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之制始于黄帝而“仓颉、沮诵实居其职”。唐韩愈说史官所记为“垂诸文而后世法”。宋欧阳修说：“伏以史者，国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功过善恶，与其百事之废置，可以垂训诫以示后者，皆得直书而不隐，故前世有国者，莫不以史职为重。”
通过直书笔录对当朝君王产生制约力量，即所谓“以史制君”，迫使君王自律，慎重从事，尽量使自己的言行不受非议，形成楷模。所谓：“慎言行，昭法式。”
史官，“秉笔直书”者令人敬佩。所以对于史官的保护，虽然中国历史上并没有成文法律，但却以不成文的道德或是规矩约束君主。如：史官是不可以杀的，让君主、臣子警戒，即使自己的污点被历史记载，也不可以杀史官，否则就是逆天不道之举；起居注作为记载帝王言行的档册，“天子不观起居注”。
晋之董狐 齐之南史
“晋之董狐，书法不隐”；“齐之南史，直书崔弑”，是中国几千年来传为美谈的两个故事，也是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两位先驱者。
周匡王六年 （公元前607年），晋国发生内乱，赵穿杀死晋灵公，当时晋国当权者为赵穿之兄正卿赵盾。灵公被杀后，赵盾迎立晋成公为君，也没有追究弑君之事。
晋国的太史董狐认为这事应由赵盾负责，乃在史册上直书“赵盾弑其君”。赵盾见了不服道：“我又没有害死君主，怎么说我弑君？”董狐说：“你身为正卿，事变时你藏起来，事后又不追讨弑君之贼，则弑君的责任你不负谁负？”
后来孔子读史至此，叹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周灵王二十四年（公元前548年），齐国的权臣崔杼杀死他的君主齐庄公，齐国的太史便将这事据实直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便将太史杀死。太史的弟弟继承兄职，依样直书，崔杼又把他弟弟杀死。太史的第二个弟弟，还是一样，崔杼再把他杀死，于是一连杀死了史官兄弟三人。哪知轮到了太史的第三个弟弟，依然不怕死，依然照实直书，崔杼莫可奈何，终于屈服在正义之下，不再干涉。
这时齐国还有一家史官南史氏，听到这个消息，唯恐没有人再敢直书其事，便手持写有“崔杼弑其君”的竹简上殿。行至中途，闻知太史的三弟得存，历史记录未改，遂欣然而返。
南宋殉国的文山公文天祥，曾特别称颂这两桩事，他在〈正气歌〉中谓之：“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后来，人们称赞正直的史官，把直书其事的文笔，赞为“董狐之笔”。
唐朝史官“起居郎”
唐朝曾置“起居郎”与“起居舍人”的职位，记录天子的言行，凡皇帝每日各项政事活动，均有日讲起居注官将其言行按规定体例记录下来，按年月日顺序装订成册，谓之“起居注”。主持起居注的史官，称知起居注事。
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谏谈大夫褚遂良兼知起居注事，太宗询问褚遂良想要看“起居注”。褚遂良道：“史官书写人君言动，向例人君不得自取观看。”太宗问道：“朕有不善之事，你是否也记下？”褚遂良说：“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倚郎刘洎在一旁说道：“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人亦当记之！”太宗叹道：“诚然！”
后来宰相房玄龄监修国史，太宗问他：“前世规定史官所记不许人主得见，是什么道理？”玄龄道：“史官的责任是不虚美、不隐恶，恐人主见而愤怒，干涉史官。”谏议大夫朱子奢道：“恐开后世史官之祸，如史官全身畏死，则悠悠千载之下，还有可靠的历史么？”
唐文宗开成初年，有一天文宗和宰相议事，看见起居郎郑朗执笔站在一边作记录，文宗要索取观看，郑朗拒绝，并引述太宗与褚遂良、朱子奢的故事，曰：“史不隐善恶，人主或饰非过失，见之则史官难以自免，亦不敢直笔，昔楮遂良亦称‘史记天子言动，虽非法必书，庶几自伤也’。”文宗说：“朕恐平日言语不合治体，想要参看起居注以便改正。”郑朗不得已而献之。
后来到开成四年，魏暮为起居舍人，文宗又要索阅“起居注”，而魏暮坚持不许，文宗乃引郑朗之例论：“朕曾经看过。”魏暮说：“这是史官失职，若陛下常阅记注，从此史臣执笔，必有回避，后世何以能有信史！”文宗只得作罢。
尊重客观事实，直书其事，是史官的责任，也是史官应有的品藻和史德。中国古代秉笔直书的史官，尽管命运多蹇，或“身膏斧钺”、或“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或遭秘密杀害而“无闻后代”，面对权势和屠刀，史官们宁可杀身成仁也不肯歪曲史实。他们这种忠实记录历史的工作，可以起到“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的作用，为后世留下一部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