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岁月
钱杨夫妇乘坐渡轮从英国抵达法国的加莱省，港口管理人员见杨绛抱着婴儿，立即请她带女儿优先下船。海关人员都争看“中国娃娃”，没打开一只箱子检查，笑嘻嘻地都画上了“通过”的记号。令杨绛对法国人顿生好感，觉得比英国人更关心并爱护婴儿和母亲。
其后一年的巴黎岁月跟开头一样令人愉快，夫妇俩白天除了上课，经常结伴出去坐一会儿咖啡馆，从生活中学习语言和汲取知识，或者一起逛逛旧书市；晚上一般都回到公寓，不改旧习，发愤读书，青灯黄卷长相伴，不亦乐乎。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密布，他们从报纸上得知家乡已被日军占领，双方家人都逃难避居上海。“我们为国为家，都十分焦虑。奖学金还能延期一年，我们都急着要回国了。”一九三八年的八月间，一家三口乘船回国，邮船抵达香港后，钱钟书就只身上岸，辗转赶赴设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就任外文系教授，而杨绛则带着女儿继续北上，与家人相聚在上海租界。
话剧编剧一鸣惊人
戏剧（特别是话剧），是当时人们所喜闻乐见的一种文艺形式。杨绛在困守上海租界时，做过母校振华女校上海分校校长、私人补习、小学代课老师，后受友人鼓励，“业余编写剧本。《称心如意》上演，我还在做小学教师呢。”
在上海滩这个大都市特有的新旧参半、土洋结合的生活形态下，加上杨绛对都市小市民生活的体验与知识份子生活的积累，引发了她的创作灵感。第一个话剧剧本《称心如意》于一九四三年在金都大戏院上演，“刻画世故人情入微，细腻周至”，“锋芒含而不露，婉而多讽”，大获成功。
那时，钱钟书尚且在文坛默默无闻，杨绛就已经成为上海滩知名的戏剧家了。而杨绛这个笔名，也就成了她最为人熟知的名字。
“灶下婢”与《围城》
一九四一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面沦陷。来上海探望家人的钱钟书也无法出去，只好与夫人厮守在一起，苦度岁月。后来，钱钟书萌发了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念头，这就是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的《围城》。杨绛大为高兴，催他快写。
为了丈夫能安心写作《围城》，杨绛让他减少课时，经济上的短缺由她自理家务来弥补。“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围城》是一九四四年动笔，一九四六年完成的。钱钟书在《围城》序言中写道：“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与傅雷一家的交往
傅雷（1908～1966年）是著名的翻译家和美术评论家。他与杨绛、钱钟书可以说是先后的校友，都曾留学法国巴黎。傅雷和朱梅馥夫妇在上海与钱氏夫妇住得很近，抗战末期时俩家结识，他们经常到傅雷家去夜谈。
那时候知识份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朋友们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许钱钟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傅雷的人，“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其实他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
戴着丝绸手套的铁手
一九四九年八月，杨绛夫妇被聘请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他们举家离开上海，定居北京，从此再也没有离开京城（除“文革”、“五七干校”之外）。
不久，即一九五一年，开始了“三反”运动和“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即所谓的“脱裤子、割尾巴”，也称“洗澡”），杨绛后来所写的长篇小说《洗澡》讲的就是知识份子经历的这第一次“思想改造”时的事情。
《洗澡》里的这组知识份子群像，形形色色：一方面，清者自清，有本色丝帛一般的素净、纯洁；另一方面，藏污纳垢者的庸俗算计、溜须拍马、偷奸耍滑，滑稽荒唐的丑态怪相也是五花八门。《洗澡》有对世相的活泼描摹，也有机趣的讽喻。杨绛以温婉敦厚的风格，写出了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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