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发布蒋介石剥夺张、杨兵权旨意
在事变发生前的1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嘱《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
蒋介石的密嘱内容如下：
力子主席兄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
中正十二月九日
1936年12月12日，《大公报》在要闻版刊出该报驻西安记者按蒋介石密嘱内容发给报社的专电，电文如下：（西安十日下午八时专电）蒋委员长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日内赴太原，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国军各部队。邵力子、杨虎城十日晚在新城大楼宴来陕将领，邀各界作陪，到六十余人，尽欢而散。陈调元十日晚到西安。蒋鼎文对剿匪总司令职表示谦辞，但愿短期内在陕帮助进剿。据闻残匪之消灭仅属时间问题。
《大公报》用大号字“蒋鼎文负责剿共”做主题，点明了蒋介石的意图。
蒋介石常通过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事先发布解除军政人员职务的消息。
张、杨获密嘱后疑惧兵变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被称为蒋介石的“布衣宰相”。蒋介石每有重大举措，张季鸾多有参与。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准备在西安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部署西北“剿共”。
12月5日，张季鸾到华清池访蒋，告以当时西安以“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为标志的政治气氛。
蒋表示：“我来西安的目的，就是要平息东北军、西北军的分歧论调。”从6日起，蒋介石依次召见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及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军师长以及高级将领，而张、杨未获邀因此疑惧。
张、杨获悉《大公报》将发表蒋介石剥夺他们兵权的密嘱，经紧急密商后，决定12日晨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
12月12日晨，蒋介石被张学良部队在临潼华清池控制。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被软禁。杨虎城在邵力子的办公室查获蒋介石的密嘱。
蒋介石背负不抗日的罪名
在中共的宣传中，蒋介石因为不肯抗日才引发了西安事变。其实这是中共罔顾事实的谎言。
蒋介石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领导人，他宁肯中华民国忍辱退出联合国，也绝不放弃大陆版图，更不走台独。
八年抗战的历史事实已证明，蒋介石不仅坚定抗日，而且领导了整个抗战（国民党部队承担了主要战场，中共军队仅是敌后打游击）。据香港学者李谷城的研究统计，八年抗战，国民党军队伤亡340万人，中共军队伤亡61万人。
从台海两岸出版的史料都可以证实，蒋介石并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时机上和张学良有严重分歧，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抗日之前，先统一内部，清剿红军。
西安事变后果
西安事变导致祸乱中华的中共苟活、幸存及窃国，导致蒋介石政府被迫提前仓促全面抗日。因为仓促，面对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坦克、大炮，中国军队根本没有打击的武器，士兵只得全身绑上手榴弹，滚到坦克底下，和它同归于尽。
著名作家黄仁宇在他的书中写道：“战事既开之后，中国即发现不仅航空汽油全赖输入，空投炸弹亦不能自制，一架飞机缺乏轮胎即不能起飞。……淞沪战役历时十周，中国损耗了85个师的兵力（近50万人！），整个防线暴露在日本海军大炮射程之内……徐州战役之后，中国只能以黄河决堤长沙大火等方法迟滞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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