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 “容我朝暮谢过，以赎前愆”
我父母在干校（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二年）
（接上54）
从成都出发乘三天卡车，到了西昌北部的牛郎坝。这里南去的路分了叉，一条去西南面，通米易——我父亲的干校就在那里；另一条往东南，通宁南。
著名的牛郎织女神话就发生在这儿。王母娘娘的小女儿织女（我家那条支机石街的那块陨石据说就是支撑她织机的石头）从天庭下凡到这里的邛海中洗澡。在湖畔生活的一位放牛郎看见了这位女神，两人很快坠入爱河，结了婚，生了一儿一女。王母娘娘认为织女下嫁凡人触犯了“天条”，于是派天兵天将捉拿她回去。牛郎在后面紧追不舍，在他快要赶上时，王母娘娘从头上拔出一支玉簪在他们两从中间一画，画出了一条巨大的河流——银河。银河把牛郎织女永远隔开，只在每年七月初七。普天下的喜鹊飞来搭桥，两人才得以团聚一天。
在西昌格外晴朗的夜空中，银河这亿万颗星组成的洪流显得分外苍茫浩瀚。明亮的织女星在银河一岸，牛郎和两个孩子的牛郎星座则在另外一岸。多少世纪以来，这个神话故事一直口口相传，因为中国人的家庭老是被战争、土匪、贫穷及冷酷无情的政府所拆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母亲就是被送到这里。
她是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到达这里的。同行是约五百名以前的东城区同事，既有走资派，也有造反派。他们从成都被匆匆撵走，到了这里没有住处，只有几间曾在这儿建筑成都——昆明铁路的工程兵留下来的土屋。一些人搬进了这些土屋，另一些人则挤进当地农民家。建筑材料只有泥土和茅草。泥土得从山上挖出，担下来，混合着水做成泥砖。没有机械，没有电，没有牲畜代工。牛郎坝高达海拔五千尺，一年没有明显的四季之分，一天却有四季。早上七点，当母亲开始劳动时，气温在零度以下，中午则骤升到二十七摄氏度。下午四点，热旋风卷起小石子往人脸上打，身上热得想剥层皮。晚上七点收工时，温度又往下跌。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母亲和其他人每天得劳动十二个小时，只有中午短暂的吃顿饭才算休息一会儿。开始的那几个月，吃的只有米和水煮甘蓝菜。
母亲的干校是按照军队编制，由一些军官管理，受成都市革命委员会直接控制。最初我母亲被当作“阶级敌人”，中午吃饭时不准坐下，得低着头站在一旁“认罪”。宣传媒体说这种惩罚方式可以提醒人们不忘阶级斗争，休息时还得留出一分精力来仇恨。母亲向她的军官连长抗议，说她总不能一天到晚干活不歇口气。这人是文革前东城区武装部的军官，和母亲关系甚好，于是他下令停止这种处罚。不过母亲仍被分配去做最笨重的活，也不像别人那样有星期日可休息。结果她的子宫出血情况又恶化了，随即还得了肝炎，又黄又肿，站起来都很困难。
干校倒不乏医生，东城区医院的一部分医务人员也下放到这里。只有革命委员会成员们最需要的医生才准留在成都。为母亲治病的医生告诉她，他和同事们都非常感谢她，因为她在文革前的政治运动中没整他们。因为缺乏西药，这个医生就走很远的路为她采集草药，像车前草、半枝莲、鱼腥草、仙鹤草等。
那位医生还向干校的当权者夸大她的肝炎传染性，这一下他们怕了，把她搬到半哩外一处废弃了的猪圈里，让她单独住。一些好心的同事帮她把猪圈打扫干净，铺上干草。睡上去简直就像豪华的床垫。折磨她的人不敢沾边，医生却天天来看她，悄悄替她向当地农民订了份羊奶，逐日送来，一位同情她的炊事员为她每天送饭。当四下无人时，她就会偷偷往菜里打个鸡蛋。干校有肉吃了后，我母亲每天都能吃到肉，而其他人只能每星期吃一回。她还有水果吃——梨子和桃子，是朋友们在市场上买的。害肝炎对我母亲来说真是“天赐良机”。
大约四十天后，她不无惋惜地恢复了健康，搬回干校营地，此时大家都搬进新土屋了。牛郎坝的气候很奇特，“雷在中间打，雨在团转下”，也就是说坝子中央小盆地四周山上下雨，盆地中却无雨，只干打雷闪电。因为盆地里土壤太干，而且一打雷就危险，当地农民不在这里种庄稼。但是这却是干校唯一可以弄到的土地。他们种上抗旱玉米，从山凹低地担水过来。大家都很想吃米，于是提出帮农民做活，以工换米。
农民答应了。当地风俗是女人不准担水，男人不准插秧，而且插秧的妇女必须是生过儿女的，最好是儿子。农民们相信多子的女人插的身“结子多”，产量高。我母亲成了这个风俗下的首选对象，她生了五个孩子，有三个是儿子，比大多数女同事都多。这下她得整天弯着腰在水田里做十五个小时，子宫不时地出血。
晚上，她和其他人轮流守夜看守猪圈，防止狼来偷猪。茅草土屋住地背后是连绵大山，叫“二狼窝”，可是名符其实的狼窝。农民告诉他们：狼很精，偷偷钻进猪圈后，对猪是又用舌头舔，又用爪搔，特别是搔猪耳朵后面，使猪舒服得迷迷糊糊的，不发一点声音。然后狼轻轻咬住猪耳朵，牵着它走，边走边用尾巴轻轻拍打猪身，此时猪还以为是情人在爱抚它，会乖乖地跟着狼，把自己送入狼口。
农民还告诉城里人，有时还会出现豹子。这些野兽都害怕火光。因而每到夜晚猪圈外都得点起篝火，有人守夜。就在这些火堆边上，我母亲度过了许多个不眠的夜晚，坐在火堆边上望着流星闪着白光划过繁星满布的苍穹，二狼窝山的黑色轮廓映在天边，狼嚎声时隐时现，时远时近。
一天傍晚，她蹲三个小时在池塘边洗衣服。洗完直起腰来时，她看见对岸二十多码外有一只狼瞪着眼睛望着她。她头发一下子竖起来，但马上，她记起了童年时大老李告诉她的故事，遇到狼时得退着慢慢走，不要露出惊慌失措的神色来，不要回身，不要跑。她照这样倒退着一步步往住处走，脸总朝着狼，狼也跟着她。翻过山坡她到了住地边，狼站住了。这里可以看见火光，听见人声。这时她才猛地转过身飞快地跑进一扇门里。
在西昌的夜里，篝火几乎是住的光明。这里没有电，蜡烛是有，但贵得吓人，煤油很少。不过有灯也没有什么东西可读，不像我在德阳比较自由，可以看京明从黑市上买来的书，干校控制得很严，能阅读的只有《毛泽东选集》和《人民日报》。偶尔，几哩外的驻军兵营放映电影，总是毛夫人江青的样板戏。
一天天、一月月过去了，繁重艰苦的劳动、单调枯燥的生活变得令人无法忍耐。每个人都想念家人和孩子，造反派也不例外。他们的怨声可能更大，因为他们意识到过去自己卖力是白费了，什么也没得到，更不能回成都重新进入政府工作了，革命委员会的缺已经占得满满的了。就这样，在来到牛郎坝的几个月后，消沉代替了大批判，造反派们的沮丧有时还得靠我母亲的说笑来驱散。她由此得了个绰号：“观音大士”。
夜里，躺在稻草床垫上，时时回想自己孩子们的童年。她发现自己想不起多少故事。在我们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她是一位忙于工作、经常不在家的母亲，把自己献给革命事业，牺牲了家庭生活。现在我母亲悔恨地想她的一片忠心似乎毫无意义，她以一种无法忍耐的心疼想念着孩子们。
一九七零年二月，母亲到牛郎坝三个月了。在春节的十天前，她的连队列队在住地前面准备欢迎一位来校视察的“首长”。等了老半天，只见土路上远远走过来一个人，大家都盯着看，低声议论，说这不可能是首长吧？他应该是乘小汽车来的，而且还应有随行人员。来人也不像当地农民：那种用长长的黑毛围巾包着头的样子太洋气了。等再近一点儿看，才发现这是个年轻姑娘，背上背着一个大背篓。看着她一点点走近，我母亲的心怦怦直跳，觉得来人像是我。她心想：“这要真是我的女儿该多好啊！”突然，周围的人兴奋地用手肘碰她说：“是你女儿来了，夏德鸿，你女儿来看你了，是二鸿！”
这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当时她的心情好像是隔了若干世纪，突然见我自天而降。我是第一个儿女来干校探亲的，激起了大伙儿对母亲的羡慕和对我的亲热。六月从成都载我来西昌办户口的那辆卡车，这回又把我送到这里。我背上的大背篓里装满了香肠、鸡蛋、糖果、蛋糕、挂面、白糖、和罐头，全是我们五个孩子和“眼镜”从我们的配给及生产队分配的东西中节省下来的，为的是好好款待一下父母。背篓沉重得好像要把我压垮。
有两件事使我又吃惊又放心。第一，母亲看上去很好。她后来告诉我她刚从肝炎中康复。第二，她周遭已没有敌意气氛，不少人还叫她“观音大士”，这简直使我不敢想像，她还算是个“阶级敌人”啊！
我母亲用一块深蓝色的头巾包着头，在下巴打了个结。她的脸不再细嫩了，在酷热的阳光和狂暴的风沙下变得十分粗糙，皮肤看上去像西昌当地的农民一样，比她实际年龄三十八岁要苍老十岁。当她抚摩我的脸时，我感到她的手像是块龟裂的老树皮。
我呆了十天，在大年初一那天去父亲的干校。那位送我到这里的好心卡车司机将在我下车的那个地点来接我。母亲的眼睛湿润了，虽然父亲离这里不远，但是却不准她两人互相探望。我把原封不动的装满食品的背篓重新背在背上，母亲坚持把所有的东西都带给我父亲。母亲对我即将离去显得很悲伤，不断地说可惜她没能给我吃上传统的春节早餐——象征合家团聚的汤圆。但是我不能等，担心会误了车。
我和母亲步行了半小时来到公路边，坐在高高的茅草旁等候。周围的山岭像大海一样起伏着，厚厚的茅草就是海中的波涛。太阳变得耀眼温暖了。母亲搂着我，整个身体似乎都在说她舍不得让我走，担心再也看不见我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她的干校和我的公社都有结束的一天，还以为这些地方就是我们终老之地、有成百上千的可能性使我们将天人永隔。母亲的悲哀心情感染了我，我想起姥姥，我去了一趟宁南回来就失去了她。
太阳越爬越高，仍然不见卡车的踪影，远处干校的烟囱冒出的股股浓烟渐渐稀疏了。没给我汤圆吃的遗憾情绪占据着母亲的心，她一定要回去拿。
她离开后，卡车开来了。我往干校方向望去，远远见她正朝我跑来，白金色的干草在蓝头巾四周飘，她手捧着一个彩色瓷碗，小心翼翼地跑着，看得出不想让汤圆的汤洒出来。她还离得很远，约莫二十分钟才能到。我不能让司机等那么长的时间，他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了。我爬上卡车，回头看见母亲还在跑，只是那个碗好像不见了。
几年之后，她告诉我当她看见我爬上卡车时，碗从手上落了下来。但是她依然跑着，想弄清真的是我上了车，虽然上卡车的不会是别人，在这灰黄的世界里没有一点人迹。她一连几天神志恍惚地走来转去，心里若有所失。
经过好几个小时的颠簸后，我到了父亲的干校，它坐落在大山之间，过去曾是劳改农场，犯人们在荒山野岭中开拓了这个农场，然后迁移到别的处女地去开发，把这块已耕出一点成果的土地让给这些比他们处境好一点的被贬人士。干校很大，容纳了几千名以前省组机关的干部。
我得走一两个小时才能到达父亲的“连队”。途中有座铁索桥架在深河谷上，一走上去就摇个不停，使我几乎失去平衡。背篓很沉，我筋疲力尽，但仍禁不住惊叹群山的壮美。虽然此时只是初春，鲜艳的山花已开了满山遍野，在木棉树下，番木瓜丛旁。走近父亲的营地时，我看见几只五彩缤纷的野鸡在梨、李、杏的花枝下大模大样地漫步。几星期后，树上抖落下来的粉红、洁白的花瓣，会淹没这些泥巴小路。
已有一年没有看见父亲了。看到他的第一眼使我翻肠倒肚地心酸。他挑着一担砖一路小跑着进了院子，旧蓝外套空荡荡地挂在身上，挽起来的裤脚露出一双青筋凸起的腿。风吹日晒的脸上满是皱纹，头发灰白斑斑。他看见了我，一阵手忙脚乱地放下担子，显然是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我跑向他，中国传统父女不拥抱抚摸，他用眼睛告诉我他是多么高兴。他的眼神里都是爱和温情。我也从中看见了磨难留下来的痕迹，他昔日的朝气和活力变成了一种衰老的茫然，虽然犹带一丝不屈。他才四十几岁啊！应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我的喉咙哽住了，马上又紧张地审视他的眼睛，担心他的精神病是不是复发了。不过他看上去还好，我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他和省委宣传部的另外七个人同住一间小屋子，墙上只有很小的一扇窗户，门总得开着，以透气透亮，甚至晚上有时也得开着门睡觉。屋子里的人互不打招呼，没有人理会我的到来。我马上感到这里的气氛比我母亲的干校要紧张得多。看得出来，这地方是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也就是在“二挺”的直接控制下。院子里的墙壁上贴满了一层层大标语和大字报：
“打倒XXX！”“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大字报下靠着些用破的锄头、铲、锹。很快，我就发现父亲在一天繁重体力劳动之后，还得在晚上挨批判斗争。既然只有一个法子可离开干校，这就是回去为革命委员会工作，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只有讨“二挺”的欢心，于是一些造反派就竞相比赛谁最狠。我父亲成了当然的牺牲品。
他不准进厨房，身为“攻击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他是危险分子，可能在饭菜里下毒。这种事有没有人相信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凌辱他。我父亲默默隐忍了种种折磨，只有一次按捺不住怒火。他刚到干校时，造反派要他戴白袖套，上面写着几个黑字：“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一把把袖套摔开，咬紧牙说：“来！来把我打死算了，我不戴！”造反派只得罢休，他们深知他说话算话，而上面又没有下令要打死他。
“二挺”在干校尽情地整治他们的敌人。有位官员曾于一九六二年参加过调查他两人的专案组。这人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从事共产党地下工作，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受严刑拷打，摧毁了健康。在干校他已病得很重，但还得去干活，不能有一天休息。他做得慢，就强迫他晚上接着做。大字报说他“装病偷懒”。
我看见一张大字报是这样开头的：“同志们，你们可曾注意到这个面目狰狞的活死尸？……”在西昌无情的阳光下，他的皮肤晒干了，大块大块褪皮。他也饿得不成人形：他的胃切除了三分之二，得少食多餐，但他无法多次进餐，所以总是挨饿。一天，他饿得受不了，就走进厨房找些泡菜水喝，结果被人说是他想下毒。他预感死之将至，写了封信给干校领导，说自己快死了，可不可以减少点重活，结果唯一的答覆是更狠毒的大字报浪潮。不久后的一天，他正在田里施肥时，在灼热的阳光下一头栽倒了。他被送到干校医院，两天后去世。临终前没有人在他的身边，他的妻子已经自杀了。
在干校被迫害的人不光是走资派，那些与国民党有些微关联的人、那些私仇的目标、妒恨的对象，连失了宠的造反派头头，都在挨整。有许多人死了，不少是跳进奔腾咆哮、切过丛山的安宁河里自杀的。夜静更深时，河水在山谷中激起阵阵回声，几重山之外都能听见。干校的人不寒而栗，说这声音听上去就像是冤死的鬼魂在呜咽。 （待续）
－－转自新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