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寸金莲”
嫁给军阀为妾（一九零九~一九三三年）
(接上2)
薛之珩一八七六年出生于卢龙县。卢龙位于长城以南、北京东边一百哩处，是辽阔的华北大草原的入山口。他父亲是个教书先生，他在家中排行老大。
张戎的外祖父薛之衍将军（图:网路图片）
薛之珩相貌英俊、仪表威严，见过的人都对他印象深刻。好几位算命瞎子摸过他的脸都预言其日后会飞黄腾达。他写有一手好字，一九零八年，一位名叫王怀庆的将军在怀龙大寺庙上香时，注意到寺庙横匾上他写的字，当即提出要见这位书法家，接着便延揽他为幕僚。
薛之珩很快受到重用，被擢升为军需官，掌管军中钱财粮食供应。他一方面为军务到处奔波，一方面也开始在卢龙和东北各地营造自己的粮栈，并在短时间内发了大财。当他替王将军出兵内蒙古成功地平息了一场叛乱后，官运更为亨通。他在卢龙设计、建造了一座八十一间房屋的大公馆，取“九（久）九八十一”的吉利。
清王朝灭亡后十年间，没有一届政府曾建立起足以控制大部分中国的权威，不久有实力的军阀便为争夺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权而混战。薛之珩所属军阀吴佩孚派系（直系），在二十年代初一度控制者中央政府。一九二二年，薛之珩出任京师警察总监，并兼任中央政府公共工程部的首脑之一。他管辖长城内外二十多个地区，统率万余名步、骑警。
军阀间的勾结反覆无常。一九二三年五月，薛之珩所属直系军阀开始密谋推翻他们一年前扶持起来的大总统黎元洪。与他们结盟的是冯玉祥——就是那位用救火水龙头给部队施行洗礼的基督将军。薛之珩调动他的一万人马包围了北京城内主要政府建筑，要求政府支付拖欠的军饷，实际目的则是要黎大总统出丑，迫使他交出权力。黎元洪拒绝退位。薛之珩下令切断总统府的水电供应。几天后，总统府内的环境变得令人无法忍受，六月十三日晚，黎元洪放弃了臭气熏天的居所，逃往天津。
在中国，代表权力的不仅是官员本人，还要有官印。一份公文有效与否，端看是否盖有相应的印鉴，否则即使有总统签字也不行。黎元洪深知其道，把大印藏在一位姨太太处，这位姨太太则躲在北京一家法国教会医院内养病。
黎元洪的专车在快到天津时，被一队武装警察拦住，要黎元洪交出大印。起初，黎元洪拒绝说出藏印的地方，但几小时后，他让步了。薛之珩在凌晨三点全副武装来到医院收缴大印。当他走到那位姨太太的床边时，她甚至不屑于正眼瞧他，傲慢地说，“堂堂总统大印，怎么可以交给一个警察！”但当她接触到薛之珩使人不寒而栗的目光，就乖乖地把大印放到他手上。
在随后四个月内，薛之珩动用他的警察部队以确保有直系军阀所要的总统候选人曹锟能在中国最早的一次选举中当选。
薛之珩与冯玉祥派军警把守国会会堂，放出风声：凡投票得体者均可获得一笔不薄的谢仪。结果不少国会议员闻风从各省专程赶来，八百零四名国会议员中有五百五十五名云集北京。经过台面下激烈的讨价还价，终于在选举前四天敲定了大多数议员能接受的数目：每人五千大洋。一九二三年十月五日，曹锟以四百八十票当选。论功行赏，薛之珩被晋升为平威将军。此次贿选便在中国历史上留了选举被操纵的臭名昭著一例。至今仍有人引以论证民主选举在中国行不通。
一九二四年初夏，薛之珩视察义县。义县不大，但是战略地位却十分重要。北洋政府势力范围就到这一带为止，再往北是人称张大帅的奉系大军阀张作霖的地盘。薛之珩此行也兼有私人目的：义县的主要粮栈和最大的商店都是他的，包括一家当铺——兼银行，它发行自己的销票，在城里和附近地区流通。
薛之珩的来访对于外曾祖父不啻天赐良机，他设法为自己弄到接待薛之珩的差事，告诉妻子定把女儿嫁给薛之珩。他当然不是在征求妻子的意见，只是通知她而已。这不仅是当时民俗使然，而且外曾祖父压根儿就看不起自己的妻子。外曾祖母流泪了，但什么也不敢说。外曾祖父还特别警告不得对女儿泄漏半个字。
外曾祖父知道如果直接了当提出要把女儿许给薛之珩，不仅会贬低女儿的身价，还要冒被拒的危险。他要先让薛之珩有机会亲自看看自己所提供的是何等宝物。问题是，当时良家妇女是不准介绍给陌生男人的，外曾祖父不得不挖空心思让双方“碰巧”见面。
义县有一座九百年历史的佛寺，由砖木盖成，有一百尺高，座落在一平方里大小的一排排古雅的柏树林中。大佛殿内迎面是一尊三十尺高的金身彩塑佛像，墙上绘有线条细腻的壁画，描绘释迦牟尼的故事。带客人参观此地是很自然的事，寺庙也是良家妇女可以单身前往的一个去处。
外曾祖父要姥姥在某天到寺院进香。出于对佛的虔诚心，姥姥行前薰香淋浴，然后面对家中的小神龛默拜数小时，以期在寺院拜佛时能保持心境平静。她坐上租来的马车，在一位婢女陪伴下上了路。她身着鸭蛋清色罩衫，金缕线滚边，显出线条的素净，蝴蝶形盘扣镶嵌在罩衫的右面。紫红色的百褶裙上绣有缤纷的小花。乌黑的长发梳成一条辫子垂至腰际，头上插有一朵丝质墨绿色牡丹花。她一点儿妆也没画，只浓浓地薰了香，据说这是恰到好处的进香打扮。
张戎的姥姥（图:原文转载）
张戎的姥姥
姥姥走进大殿，跪在佛像前，先叩头数次，接着双手合十低头默拜。此时，外曾祖父和薛之珩正好走进来，立身于大殿耳堂暗处，看了个仔细。外曾父计划得很好，不光时间巧，姥姥跪着时，还把那一双隐藏在裙内的三寸金莲露了出来。
当姥姥叩完头站起来时，小脚一时难以支撑，身体微微一晃，失去平衡，她忙伸手扶住婢女。这时外曾祖父与薛之珩走了过来，姥姥红了脸，低下头，转身就要离开。父亲拦住了她，把她介绍给薛之珩。她忙道个万福，头一直低着。
为保持自己的尊贵身分，薛之珩不便对地位低得多的杨汝山说些什么，但外曾祖父看得出他有点着迷了。两天后，杨汝山冒着倾家荡产的危险，包下戏院，雇来小城最好的戏班子，请薛之珩看戏。这是一座传统的露天戏院，戏台既无帷幕，又无布景。整个表演过程中，男人们围坐在台下的桌子旁，边吃、边喝、边大声聊天。妇女们则坐在旁边上方的包厢中，婢女们侍立于身后。外曾祖父特意把姥姥的座位安排在恰当的地方，使薛之珩一眼就可以看到她。
这一次，姥姥的打扮要比进香时华丽得多。她身着鲜亮的绣花衣，头上插珠戴宝。她与朋友们兴奋地交谈着、笑着。洋溢着青春活力，薛之珩的目光很少往戏台上看。戏剧表演完后是猜灯谜，男、女分开在两个房间，每间悬挂着几十个精致的煤箱，上面写有用诗句编成的字谜，猜中最多的是赢家，男人一边的赢家自然是薛之珩，女人这边则是我姥姥。
现在，杨汝山已经使薛总监欣赏到他女儿的美丽和聪慧。最后一招就是展现女儿的才艺了。在一个天清气朗的夜晚，他请薛之珩到家吃晚饭。酒足饭饱之后，男人们坐在小花园的凉亭中赏月，姥姥被请出闰房弹琴助兴。此时，皓月当空，暖风轻拂，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丁香花昧。琴声悠悠传来，薛之珩入了迷。后来，他告诉我姥姥，那天晚上的琴声征服了他。当我母亲出世时，他为她取名“宝琴”。
琴声未落，薛之珩便向外曾祖父提亲，他要娶姥姥做姨太太。薛之珩不提娶姥姥为妻是外曾祖父意料中的事，薛之珩应该早在年少时奉父母之命娶了妻子。而且，杨家哪高攀得上薛家。女儿能被薛总监纳为妾，已属万幸了。像他这种有身分地位的人娶个三妻四妾是不足为奇的。
姥姥在被纳娶的前几天才从母亲口中得知此事。她黯然饮泣，默默无语，恨父亲让她沦为姨太太，但又无权说一个“不”字。违背父母之命就等于不孝，而且就算她拒绝，也不会被当一回事，只会被看作是她舍不得离开父母。唯一有效的拒绝方式是自杀。实际上，她什么也不能说，就是说“好”，也会被看作是轻佻、不守妇道，或暗示她急于离开父母。
外曾祖母看见姥姥如此伤心，便劝她说，嫁给薛之珩，是她最好的归宿。“你知道薛总监的权势有多大吗？”母亲眼中流露出敬畏的表情。“你父亲告诉我，在北京人人都说，薛总监只要跺跺脚，北京城就得摇三摇！”当然，姥姥也不是没有被薛之珩的堂堂威仪所吸引，义县还没有一个男人能比得上这位军阀的风采。父亲又加油添醋地转达了不少薛之珩对她赞美的话，姥姥觉得有点飘飘然了。这一年她才十五岁，不能完全想像为人妾的痛苦滋味，还心存幻想，希望赢得薛总监的爱，过着幸福的日子。
薛总监许诺她可以留在义县，住进他特意为她购买的华宅里。这样她就可以不必离开双亲，远嫁他乡。更重要的是她不必住在薛公馆，整天看着大太太和其他姨太太的脸色过活，陷于永无休止的勾心斗角中。薛之珩还同意把纳妾仪式办得和明媒正娶一样隆重，使姥姥与全家脸面有光。另有一点她觉得非常重要的是，现在父亲遂心如意，因此会对母亲好一点。
我的外曾祖母患有癫痫病，总觉得自己配不上丈夫，对丈夫的态度几近于卑恭屈膝。而外曾祖父却视妻子如草芥，从不关心她的健康。多年来，他一直怪她没替他生个儿子。外曾祖母生了姥姥后，曾小产多次，一九一七年好不容易生下第二个孩子，却又是个女的。外曾祖父着迷似地想纳妾，只苦于没钱，这次嫁女使他如愿以偿。薛之珩为显出自己的身分地位，给杨家的骋自是出手阔绰，得利最多的当然是外曾祖父。
迎亲那天，举着彩旗、抬着大匾、提着大红灯笼的队伍，簇拥着花团锦蔟的花轿，浩浩荡荡来到杨家门前。旗上、匾上、灯笼上描绘着凤凰吉祥的图案。仪式按传统习惯从黄昏开始，大红灯笼在暮色中闪耀着喜庆的光芒，吹鼓手们吹奏起欢快的乐曲，鞭炮声更是震天价响。姥姥凤冠霞披，一面大红丝巾盖住头，乘着八人大轿前往新居。花轿内闷热难耐，她小心翼翼地掩起头巾，微傲掀开轿帘，心情马上由紧张变为高兴：
观看迎亲队伍的人群拥挤在街道两边，这和她所知道的纳妾仪式大不相同——一顶筒陋的两人小轿，简简单单地铺上一层靛蓝色平布，冷冷清清，没有排场，没有热闹，更没这般风光。迎亲队伍游遍整个义县，进出四座城门，最后来到新居—一座时髦舒适的住宅。薛之珩身着戎装迎在新宅，身边站满了当地的显贵。姥姥心满意足了，因为就她记忆所及，义县还未曾有过如此隆重的婚礼。
婚后三天，薛之珩没出房门一步，姥姥深觉快乐，自认为很爱他，薛之珩也以一种鲁莽的方式爱着她。他完全不和姥姥谈论公事，按照传统看法，女人是“头发长，见识短”。男人即使在家，也应表现得威严庄重。姥姥也尽量少说话，早上为他捶捶腿，入夜则为他抚琴。一星期后，薛之珩突然说他要走了，但只字不提要到哪里。姥姥懂得最好什么也别问。她的责任就是等他回来。结果一等就是六个年头。
一九二四年九月，直奉战争爆发。薛之珩被擢升为北京卫戍部队副司令。但几个星期后，局势发生戏剧性变化：薛的老盟友冯玉祥倒戈。十一月三日，总统曹锟被迫宣布辞职。同一天，北京卫戍部队解散，两天后，京师警察部队也遭逢同样命运，薛之珩匆匆彻离京师，隐退在天津法国租界他的一所住宅内。
同一时期，姥姥也受到再度爆发的战火威胁，因为两派军阀都争着控制义县这样的交通枢纽。薛之珩离开后不久，城外发生激烈的战斗。抢掠四起。一家意大利军火公司对那些资金短缺的军阀打广告说，没钱买军火的话，可用“有掠夺价值”的村庄作为担保物。到处有人强奸妇女，姥姥和其他妇女一样，用锅灰涂脸使自己看上去既脏又丑。所幸义县城里没有打起来，战火向南延伸，生活恢复正常。
对姥姥来说，正常生活意味要设法在她的大宅院内消磨时光。这是一座典型的北方四合院，南面是一堵高七尺的墙，一道拱门与外院相接。铸有铜环的外院双扇正门，平时总是紧锁着。这类建筑是为了适应北方恶劣的气候。这里的夏天气温高过三十五摄氏度，冬天则骤降至零下三十摄氏度。来自北方的西伯利亚寒流和咆哮的蒙古风经常扫荡整个平原。大风卷起漫天黄土，铺头盖脸，迫使人们出外时不得不在头上蒙纱巾来保护脸部。建筑面北是墙，用以挡住风沙。主要房间的所有窗户都朝南开，以接受更多的阳光。院落的正面是客厅和卧室，两侧的厢房是厨房、仓库和仆人的睡房。主要房间都用花砖铺地，木框窗户上糊着白纸，光滑的黑灰色瓦片覆盖着房顶。
按当地的标准，这所住宅称得上豪华——比姥姥娘家强得多。但姥姥住在这里，却极其落寞孤单。她有仆人作伴：一个厨子，一个守门人，两个婢女。只是他们的任务不仅是伺候她，还监视她。守门人奉命不准她单身走出大门。薛之珩临行前曾以他的另一个姨太太为例，警告姥姥。那位姨太太趁薛之珩外出时，与薛之珩的一名男仆偷情。薛之珩发现后，把她捆绑在床上。用浸透生酒的布塞住她的鼻和嘴，使她慢慢窒息而死。“我当然不能便宜了她，让她死得那么痛快！”薛之珩对姥姥说，“一个女人最卑劣的就是对丈夫不忠。”每当有偷情的事发生，像薛之珩这样的人仇恨女人远胜于男方。“我对付那个男人就是一枪把他给毙了。”薛之珩漫不经心地说。姥姥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不过十五岁的她着实被这个故事给吓坏了。
从那以后，姥姥一直生活在恐惧中。她几乎不能外出，她也不是四合院内小天地的真正主人，她得花很多的时间来讨好仆人，以免他们在丈夫回来后，造谣生事，这种事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她不时地送礼给仆人，并邀人打麻将，因为赢家总会慷慨地给仆人吃红。
姥姥从不缺钱花。薛之珩钱庄的管帐先生不仅按月送生活费来，还帮她付掉在麻将桌上输的钱。搓麻将是当时中国所有姨太太生活的一部分。抽鸦片也同样普遍，姨太太常用此来麻醉自己，鸦片使她们安分守己，更加依赖丈夫。许多姨太太为了排解孤单空虚而吸毒上瘾。薛之珩也鼓励姥姥吸，但姥姥没有理睬他。
姥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待在家里，除了看小说和剧本，就是种花，院内的花台上布满凤仙花、紫茉莉和鸡冠花。在这个“金丝鸟笼”里，她唯一的伴侣是一只猫。
有时她可以出去看戏，还可以回娘家，但不得过夜。尽管父母是她唯一能倾吐苦衷的对象，但她很快就的息念。父亲由于和薛之珩攀了亲而被提拔为警察局副局长，有了土地、财产：还讨了一房姨太太。每当姥姥开口诉说内心的苦闷时，他就叫她不要胡思乱想，一个良家妇女应该克制自己的情感，一心以丈夫为重，想丈夫念丈夫当然好，但不能埋怨丈夫，更不能开口诉苦。他用“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话来教训她。（待续）
──转自新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