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两会3月11日以2895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中共强推的修改香港选制草案。新华社迅速公布决定的具体内容，并表示即时生效。报导指出，这个决定有9条，“确保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提高香港特别行政区治理效能”。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认为，此举令香港倒退50年，民主派的选举发声空间被中共进一步扼杀。
中共修改游戏规则 防民主派“夺取政权”
蔡子强表示，去年港府押后选举，以限聚令作借口，事实上是由于民主派大胜，赢得8成（区选）议席，北京无法承担被“夺取政权”的风险，因而采取修改游戏规则，“搬龙门（移动比赛球门）让你无法射中”。
他认为对民主派的冲击，包括加强资格审查。“‘非爱国者’不能参选。就是‘港独、勾结外国势力’都不能入闸。即使部分可以入闸，但都可以把民主派的议席压到四分之一以下，防止过半议席被民主派赢得而夺取政权。”
蔡子强又说，“本来对于市民来说，我只是想选择一个能代表我的议员。但对于它（中共）来说，如果你选的议员威胁到它的管治权的话，就要发起‘管治权的保卫战’。”
本次两会修改选制的决定中，表明选委会将扩大至1,500人，分成五大界别，包括“工商、金融界”、“专业界”、“基层、劳工和宗教等界”、“立法会议员、地区组织代表等界”、“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和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界”。
立法会将扩展至90席，行政长官要获最少188名委员联合提名方能入闸。且上述五个界别中每个界别参与提名的委员不少于15名。行政长官要取得过半选委会票数，方能当选。
蔡子强说，“选特首是每个界别都要有提名，选立法会日后会不会都要有？如果每个界别都要有（提名）的话，由于民主派以前未曾试过拿到工商界提名，要拿到提名难于登天，就要看北京的脸色。”这种情况，它即使容许部分民主派参选，数量也会很少。更恶劣的情况就是，它完全不让你参选，结果就是香港民主派再难进入议会。”
对此他表示，香港的情况“退步50年”，变成70年代的压力团体——在议会中没有机会投票、跟政府讨价还价、拿到资源，无法建立群众基础。“以往还可以游行，现在连游行也不能。”
爱国者定义不清 目的引发寒蝉效应
中共人大会议通过修改香港选制草案的决定，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随即发新闻稿表示坚定支持人大决定，并在傍晚会见传媒。被问到有关资格审查委员会及选委会界别的组成，林郑表示，她无法交代细节，这属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范围。
林郑在傍晚的记者会上，声称此次修例，中央从制度上全面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并且“相信可以堵塞漏洞，解决立法会泛政治化等问题”云云。
至于什么是“爱国者”的定义，蔡子强认为，中共并不会尝试把“爱国者”定义清楚，目的是引起寒蝉效应。
他举例说，“它之前修改过宪法，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从序言搬到第一条，那么‘反对一党专政’就可以被诠释为针对中共，你就是‘反对宪法’‘反对中国体制’。”导致谁都不敢再谈“结束一党专政”。“现在是修改了游戏规则，没有人知道最后收紧到什么程度，来审查候选人的参选资格。”
自从2月22日夏宝龙等中共官员开始发表“爱国者治港”的言论以来，不少香港建制派、工商界，口头上热烈支持拥护“爱国者治港”。但蔡子强认为，有可能口是心非、心寒者众。
“以往香港是能者居之，我们讲道理、实事求是，但现在大家担心引起一个风潮，让很多人心寒。在很多事情上‘上纲上线’。譬如，最近港府的一个高级政务官，从来也不是一个黄丝，但就被人针对她戴的口罩上有一个怀疑是‘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含义在里面。结果连那个口罩生产商都要站出来声明，生产商徽号只是英文缩写，与黄丝无关。”
“这令很多人很心淡，是不是回到文革时期？那时是讨论你‘革命不革命’，现在是讨论你‘爱国不爱国！’”
建制派工商界恐被稀释
蔡子强分析说，此次修改选制对整个香港政治生态有很大的冲击，除了对民主派之外，建制派中受冲击最大的是工商界。由于过往的选举中，工商界都扮演关键角色，而中共在选举委员会没有安心票数，必须要与工商界做一定妥协。
然而近几年，中共对工商界越来越不满，及不信任。对北京而言，更愿意相信香港的问题产生于“深层次矛盾”，“它将所有的问题的根源归咎到所谓深层次矛盾。当然它不会承认政治问题，它找一个理由，就是把这种深层次矛盾看成是土地、房屋、青年流动问题、不满大陆化等等问题——这些是它能接受的理由。”
而要解决这些“深层次矛盾”，工商界是最大阻力。“北京要处理的问题，包括：1. 土地；2. 房屋；3. 税制。例如林郑要搞空置税，但现在是搁置。例如消费税可以扩宽税基，增加政府收入，但一定带来工商界的反对。”
蔡子强预计中共会将工商界从立法会议席中“沟淡”（稀释），工商界被稀释了，“北京能够掌控过半票数的时候，就会放胆推动一些所谓解决深层次矛盾的政策。对工商界不是好事。”
《基本法》变一纸空文
蔡子强坦言，“过去半年大家感到最讽刺的是，你总是让我读《基本法》，但问题是，我们发现读完《基本法》，原来这些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可以说《基本法》45条规定了什么，跟一句‘除非中央要改’。‘除非中央要改’这句话可能日后要加在每一句《基本法》的注解上。”
对《宪法》、《基本法》的任意诠释、随意改动，导致朝令夕改，立法前后矛盾。蔡子强说：“以前要罢免一个立法会议员，要经过一个立法会的程序。现在北京直接DQ（取消资格）。现在把《基本法》附件2也修改了。以前人大提出五部曲，现在没有五部曲，变成了一步曲。以前《基本法》、人大提出的，可能第二天就改了。然后它会提出一个理由，即使这个理由与以前的它提出的自相矛盾。例如，政改方案，超级议席。”
“半年前学生问我《基本法》怎么写，我会告诉他如何如何，但到现在总是说人大在《基本法》之上，从宪制架构上是对，但如果总是这么做的话，我们熟读《基本法》的意义在哪里呢？这些事情随时会改变。”
对于研究政治、选举制度的学者来说，蔡子强提到，以往一些学者有一些研究课题，例如“身份认同”，在目前的香港环境下，就会触碰红线。研究选举制度还未碰底线，从1995年开始评论选举，7届立法会选举，他都有评论。但他说现在最大冲击是，“我们的研究范围都被DQ了，日后的研究可能意义就不大了。”
【大纪元2021年03月12日 香港大纪元记者英格、梁珍采访报导】
责任编辑：连书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