的多家西方和中国媒体都提供了7000万或1亿的数字，这些数字通常都是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统计的。该政府机构在20世纪90年代末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查，从而获得了最可靠的数字。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还将江泽民塑造成一个将中国带入世界舞台的友好改革者。
2002年，该报的一位特约撰稿人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宣称，“用中国人的话说，江是一位非常亲美的人。”
该报称，尽管中国过去有过失，但现在“正变得更加开放、宽容并且重要”。
该报甚至刊登了一篇关于一些中国人到江泽民家乡“朝圣”的吹捧文章，据称那些人是去研究当地环境如何“养育”了这位未来的国家领导人。在深入探讨江泽民的家庭历史时，这篇文章顺便漏掉了一个对江泽民来说最敏感的事实──他的父亲在二战期间是日本扶植的傀儡政府的宣传官员，因此在中国人眼中是个汉奸。
江泽民决定在2002年退休后继续担任中共军队最高职务，这被该报描绘成实力的象征。
该报没有充分认识到江泽民将政治局常委（官方统治国家的机构）从7人扩大到9人的意义：让宣传部长李长春和政法委书记罗干进入政治局，使胡锦涛领导下的委员会至少有6名成员是江泽民的忠实拥护者。
排挤胡锦涛
江泽民退休后，中国的一些情况发生了变化。虽然胡锦涛经常被形容为谨慎而僵硬，但这也使他乐于听取他人的意见。他的副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是一位思想较为开放、以改革为导向的中共官员。李林一认为，至少在某些改革措施上，温家宝可能会得到胡锦涛的支持。
李林一和其他分析人士一致认为，实际上，胡温政府被证明是无所作为的。
在最初几年，人们总是看到胡锦涛跟随江泽民出席官方活动，保持一种严格规定的从属关系。甚至在2004年江泽民卸任军方领导人后，胡温的改革尝试也毫无进展。
李林一认为，“部分原因是他们发现，每当他们试图改革和放松一些控制时，相应的权力就会被江派攫取，让江派在派系斗争中进一步占据优势。”
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江泽民看中，江希望陈在2012年接替胡锦涛，但陈良宇对自己非常自信，公然违抗胡锦涛为遏制不良投资而缩减国家融资的政策。
2006年对陈良宇的腐败调查被广泛解读为胡锦涛的报复。
但即使江派在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中处于下风，《纽约时报》仍让读者觉得江派人马牢牢地掌控着局面。
该报在报导此事时，将带头调查陈良宇的功劳归功于江派实际二号人物、国家副主席曾庆红。
该报报导称，“从了解该行动的人士处得知”，调查是“由曾庆红策划和监督的”，曾庆红利用调查“迫使省级领导人听从北京的经济指令，排挤忠于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的官员，加强曾庆红本人及其现任主子胡锦涛主席的势力”。
文章甚至声称，曾庆红正试图排挤政治局常委中的两名江泽民亲信──黄菊和贾庆林。
这篇文章的作者约瑟夫‧卡恩（Joseph Kahn）被证明是该报错误报导中国新闻的重要力量，但他后来成为该报国际报导的负责人，并在2022年成为该报的执行主编。
李林一说，他怀疑《纽约时报》的消息来自江派人马，他们“试图部分歪曲事实”。
李林一认为，曾庆红出于个人反感和加强自己在江派内部的地位而追杀陈良宇，是有道理的；但曾庆红想通过把黄菊、贾庆林赶出政治局来削弱江泽民的影响力，那是不可想像的，“他们绝不会放弃常委中的派系成员，除非他们在派系斗争中失败。”
飞天大学历史教授、中国问题专家章天亮认为，曾庆红的策略更为隐蔽。
他告诉《大纪元时报》，曾庆红是一个“多面手”，“喜欢在两边下注。”
此时，即2006年底，黄菊已身患重病，而贾庆林则定于第二年退休。李林一说，两人都与腐败问题有很大牵连，如果是胡锦涛以某种方式让黄菊和贾庆林接受调查，那么曾庆红则似乎在为自己邀功，以显示“江派仍处于领导地位”。
然而，李林一认为曾庆红会真正巩固胡锦涛手中的权力是不可信的，因为曾庆红深深卷入了镇压法轮功的行动中，并会在胡锦涛身上看到江泽民所担心的同样的潜在危险。
李林一说，“这篇（《纽约时报》的）文章似乎歪曲了事实，想让曾庆红和江泽民在派系斗争中显得更公平。”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曾庆红确实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试图打倒一些江派人士，结果在自己的阵营中树敌。在2007年的政治局改组中，曾庆红被排除在常委之外，这是江泽民之前为排挤竞争对手而制定的年龄规则的结果。
《纽约时报》则把曾庆红的退休描述为胡锦涛“加强了对权力的控制”。但多位分析人士一致认为，这种说法夸大了曾庆红退休的影响。新常委阵容仍由江派主导；曾庆红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幕后力量，他在全国官僚机构的关键岗位上安插了自己的人。
臃肿的国家安全机构
《纽约时报》所说的胡在曾庆红的帮助下巩固权力，这种情况从未出现。在北京的中共内部人士中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胡锦涛的政令“不出中南海”。
原因之一是江泽民制定了一项规则，规定常委中的每一位干部都要对自己分管的工作负责，不受其他干部的干扰。新唐人电视台中国评论员横河解释说，由于大多数常委都是江泽民的盟友，胡锦涛尽管在技术上拥有最高职位，却无法推动自己的政策。
事实证明，这一规定赋予了政法委书记罗干权力，因此尤其有害。政法委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负责监督中国新生法律体系（包括法院和警察）的小部门。
然而，在江泽民的领导下，政法委发展成为一个控制整个国家安全机构的全能巨头，其中一个重要目的还是迫害法轮功。由于法轮功在中国从未被正式取缔，江泽民于是成立了一个名为“610办公室”的法外警察组织来实施迫害。他让罗干负责，让罗干全权使用安全机构的一切资源来“铲除”法轮功。
但法轮功不同于该政权试图镇压的任何其它团体。围捕领导人的惯用伎俩被证明对法轮功是无效的。除了在美国的法轮功创始人之外，法轮功没有正式的领导人或等级机构。法轮功在各地的“协调人”协助下开展小组炼功等简单活动。在这些“协调人”被中共绑架后，其他人很容易接替他们的角色。
随着迫害的升级，法轮功学员停止了在中国的公开活动，转而专注于“讲真相”，针对个人介绍法轮功，并揭露迫害的事实。为了破坏他们的活动，中共的安全机构必须对他们逐一进行识别、监视和绑架，这是一个耗费大量资源的过程。
几位分析人士说，这场迫害需要大规模扩充中共的警察和监控机构，而罗干及其继任者周永康都是江泽民的亲信。
横河说，中国的法治仍处于初级阶段，中共迫害法轮功，将法治扼杀在摇篮之中。
他说，“他们（中共）不得不破例破坏法治，每一部既定的法律都必须标注‘法轮功除外’。”
他说，通常情况下，法轮功学员会因所谓“破坏法律实施”而受到非法审判，对法律的解释非常宽泛，以至于可以涵盖中共认为值得镇压的任何事情。
他说，“法律系统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他们不会就此罢休，他们会利用这种手段将他们的权力扩展到其他人身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始终无法建立真正的法律体系。”
越来越多的维权人士、藏族佛教徒、维吾尔族穆斯林和家庭基督徒遭到迫害，他们遭遇了原本针对法轮功的策略和镇压机器。
这些信息都没有出现在《纽约时报》的版面上。
卡恩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司法制度的报导，指出了其政治预设的结果和刑讯逼供，却几乎只字不提法轮功，竟获得了普利策奖。
2012年，该报将“国安机构的过度扩张”归咎于胡锦涛。
可是，不管胡锦涛本人的意图如何，这些扩张都是江派在带头。
横河说，“在九名常委中，周永康是（排名）最后的一个，但他是权力最大的一个。”
薄熙来靠边站
薄熙来曾被认为是中共的后起之秀。作为中共“太子党”（中共早期革命者的子女）之一，他被培养成为中共领导人。1993年，他被任命为东北辽宁省主要港口城市大连市的市长。
薄熙来的司机曾向一名中国记者透露，薄熙来很早就被江泽民怂恿利用法轮功问题作为仕途升迁的阶梯。
虽然迫害运动于1999年7月20日正式开始，但第一波绑架行动是在前一天进行的。1999年7月20日，绑架行动引发了全中国的投诉高潮。在大连，数千人聚集在市政府大楼外，要求对绑架行动提起诉讼。薄熙来派出警察，殴打并绑架了这些人。
中国记者姜维平说，薄熙来亲自到现场为殴打事件背书，尽管他从未离开过他的豪华轿车。姜维平曾因撰写有关薄熙来的文章而入狱。
虽然一些地方在实施迫害时慢慢腾腾，但大连却走在了前列，导致有关绑架、殴打和羁押期间死亡的报导不断出现。
在江泽民的高度评价下，薄熙来于2001年被任命为辽宁省省长。随后，辽宁省成为迫害法轮功的温床，率先使用各种酷刑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马三家劳教所（Masanjia Labor Camp）就在辽宁省，该劳教所因将法轮功学员折磨致死而臭名昭著。
2004年，薄熙来被任命为温总理内阁中的商务部长。这一晋升使薄熙来成为中共最高职位之一的候选人。
多位评论人士称，2006年上海陈良宇下台后，薄熙来成为江泽民在胡锦涛接班人竞争中的最爱。在2007年党代会期间，薄熙来对副总理职位和政治局常委席位虎视眈眈。
在谈判过程中，他的上司温家宝反对他的晋升。根据维基解密公布的一份美国国务院电报，温家宝认为薄熙来不适合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因为他在其它国家是许多诉讼的目标。
胡锦涛对此表示赞同，薄熙来因此被剥夺了常委席位，转而负责中国西部问题重重的特大城市重庆。
薄熙来在中共元老中并不特别受欢迎。横河说，他的咄咄逼人姿态让人难以捉摸。
李林一说，温家宝用来阻止薄熙来晋升的说辞也恰好暴露了江泽民团伙最担心的问题。
有关薄熙来的外国诉讼恰好是由法轮功学员提起的，他们是薄熙来在辽宁的恐怖统治下的幸存者。
李林一说，对江泽民来说，温家宝的举动肯定证明了胡锦涛愿意利用法轮功问题来对付他。
江对胡的攻击愈演愈烈。
一位消息灵通人士后来告诉《大纪元时报》，2009年和2010年，薄熙来和周永康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允许中国网民访问反对胡锦涛的宣传文章。
2010年，中国搜索引擎百度向用户展示了一篇通常会被审查删掉的文章，题为“胡锦涛之子严重腐败，江泽民欲一查到底”。
薄熙来和周永康的努力最终导致了2012年戏剧性的王立军出逃事件，并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垮台。
《纽约时报》从未探讨过这些问题，始终无视薄熙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事实。截至2009年，法轮功学员已在全球三十多个法院提起七十多起针对江泽民和其他迫害元凶的诉讼，其中十几起是针对薄熙来的。
一些美国法院对参与实施酷刑的个人做出了缺席判决。2009年，西班牙法院以酷刑罪起诉5名现任和前任中共官员，其中包括江泽民、罗干、薄熙来和贾庆林。同年，阿根廷法院对江泽民、罗干发出了国际逮捕令。
《纽约时报》对所有这些事态发展视而不见。2014年，《纽约时报》报导称西班牙议会正准备限制法院的国际管辖权，理由是它“以不可预知的方式使外交复杂化”。
该报导将西班牙法官描绘成“过度热心”的“挑衅者”。
该报导也提到了西班牙法官对江泽民和中国前总理李鹏发出的逮捕令，但只是称因为他们在西藏侵犯人权。该报导还提到了针对美国和以色列官员的案件。
习近平的崛起
《纽约时报》首次报导习近平是在2007年，当时他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卡恩称习近平是曾庆红的“亲密盟友”。
卡恩大幅报导了2007年的中共内部权力调整，将习近平描绘成受到江派青睐的人，同时也是胡锦涛可以接受的接班人。
同年，习近平被提升为政治局常委。
但正如李林一所指出的，习近平与上海帮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在薄熙来被排挤后，江派需要确保自己在2012年的交接班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但这一人选必须有合适的年龄和血统，才能与胡锦涛的心腹李克强竞争。习近平似乎是唯一的选择，因为他和薄熙来一样，是太子党。
此外，章天亮说，习近平“被认为是无害的”。
一位中共内部人士告诉《大纪元时报》，江派曾计划让薄熙来在2012年接替周永康主持政法委，然后迫使习近平交权，采用的部分手段是泄露破坏性信息。
早在2010年，在百度上搜索“习近平”，就会出现《习近平是个色鬼，背着二奶在浙江玩女人》等文章。
但事实证明，习近平更难控制。首先就是，他没有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因此无法保证他对江派的忠诚。
2012年，薄熙来丑闻爆发，习近平的真实形象开始显现。
薄熙来树立形象
薄熙来利用流亡重庆的机会策划东山再起。他把自己描绘成穷人的朋友，向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发放居住证（条件是他们放弃家乡的土地权）。
他推出的公共住房和绿化项目使城市债务膨胀。他发起“打黑”运动，解决重庆有组织犯罪问题，赢得了公众赞誉。
似乎是仿效江泽民的腐败的反腐手段，普通企业与犯罪企业一起成为打击目标，薄熙来的对手被消灭，而准备掠夺没收资产的盟友则从中获益。刑讯逼供与“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方法如出一辙。
薄熙来还发起了“唱红歌”运动，组织人们唱毛泽东革命歌曲、穿红色服装。
几位专家说，这是薄熙来的一个误判，因为中共的政治运动总是由高层发起，地方不允许发起自己的运动；另外，自邓小平以来，中共已经明确表示毛泽东时代已经结束。
多名观察人士说，2011年，薄熙来在胡锦涛出国期间在重庆举行军事演习，这表明他试图在军中炫耀个人的追随者，而且有迹象表明，他正试图控制驻扎在西南地区的军队，让北京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变得更加困难。
再加上周永康对警察的统治，此举促使一些评论家怀疑两人是否在准备政变。
所有这些因素都促成了薄熙来下台，但这些并不是导火索。
英国人之死
2011年11月15日，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的尸体在重庆幸运假日酒店被发现。薄熙来的盟友、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发现，海伍德是被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毒死的。
官方的说法是，海伍德向谷开来索要2200万美元，并威胁她的儿子。她精神崩溃，策划了毒杀海伍德的阴谋。
西方媒体发表的非官方说法称，海伍德正在安排将谷开来和薄熙来的财产转移到海外，并希望获得比商定数额更大的分成。当谷开来拒绝时，海伍德威胁说要透露转移的情况。然后谷开来毒死了他。
《大纪元时报》的一些评论员指出，这两种说法都不成立。
李林一说，“尼尔‧海伍德之死的官方理由根本说不通。”
首先，无论海伍德提供了什么服务，薄家都会慷慨地付给他报酬。他说，“对于薄熙来这样级别的官员来说，钱根本不是问题。”
此外，很难想像海伍德会威胁谷开来，谷开来是中国最有权势、最冷酷无情的官员之一的妻子。李林一说，众所周知，谁敢与她丈夫过不去，就会坐牢、被抬上担架甚至躺进棺材。
媒体对海伍德背景的调查显示，他对自己与薄熙来夫妇关系的性质极为保密，但这种关系显然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李林一推测，海伍德和薄熙来夫妇之间的关系很可能不仅仅是金钱转移。
李林一认为，与其说谷开来精神崩溃，不如说是海伍德在压力下精神崩溃，由此将薄熙来的秘密置于危险之中。
《纽约时报》批评对谷开来的最终审判是表演性的，她的所谓动机也缺乏说服力，但这似乎是在为谷开来辩护，报导从未探讨过真正的谋杀动机可能是什么。
就在海伍德之死引发政治雪崩之际，《纽约时报》启动了中文版网站的开发工作。这个耗资2000万美元的项目有望打开潜在利润丰厚的中国市场。新网站需要不断获得中共的批准，于2012年6月上线。
想当叛逃者
在海伍德去世前的一个月，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接受了中共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调查。
据《大纪元时报》和中国民运媒体同时发表的各种内幕消息，王立军可能对薄熙来未能保护他免受调查而感到不满，并向薄熙来陈述了他对海伍德谋杀案的调查结果。
薄熙来恼羞成怒，报复性地对王立军展开调查，逮捕了王立军的多名下属，据称其中一些人被殴打致死。
2012年2月2日，王被降职，四天后，他从监视他家的警察身边溜走，据说当时他伪装成一位老妇人，上了一辆不起眼的汽车，然后扬长而去，最终进入邻近的四川省成都市的美国领事馆。
王立军在傍晚抵达领事馆，寻求美国的庇护。外交官们联系了美国国务院，后者又联系了奥巴马白宫。第二天一早，王立军被告知他的请求遭到拒绝。他提议向北京当局自首，而不是向薄熙来的党羽自首。领事馆官员同意并与北京取得联系，北京派出国家安全部人员将王立军从领事馆接走。
2012年2月7日上午，薄熙来似乎得知了事情的真相。他派出数十辆警车前往成都包围美国领事馆。
据称，北京动员四川当局保卫领事馆。国家安全部官员随后会见了王立军。
2012年2月7日晚些时候，在离开领事馆之前，王立军向领事官员提供了不为外界所知的信息。
时至今日，我们仍不清楚美国政府了解到了什么。奥巴马政府和希拉里‧克林顿领导的国务院都没有向外界提供任何关于此事的进一步信息。
《华盛顿自由灯塔》（Washington Free Beacon）的国家安全记者比尔‧格茨（Bill Gertz）写道，“一位熟悉王立军汇报情况的消息人士称，汇报内容包括他的老板薄熙来的腐败细节以及与有组织犯罪的联系以及中国警方镇压异议人士的细节。”
至于美国官员，格茨报告说，乔‧拜登副总统的办公室，特别是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否决了国务院和司法部官员的意见，拒绝了王立军的庇护申请，因为他们担心中国会取消习近平即将对美国的访问。
据博讯（Boxun）报导，王立军向领事官员透露了薄熙来和周永康阻挠习近平上台的阴谋。
格茨写道，鉴于王立军事件，一些美国情报官员，尤其是那些“在中国从事特工活动和收集通信情报”的官员，认为周永康对习近平构成了威胁。
格茨写道，“周永康可能安排篡夺习近平的权力，并破坏权力从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到习近平的平稳过渡。”
总之，王立军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江派最肮脏的秘密。
为摘取器官而杀人
早在薄熙来在辽宁省任职期间，王立军就曾与薄熙来共事。2006年，王立军担任锦州市公安局长时，曾因在器官移植研究方面做出贡献而获奖。这意味着，作为公安局长，他负责从囚犯身上获取器官，这是显而易见的。
在获奖感言中，王立军提到，“研究”涉及“数千例密集的现场移植”。
这引起了中国器官移植滥用调查人员的警觉。据人权组织估计，中国每年处决约10,000人，是世界上处决人数最多的国家。但是，一个城市的一名官员怎么可能监督数千例移植手术呢？
大约就在同一时间，即2006年，中国开始出现关于一种新形式的国家支持的犯罪的第一手信息：按需杀害良心犯，以获取器官。
首先，一名中国外科医生的前妻对《大纪元时报》说，（被摘取器官的）大多数囚犯都是法轮功修炼者，他们被摘取器官时仍然活着。不久以后，一名前军官也提出了类似指控。
海外调查人员开始以需要移植器官的病人或病人亲属的名义致电中国医院，此后，这起案件被曝光。在被录音的对话中，医生们公开证实，器官几乎可随时提供，只需一两周就能拿到。当调查人员说他们听说“法轮功”的器官最健康时，有些医生甚至确认他们可以提供“法轮功”的器官。
辽宁省的器官移植市场显然十分繁荣，在调查中占有突出位置。
调查人员还设法与包括周永康和李长春在内的几位中共高官取得了联系。他们都默认了活摘器官的事实，但在意识到电话中存在问题后结束了通话。
《纽约时报》没有探究王立军的背景细节。当《大纪元时报》于2012年2月14日报导这些细节时，《纽约时报》的最新报导仍在试图理清王立军是否试图叛逃。
总之，《纽约时报》在帮助中共掩盖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事实。
2014年，中共宣布停止使用死囚器官进行移植。当《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迪迪‧克尔斯滕‧塔特洛（Didi Kirsten Tatlow）根据线索得知这种做法并未停止、良心犯器官仍在被使用时，该报阻止了她的调查。不久之后，她离开了这家报社。
她在2019年向“中国法庭”（China Tribunal，伦敦的一个独立专家小组，负责审查活摘器官的证据）提供的证词中说，“在我的印象中，《纽约时报》，我当时的雇主对我进行这些报导（关于器官移植滥用的报导）并不高兴，虽然最初容忍了我的努力，但后来让我无法继续下去。”
“中国法庭”的结论是，中共政权确实大规模摘取了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器官，但《纽约时报》忽视了这一判决和大量的基本证据，包括塔特洛的声明。
最近，《纽约时报》发言人在被问及该报在这一问题上的记录时告诉《大纪元时报》，该报确实报导了中国的“强迫器官捐赠”问题，并提到了塔特洛在201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了这一指控，但没有讨论基本证据。
今年8月16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再次无视中共杀害被非法监禁的法轮功学员以获取器官的大量证据，反而引述一个名叫“中国研究员”的人的说辞，称那些证据并不存在。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FDIC）是监测法轮功受迫害情况的非营利组织，他们对“强迫器官捐献”的说法提出异议，说“在同一个短语中使用‘强迫’和‘捐赠’这两个词，是矛盾的，也是怪异的”。
在3月份的一份报告中，该非营利组织详细描述了《纽约时报》对法轮功的“可耻”报导，并提到了这场新闻灾难可能造成更多的生命损失。
该报告指出，“《纽约时报》歪曲事实的报导和不负责任地将法轮功学员视为‘不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助长了犯罪者逍遥法外的现象，并使受害者失去了重要的国际支持，这无疑给整个中国大陆造成了更大的痛苦和生命损失。”
这并不是说《纽约时报》完全无视中共的侵犯人权行为；相反，一些人认为，它采取了一种“消毒洗白”的策略。
安全的批评
根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的记录，在2009年至2023年期间，《纽约时报》仅刊登了17篇关于法轮功的文章，但关于维吾尔族问题的文章超过200篇，关于西藏问题的文章超过300篇。
《大纪元时报》特约撰稿人、共产主义政权问题专家特雷弗‧劳登（Trevor Loudon）认为，从该报在中国的既得利益的角度来看，批评遥远的西藏或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是相对“安全”的。
他告诉《大纪元时报》，“这是一种美德造假，‘看，我们支持人权’，但他们绝不会对法轮功这样做，因为那会真正触怒中共。”
劳登说，虽然揭露藏族或维吾尔族的暴行在海外会引发愤怒，但在中国国内却不会造成什么“不稳定”，因为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国中心地带的影响力有限；然而，法轮功“植根于中国文化”，因此对中国人具有直接的吸引力。
他说，“中国人不会明天就接受伊斯兰教，中国人不会接受藏传佛教，但数百万中国人对法轮功抱有一定的同情。”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给少数民族贴上政治标签也更容易，中共给藏族人贴上“分裂分子”的标签、给维吾尔族人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
然而，劳登说，法轮功学员大多是普通中国人，分散在各个社会阶层，他们唯一的政治诉求就是要求当局停止迫害。
他说，中共“不能说法轮功是分裂分子，他们不能说他们是恐怖分子，他们不能说他们是政治分子，真的”。
这正是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描述的《纽约时报》所采用的攻击路线。
面对薄熙来的现实
随着薄熙来丑闻在2012年发酵，《纽约时报》似乎不愿意承认其后果，起初对薄熙来事件持积极态度，但随着更多令人震惊的细节出现，这种积极态度逐渐变质。
早在2012年2月下旬到3月间，大纪元评论员就正确地预测，王立军事件不仅会导致薄熙来倒台，也会导致周永康倒台。
就在此时，中共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了这一情况。周永康认为，调查应止于王立军。这意味着薄熙来可以幸免于难。此时，习近平跳出来，提议这个案件无论牵连到谁，调查都应将其包括在内。温家宝附议，胡锦涛同意。
温家宝的妻子的前商业伙伴沈栋（Desmond Shum）在其回忆录《红色轮盘》（Red Roulette）中写道，“风向就这样转变了。”
一位北京中共内部人士当年向《大纪元时报》提供了类似的消息。
然而，到2012年2月底，《纽约时报》仍认为薄熙来最坏的情况是被逼退休，并称“甚至许多自由派批评者也为他敢于打破常规、推动改革而感到兴奋”。
2012年3月，薄熙来被迫辞去重庆市长职务后，该报仍猜测“薄仍有可能继续从政”，甚至“卷土重来”。
直到一份指控薄熙来腐败的官方文件在网上泄露，该报才承认他将面临指控，但宣称北京高层，即胡锦涛和温家宝，可能试图“玷污他（薄熙来）作为民粹主义罗宾汉的声誉，因为他利用权力改善了重庆贫穷民众的命运”。
中共官方调查表明，薄熙来得到了公平对待。审查机构甚至允许普通中国人在网上批评薄熙来。
《纽约时报》突然获得了薄熙来在重庆“打黑”运动中的大量不法行为的证据。
该报称，“薄熙来的‘打黑’行动曾被誉为铲除腐败的创举，但现在批评者认为，‘打黑’行动描绘的是一个失控的安全机构：陷害受害者、刑讯逼供、勒索商业帝国、报复薄熙来及其朋友的政敌，同时保护那些（与薄熙来）关系更好的人。”
该报还对薄熙来亲属的巨额财富进行了核算，并于2012年4月下旬公布了薄熙来被控监视中共领导人的事实。
这比其它媒体的报导晚了一个月。
然而，周永康似乎是《纽约时报》的禁区。《纽约时报》并没有触及有关薄熙来和周永康密谋排挤习近平的指控。
2012年3月31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报导，驳斥了周永康涉及“政变传闻”的消息。报导称，“大多数中国分析人士都认为这是无中生有。”
2012年5月19日，该报报导了周永康访问新疆的消息，称这是“周永康仍然牢牢掌控其职位的一个迹象”。
但在同一时期，北京的中共内部人士告诉《大纪元时报》，中共对薄熙来的内部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他和周永康确实密谋通过事实上的政变将习近平赶下台，而温家宝也成功地提出了让周永康接受调查的主张，周永康因此不再真正控制政法委，他被允许在当年晚些时候按计划退休前继续做表面文章。此外，双方还达成了一项协议，即政法委的权力将被缩减。
2012年7月，《纽约时报》提到“周永康迅速扩大安全权力……令一些党的领导人感到震惊”。然而，这篇文章再次忽视了江泽民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在其权力扩张中的作用，而将责任归咎于胡锦涛的维稳大政方针。
攻击改革者的文章
2012年10月25日，在胡锦涛向习近平正式移交权力的党代会召开前不到两周，《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温家宝家族财富的大篇幅报导。
这篇文章在几个方面不同寻常。在此之前，《纽约时报》在揭露中共权贵阶层的财富方面几乎是浅尝辄止。首先，作为一名在中国工作的记者，对中共高官进行人身攻击是非常危险的；另一方面，搜集确凿证据几乎是不可能的。
李林一说，“中共高官把宝藏藏得都很好。”
如果该报决定承担此类调查的风险和费用，那么它为何选择温家宝作为调查对象就不得而知了。在中共高层中，温家宝是极少数愿意接受政治改革的人之一。不管怎么说，他都是最不腐败的人，而且他即将退休。
这篇揭露文章的作者大卫‧巴尔沃萨（David Barboza）承认，他在温家宝家族的财务中没有发现任何违法行为，但文章却认为，一些投资可能受益于温家宝的政策。文章揭露的财富估计为27亿美元，与其他中共大佬的亲属建立的帝国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作为当时《纽约时报》的上海分社社长，巴尔沃萨完全有能力调查江派的财富。包括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庆红在内的江泽民及其同伙的亲属动辄拥有数百亿美元的财富。他们的腐败问题也不那么模糊。他们以低廉的价格获得了利润丰厚的投资，并在江泽民心腹的不择手段的压力下获得了高级别的任命，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
沈栋写道，“党的头号人物江泽民派遣使者代表他的子孙施加影响”，“他的代表要求他人服从”。
但《纽约时报》并没有撰写过这样的揭露文章，除非相关官员已经失宠。
沈栋写道，温家宝的妻子根据内部消息指，《纽约时报》实际上是被薄熙来和周永康利用来攻击温家宝的。海外亲民主派媒体也报导了此事。
此外，在巴尔沃萨的文章发表前几个月，一些海外中文媒体指出，薄熙来和周永康指使他们的人散布对温家宝不利的信息。
巴尔沃萨说，他的调查结果来自公开文件，并否认在调查过程中得到过帮助。他在2012年的一次问答中说，他之所以选择温家宝，是因为“对总理亲属的猜测特别持久”，而且他“多年来”一直听说有关他们的财富的传闻。
横河认为，巴尔沃萨和他的同事们所听到的以及从谁那里听到的，也许并非偶然。他怀疑“有人给了他们暗示，或引导他们去调查”。
他和李林一都怀疑，如果没有党内高层的授意，对温家宝家族财务状况的任何调查都不会有结果。
总之，当时多位分析人士都认为这篇文章是在为江派提供帮助。
巴尔沃萨甚至在文章中承认，在权力交接的最后角逐中，“揭露温家宝家族的财富可能会在政治上削弱他。”
文章发表后，中共立即封锁了《纽约时报》的网站，包括其刚刚起步的中文网站。
该报加倍努力，发表了更多关于温家宝的文章。然而，在幕后，该报极力游说中共解除对其网站的封锁。
该报时任执行主编吉尔‧艾布拉姆森（Jill Abramson）后来在她的书中抱怨说，发行人苏兹伯格（Sulzberger）背着她，“根据中国大使馆的意见，起草了一封《纽约时报》致中国政府的信，几乎是在为我们最初的报导道歉。”
根据该报自己对中共政治的分析，在习近平上台后，攻击温家宝应该不再是个问题。因为温家宝是江派的有力反对者，而习近平本应是江派的盟友，习近平本应乐见温家宝在党代会前被削弱。
横河说，江派却从未将习近平视为自己人。
如果说2012年的事件给了习近平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江派支持的人，如薄熙来和周永康，并不是他的朋友。横河说，如果习近平找不到击退江派的办法，他就会沦为江派的“傀儡”。
李林一说，胡锦涛、温家宝和他们的支持者本来可以成为击退江派的重要盟友，就像他们在击败薄熙来时所证明的那样。
相反，在《纽约时报》的帮助下，江派同时打击胡锦涛和习近平，使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中充满了江派人马。胡锦涛的唯一盟友是新任总理李克强，习近平的唯一盟友是中央纪委负责人王岐山。
《纽约时报》一篇文章的标题写道：“退休已久的中国前领导人拥有对最高职位的控制权”。
文章写道，除了把自己的人推上常委的位置，江泽民还“对其继任者胡锦涛的记录表示不满”，并提出政策改革，“让中国重新走上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之路，他和他的盟友们认为，在胡锦涛十年的谨慎领导下，中国的经济政策停滞不前。”
文章说，在许多人看来，是江泽民“将中国带入世界贸易组织，在1989年关系破裂后重建与美国关系，倾向于加深与西方的关系，并为中国私营部门提供更多机会”。
几位分析家认为，这是对历史的歪曲。他们说，江泽民是在邓小平的强迫下支持经济改革的。在江泽民时期，经济问题是由朱镕基总理处理的，而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真正幕后工作则是由温家宝在担任副总理期间处理的。这真是讽刺。
至于江泽民的所谓亲西方立场，塞耶认为这始终是战术性的、暂时的。
塞耶在最近出版的《拥抱共产主义中国：美国最大的战略失败》（Embracing Communist China: America’s Greatest Strategic Failure）一书中说，《纽约时报》和其它媒体没有能力或不愿意认识到江泽民的两面性，导致了美国外交政策中最有害的失误之一。这本书是他与前海军情报官员、中国问题专家詹姆斯‧法内尔（James Fanell）合著的。
《纽约时报》的文章更进一步声称，江泽民的影响力本应鼓励新领导层“建立一个可信的法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在党之外独立运作”。
分析人士一致认为这是不可想像的。他们指出，恰恰是江泽民派系削弱了之前为加强司法独立所做的尝试。
该文章末尾还迷糊地承认，江泽民的“动机并不完全清楚”，因为他推举进入常委会的官员不太可能实现任何经济改革，他们大多是强硬派。
正如章天亮在《大纪元时报》当时的专栏标题中总结的那样，“北京的新领导层意味着改革的终结”。
他写道，“新阵容将彻底摧毁中共自我完善的希望。”
不再等待时机
经过一年对中共官员的穷追猛打，《纽约时报》领导层不得不承认，他们曾努力在习近平身上重演他们在江泽民身上所做的一切，但最终失败。
带头创建该报中文版的克雷格‧史密斯（Craig Smith）写道，《纽约时报》代表曾会见过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和外交部，与中共主要宣传喉舌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负责人合作，并尝试通过多种渠道与习近平沟通、安排与他会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纽约时报》的使者甚至联系了美国新闻集团，利用其与中共的一些联系。卡恩在2007年揭露时任新闻集团掌门人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与中共的关系时曾批评过这一点。
习近平显然对此不以为然。
塞耶和法内尔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
大约从2009年起，中共就开始转变方向。江泽民带头的快速军事扩张以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不断增长，让中共自信可以毫无顾忌地展示中国的实力。
邓小平确立的“隐藏实力、韬光养晦”的策略逐渐消失，转而采取与美国日益对抗的姿态。
多位专家表示，中共对自己的实力越有信心，就越觉得没有必要假装开放和谦逊。
与此同时，事实证明，习近平比他平淡的外表所预示的更具侵略性。他在政治局常委中唯一的有力盟友王岐山对被认为不够忠诚的官员实施了“党纪处分”，在中共队伍中散布恐惧。
如果江派指望习近平会是个推手，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习近平着手瓦解江泽民在政法委建立的另一个权力中心，对周永康及其亲信展开大范围调查。他还开始清洗军队中对江泽民死忠的人。
2015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批评前官员在退休后仍紧握权力。分析人士一致认为，这是对江泽民的不太含蓄的狙击。
一些积极的事态发展产生了副作用。臭名昭著的“610办公室”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被解散，庞大的劳改营网络被关闭。然而，这些机构镇压异己的职能却被安全机构的其它部门所取代。李林一说，习近平并没有变得仁慈，他是在接管。
在经济领域，通过利润丰厚的合资企业汲取西方技术的策略逐步让位于国家支持的企业集团，以压制外国竞争。李林一指出，江泽民在经济上向外国投资者出卖中国的自然和人力资本的做法即将结束，中共要亲自处理开发问题。
接触理论
美国对中共不断升级的侵略反应迟缓，而《纽约时报》也没有帮上什么忙。
塞耶和法内尔说，《纽约时报》正确地察觉到了中共政权不再隐藏实力，而是在等待时机，但它未能指出中共为何一直在等待时机。
法内尔告诉《大纪元时报》，“他们（《纽约时报》）知道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必须在思想上诚实，但他们做不到的是把点连起来，来谈论战略趋势线。”
中共有意模糊其最终目标，而将自己描述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和平崛起”。但专家们说，发展趋势并不难描绘。
他们说，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和军事上超越美国的目标反映的不是对开放的追求，而是对控制的追求。
法内尔说，中共关于“和平崛起”和“多极化”世界（美国、中国和其它国家共同承担维持秩序的责任）的言论不过是“烟雾弹”而已。
他说，“他们知道，世界上只会有一个强国，他们想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他们已经用很多很多方式表达了这一点。”
专家们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将使中共有能力主导全球政治和贸易规则。美国大同（Pax Americana）虽然有很多缺点，但允许一定程度的普世价值观、新闻自由、宗教自由和经济自由。他们警告说，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同”（Pax Sinica）不会有这样的慷慨承诺。
法内尔说，“我们知道这将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在中国每天都能看到全面控制、社会信用体系、国家控制着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这样。”
塞耶认为，中共的霸权野心是无法打消的。
他说，“习近平可能明天就死，他可能今天下午就死了，而接替他的人不会重新拥有幸福时光。”
他说，“接替他的人将会维持同样的政策、同样的侵略，因为归根结底，个人远不如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他们权力增长的事实重要；这种与权力紧密结合的意识形态解释了他们在国际上越来越具有侵略性的行为。”
特别是自COVID-19大流行以来，美国两党达成了相当大的共识，即必须正视中共的野心。这是塞耶和法内尔赞同的策略。
然而，《纽约时报》却不鼓励美国人将中共视为敌人；相反，它主张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
去年，该报编辑部撰写了一篇题为“与中国对抗对谁有利？”的专栏文章。
该署名文章指出，“强调与中国竞争，同时尽量减少对抗，最符合美国人的利益，轻率地援引冷战是错误的。”
尽管“接触政策”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基础，帮助中国变成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对手，如该文章所说，“其结果不如其支持者所希望和预言的那样”，但该文章认为，与中国的关系会“继续为两国居民和世界其它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塞耶指出，《纽约时报》的这种说法“令人震惊”。
他说，“接触理论”使中共政权得以度过危机时刻，并阻止了推翻该政权的努力，“接触论者所做的就是阻止我们摆脱这个可憎的政权。”
利益与怀旧
《纽约时报》坚持“接触理论”可能有几个原因。
塞耶指责该报“在意识形态上愚昧无知，拒绝看到共产主义政权的本质”。
他说，“在谴责可恶的政权时，他们一点顾虑都没有，但共产党的可恶政权却是他们意识形态上的盲点。”
法内尔指出，《纽约时报》在避免与中共对抗方面有着既得利益，因为它希望保持与中国的联系。
他说，“我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
他说，在长期奉行“接触理论”之后，其支持者也很难承认他们错了，“他们似乎痴迷于寻找任何可以支持他们论点的东西。”
一些人还对江泽民执政时期的中国充满了向往。当时《纽约时报》在法轮功问题上效仿中共的路线，因此被允许在中国做生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允许批评中共政权。
《纽约时报》编辑委员会成员法拉‧斯托克曼（Farah Stockman）在一篇题为“告别美中黄金时代”的专栏文章中评论说，去年在纽约举行的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中国问题午餐会上，“怀旧之情令人感慨”。
该文章引用了伊恩‧约翰逊（Ian Johnson）的话，“我们曾有幸在一个非常自由和开放的时期生活在中国，学习语言，结交朋友，找到配偶，有一段时间甚至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
伊恩‧约翰逊本人因在2001年为《华尔街日报》撰写的关于法轮功迫害的系列报导而获得了普利策奖，但他后来为《纽约时报》撰稿时却没有重复先前的重点。
斯托克曼无意中承认，所谓的“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智囊团”被中国的发展打懵了，中国“正在变成他们意想不到的样子”，使他们失去了“能见度、深度观察和洞察力”。
但多位专家表示，中国开放的所谓黄金时代始终是一种假象。
沈栋说，江泽民邀请资本家入党的做法在《纽约时报》的版面上备受赞誉，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花招。
他写道，“我的结论是，党与企业家的蜜月……不过是布尔什维克革命中诞生的列宁主义策略，目的是分化敌人以消灭它。”
他写道，“与商人结盟是暂时的，是党全面控制社会目标的一部分，一旦不再需要我们……我们也将成为敌人。”
根据法内尔的说法，“黄金时代”的言论原本是中共自身缺乏“现实感”的宣传。该政权的暴行没有停止，其方向也没有改变。
塞耶说，“这并不奇怪，因为光圈特别大，中共想从他们身上获利，利用他们，利用他们的技能，利用他们的能力，利用他们的关系，展示中国的正面形象，以实现知识产权转移。”
塞耶说，“随着对他们的需求减少，开放性或孔隙关闭了，这一点也不奇怪，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友好、互惠、友好关系也减少了。”
加倍努力
《纽约时报》似乎并没有直面现实，而是一直在试图恢复其之前受益于“热情关系”的假象。
2022年江泽民死亡后，该报发表了一篇如泣如诉的悼词，称江是一位“侃侃而谈”“不拘小节”的政治家，“主持了经济飞速增长的十年。”
与众不同的是，该报执行主编卡恩亲自撰写了这篇报导，这是他自当年早些时候就任该报最高职位以来唯一一次这样做。
塞耶认为，这篇近3000字的讣告是“故意无知”的表现，粉饰了那个共产主义独裁者留下的血腥和欺骗。
他说，这篇文章遗漏了江泽民履历的“关键方面”，否则“他（江泽民）将被视为一个暴徒，他原本是一个暴徒”。
这篇文章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责任美化为“不能容忍不同政见”，并用一句话一笔带过，“1999年4月，法轮功精神教派成员包围共产党总部以示抗议，之后他（江泽民）推动了大规模拘捕，这为后来的多轮镇压和日益强大的安全国家奠定了模式。”
摘掉“教派”的标签对法轮功信息中心来说意义重大。二十多年前他们曾恳求《纽约时报》放弃“教派”这一称谓，不仅因为它带有贬义，而且还因为它在事实上来讲也不准确。法轮功并不是另一种宗教的分支；法轮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民间流传的修炼方法，其中一些修炼方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气功”为名流行起来。
此外，该报对1999年法轮功抗议活动的描述也不准确。如果该报向参加抗议的人打听一下，就会知道他们是去找政府上访办公室的，是警察把人群引到了中南海周围的街道上的。
然而，不知何故，这在《纽约时报》是司空见惯的事。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称，自2019年以来，《纽约时报》公开打击散居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发表了一系列猛料，超过其以往报导中的一些最严重的过激行为。
报导中“神秘”或“危险”等词汇重复出现多次，法轮功信仰被描述为“极端”，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被淡化为“指控”或“歇斯底里地认为”。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中国有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被关进监狱和劳改营，在报导中却变成了“在镇压的最初几年……数万人”。
与中共的宣传如出一辙，这些文章将《大纪元时报》等法轮功学员创办的企业等同于法轮功本身，尽管《大纪元时报》的代表解释说该公司不能也不代表法轮功。
对《纽约时报》来说，这种区别很容易理解。领导该报的苏兹伯格家族是犹太人，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报代表犹太教。
尽管该报努力与中共的利益保持一致，但中共对《纽约时报》并不领情。
2020年2月，《华尔街日报》刊登了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的专栏文章，标题是“中国是亚洲真正的病夫”，抨击中国对COVID-19疫情处理不当，并质疑北京的权力和稳定性。
中共抗议该标题为“种族主义”，并驱逐了该报三名驻华记者。次月，川普政府规定了中国国家媒体驻美人员的上限，事实上驱逐了60人。
随后，中共驱逐了《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大部分驻华记者。
2021年底，拜登政府放宽了对中国驻美媒体的限制，作为交换，中共应该向《纽约时报》等媒体返还签证，但中共迟迟没有这样做。
不过有迹象表明，《纽约时报》正在加倍努力。8月15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神韵艺术团（Shen Yun Performing Arts）的报导。神韵是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创办的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中国古典舞蹈演出团体，他们的演出以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为宗旨，力图展现真实的中国文化，一些舞蹈作品还描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神韵一直是中共的首要打击目标，面临着来自中共的各种形式的干扰和破坏。
目前还不清楚《纽约时报》对神韵的打击是否会为该报赢得中共更多的优待。
塞耶说，“这就是共产党政权的本质，随着他们权力的增长，他们变得更加冷酷、压迫性更强，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对待外国人，甚至那些中国的‘老朋友’。”
面对因打击外国企业和COVID-19大流行病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而导致的经济逆风，习近平政权再次试图吸引外国投资。
法内尔和塞耶都承认，《纽约时报》已经是习近平心甘情愿的合作伙伴，这使得习近平几乎没有动力对《纽约时报》施加更多限制。
法内尔说，“习近平根本不在乎《纽约时报》，他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甚至不用付钱给他们。”
原文：Behind The New York Times’ Attacks on Falun Gong, Decades of Appeasing the CCP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大纪元2024年08月18日 英文大纪元记者Petr Svab报导／秋生编译】
责任编辑：孙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