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钢琴家的故事：共产极权下苦难经历

“社会主义是对共产主义的粉饰。”在阿尔巴尼亚长大的成功古典钢琴家达科利说。她的家曾被共产党贴上“成分不好”的标签，现在她已摆脱政治迫害，并用自己家族的故事警告人们。

出生在阿尔巴尼亚都拉斯市（Dures）的美籍阿尔巴尼亚人艾莉达‧达科利博士（Dr. Elida Dakoli）从小就被共产党贴上特别的身份标签。这一切始于她的外曾祖父和祖父，两人都被共产党毒杀。

“我父母双方的家人都被贴上了‘成分不好’的标签。”达科利在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说。

“我母亲这边，她的祖父是一位著名的民主政治人物。我父亲这边，他的父亲是一个成功商人，他拒绝将自己赚来的财富交给共产党。两个人都反对共产党强加的极权。”

现在，达科利与丈夫和三个孩子定居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Dallas）。她说自己曾读到过，共产主义对一个家庭的迫害通常会持续三代人，但对她的家庭而言，这种迫害持续的时间更长。

达科利的曾祖父是1921年第一届阿尔巴尼亚多元主义大会创始人之一。作为他的曾孙女，达科利的成长道路充满艰辛。当她追求在音乐事业上的发展时，不得不忍受来自同学和老师的阻挠；而她们家族辛苦挣来的财富在1945年被新上台的共产党政权夺去。

艾莉达‧达科利（Elida Dakoli）是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达拉斯委员会的创始大使，也是达拉斯音乐发展学院的执行董事。（由Elida Dakoli 提供）

请记住，社会主义是对共产主义的粉饰……他们想要控制，而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方式就是对这一代人洗脑。不要上当！
——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达拉斯委员会的创始大使艾莉达‧达科利博士（Dr. Elida Dakoli）

1991年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垮台，对当时十几岁的达科利来说，事情出现了转机。她后来成为国际音乐会钢琴家、唱片艺术家、教育家、企业家、出版作家和人权倡导者。

最近，达科利加入了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VOC）的国家咨询委员会，并作为VOC达拉斯委员会的创始大使，她成功说服德克萨斯州议会通过立法以纪念共产主义政权的受害者。因此，今年5月，德克萨斯州成为第四个确认11月7日为“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日”的州。

对达科利来说，这个纪念日非常重要。她说，尽管卡尔‧马克思在其《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迈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但令人担忧的是，如今在年轻一代，社会主义正在变成一种风潮。

“这种信条正在利用资本主义的不确定性，设法把通常的谎言当作完美的解决方案，从而渗透到他们的脑海中”，她说，“资本主义在家庭生活、成功和权力上能给予你自由的唯一可选项。”

“我们的目标是教育新一代人了解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历史和遗产，以确保不会忘记在共产主义政权下受苦且仍在受苦的数百万人。”

艾莉达‧达科利（Elida Dakoli）（左）与德克萨斯州代表汤姆‧奥利弗森（Tom Oliverson）。（由Victims of Communism 提供）

政治迫害

达科利的外曾祖父海森‧米什克塔（Hysen Myshketa）曾是阿尔巴尼亚都拉斯市著名的律师和市长，一个爱国者，也是民主的主要支持者。

1943年在新的阿尔巴尼亚国会中担任国会议员，但在国会开幕前几天的1943年10月4日遭到暗杀——他本来要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

“他正步行回家，打算与他所爱的妻子共进午餐。但在街上，他被枪打中了两次。”达科利说，“这两枪没能杀死我的外曾祖父。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在医院住了几天后，他感觉好多了。然而，一个护士在他的牛奶里下毒，他死了。”

达科利的外祖父伊萨‧米什克塔（Isa Myshketa）——海森‧米什克塔（Hysen Myshketa）的儿子——当时也在枪击现场。几十年过去了，当国家走入民主政体后，他才将当时发生的事告诉孙辈们：发现父亲被枪击中两次但没有死，伊萨‧米什克塔抓住父亲的胳膊要送他到附近的医院，他们一边走，共产党刺客一边向他们开枪，但没能击中。在父亲住进医院后，刺客们试图继续行刺，他们每天携带藏匿的左轮手枪打算进入海森住的医院，但由于无法通过警哨而不能得逞。但最终一名医院护士受到威胁，她下了手，海森于1943年10月10日被毒杀身亡。

达科利说，尽管一直有人看守，但共产党的人还是以某种方式设计杀害了为自由而战的他。

最终他的一位朋友在国会开幕式上宣读了米什克塔的开幕词。

达科利说，共产党自称是为国家的“所谓自由”而战。然而，他们不可告人的动机其实是“消灭国家精英”。

“这样，他们就可以更轻松地掌握权力。”她补充道，“为了合法化他们的行为，他们总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口号‘以人民的名义’。但人民是谁？‘人民’受到了恐吓。”

（左）艾莉达‧达科利（Elida Dakoli）的外祖父母Naxhije和Isa Myshketa（Hysen Myshketa的儿子）；（右）艾莉达‧达科利（Elida Dakoli）的外曾祖父律师Hysen Myshketa，他于1943年准备在阿尔巴尼亚国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讲的前几天被共产党人暗杀。（由Elida Dakoli提供）

达科利的祖父萨迪克‧达科利（Sadik Dakoli）也成了共产党政权的目标。萨迪克尽职尽责为家族奉献，并支持阿尔巴尼亚的教育事业，他是一位慈善家，每月为教育事业捐款，就像他的父亲一样。

达科利谈到她的祖父时说，萨迪克‧达科利（Sadik Dakoli）从未想过，一群只知道谋杀和暴力、未受过教育的人组成的共产党会接管并控制这个国家。

达科利说，对“达科利家族的第一次打击”是1945年1月14日公布了“第278号查封决定”，授权新政府查封所有动产和不动产。

“这意味着政府可以拿走达科利家族的生意和黄金、城市的住宅和乡村的橄榄园。”她说，“即使是家具和衣服，从理论上讲也是共产主义国家的财产。”

1946年，达科利的祖父萨迪克被捕，她的祖母贾亚（Jaja）和她的四个孩子——包括当时4岁的达科利的父亲埃克雷姆（Eqrem）——在半夜被扔到街上。

“在洗劫了他们家后，共产主义武装分子从祖母的脖子上猛地扯下金币项链，从她手指上夺下结婚戒指。”达科利说，“士兵们甚至没有给孩子们足够的时间穿上鞋子或外套。就把他们赶出了自己的家。”

“这家人一出门就被告知，‘达科利家族已被认定为是人民的敌人。因此，他们不应该用吸工人阶级的血赚来的钱过着奢侈的生活。他们的财产已正式移交给国家，他们被驱逐出这个家，立即生效。’”

“这个世代辛勤劳作的家族，他们为城市和国家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他们创立了代表阿尔巴尼亚的引以为傲的国际企业，但从这个可怕的夜晚开始，这个家族在今后的生活中，再没有看到一个好日子。”

艾莉达‧达科利（Elida Dakoli）的祖父Sadik Dakoli被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政权当作目标，送到古拉格劳改营，并最终被毒害。（由Elida Dakoli提供）

她的祖父萨迪克成为古拉格劳改营的奴工，她的祖母、父亲和父亲的兄弟姐妹与祖母的兄弟和他的家人住在一个房间里。萨迪克后来于1951年死在狱中。

“他也被毒害了。”她说，“没人通知他的家人。几周后，我的祖母去探望他，在等了几个小时后才得知情况。一名警卫告诉她萨迪克已不在世，所以她没必要再等。直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他葬在哪。”

“成分不好”

达科利透露，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阿尔巴尼亚，一个人只要是与不同意共产主义观点的人有关，就被认为“成分不好”。

“‘成分不好’的人会成为二等公民，背负着‘人民公敌’的标签”，她说，“很多‘成分不好’的人被谋杀，就像我的曾祖父一样，或者像我的祖父一样被监禁，但更多的人遭到迫害。”

达科利说，（成分不好）这一称谓是共产主义政权惩罚政治异见人士的一种方式，好让他们的家人世代受苦。

“那些‘成分不好’的人不能拥有与其他社区居民一样的权力。”她说，“他们在工作上选择有限，因为大多数人不允许接受高等教育或不允许有更好的职业。他们通常被迫搬到乡下，在政府的土地上耕种。”

达科利记得，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阿尔巴尼亚，人们生活在恐惧中，无法信任任何人。一个人即使他没有被贴上“成分不好”的标签，生活条件也很差。

“在一套两室一卫的公寓里，共产党会让两个素不相识的家庭住在一起。”她说，“一切都是配给的。一个家庭一个月只能吃10个鸡蛋，1/2磅奶酪等。一切都很有限。然而，没人敢抱怨，因为抱怨的人会被关进监狱，他们的家人会被归为‘成分不好’而遭受迫害。”

达科利居住的地方非常狭窄，一套两室一卫的公寓里住着她的祖母、父母、兄弟、叔叔和婶婶、叔叔婶婶的两个孩子。

后排：艾莉达‧达科利（Elida Dakoli）的母亲Lili Dakoli和叔叔Meti Dakoli（他抱着婴儿时期的艾莉达）；前排：祖母Jaja Dakoli，艾莉达的表兄弟和婶婶，以及艾莉达的兄弟。在阿尔巴尼亚的共产主义时代，所有人都共用一套两居室公寓。（由Elida Dakoli提供）

艾莉达‧达科利（Elida Dakoli）由祖母Jaja Dakoli抱着。1946年，祖母的家庭住宅和财产被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政权没收，她和孩子们“在半夜被扔到街上”。（由Elida Dakoli提供）

在七八十年代，年幼的达科利面对的不仅是生活条件的窘迫。她从小就有抱负要成为一名钢琴弹奏家，6岁起开始追求音乐的梦想，不过她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没有钢琴。

“它们被视为私有财产，只有特权的党员阶层才能拥有。”她说，“因此，我有一张长长的纸，上面画着钢琴键用于练习。这是我最初几年的钢琴，但我的父母总是鼓励我（弹奏时）想像，想像在音乐厅演奏。”

后来，达科利终于被安排了一个去学校练琴的时间段，但因为“成分不好”，她的练琴时间排得最早。每天早上5:00，妈妈会叫醒她，在她半睡半醒时，帮她穿上衣服，一个小时后，爸爸会在上班前骑自行车送她去学校。但是，在练琴过程中，她每天都要面对“一个新的阻挠方式”，达科利记忆最深的就是“丢失的灯泡”。

“在我练习的第一天，灯是灭的。”她回忆道，“下一次还是这样，我练琴时看不见。我们发现是其他孩子或他们的父母从头顶的灯座拿走了灯泡。”

从那天起，达科利的家人开始带上自己的灯泡，但最终，有灯泡也不行，因为断路器关了，“所以为了练琴，我们带了一名电工来。”她说。

“这是因为竞争太激烈了。但我父亲总是鼓励我往积极的一面看，并将挫折描述为新的小冒险。他会开玩笑说。”现在是展示你的勇气的时候，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样表演，不害怕任何事情——天气、坏掉的钥匙或丢失的灯泡。“这种将挫折视为冒险的心态，是我今天作为艾莉达取得成功的关键。”

艾莉达‧达科利（Elida Dakoli）小时候在阿尔巴尼亚弹钢琴。（由Elida Dakoli提供）

艾莉达‧达科利（Elida Dakoli）和她的父亲Eqrem Dakoli在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的自由胜利大会暨晚宴上。（由Elida Dakoli提供）

对于达科利来说，作为五位钢琴弹奏者之一，被国家艺术学院——唯一的一所音乐大学录取是她“战胜压迫”的第一个重要里程。

“党不希望像我这样的人接受教育。”她说，“体制、老师、学生都对我不利，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

直到住在美国并怀上第三个孩子，达科利才开始了解她父母遭受迫害的全部，她的父母现在也住在美国。在阅读和翻译她父亲的书——他写给达科利和她的兄弟，以及后代阅读的书时，她了解了自己童年的真相以及她父母所做的牺牲。

“我哭了好几个小时。”她说，“我简直不敢相信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他们回到家，脸上挂着开心的笑容，就像他们生活得很完美，这都是为了让我们感到幸福。”

“我了解到，我所相信的很多关于我童年的事只是为了保护我们小时候免受残酷现实的伤害。我以为，我在学校遭受的大多数不幸只是因为我不够好。然而，实际上仅仅是因为我的‘成分不好’。”

达科利最终离开欧洲前往德克萨斯州韦科（Waco）的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攻读研究生学位，随后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获得了钢琴演奏音乐艺术博士学位。她还是达拉斯浸会大学艺术创业项目的创始人和教授，并且她于2017年创立了达拉斯音乐发展学院（DIMA, Dallas Institute of Musical Advancement），她在该院担任执行董事。此外，她还是梅森和哈姆林钢琴的艺术家，并担任PianoDisc的代言人和录音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