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上海居民周二（4月19日）匿名在《卫报》刊出他的封城日记，记录计划供应、以物换物、焦虑以及饥饿的经历。
“首先，这不是我第一次被隔离，不是我第二次，甚至不是我第三次。”他在开篇时写到。
他说，他原本以为他可以很专业地，眼睛都不眨一下地进入人生中的第四次隔离。
在3月的第一周，他知道由于Omicron变种病毒带来的新一轮疫情，有些上海的小区和居民楼被封锁了几天，但他周围还没有认识的人受影响。
在第二周，开始有一个朋友要么被关在办公室里，要么被锁在小区里。跟社交媒体上说的一样，上班的人在担心今晚能不能回家，在家的人担心第二天早上能不能去上班。
到3月中旬，每个人都预感到，很快就会有某种形式的封城。办公室关了，员工被要求在家工作。但是当时也没有人谈论确诊人数，也没有人真正感到焦虑，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在中国以外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感染了COVID-19，然后他们恢复了健康，现在生活得也非常愉快。
“不是来自媒体，不是来自政治，甚至不是来自科学研究，而是他们信任的曾经经历过的人。”他写到。
在3月的最后一周，人们终于意识到陷入水深火热中，封城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于是他囤积了10天的食物。
到了上海市宣布全面封城的第二天，他浏览了美团和盒马网站准备买咖啡，才点击几下，就发现不对劲，因为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情况变得越来越糟。“我在早上6点醒来，刷我的购物清单，但没有任何用。我意识到，要么是（送货公司的）存货卖完了，要么是没有人在外面送货。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每个人都处于同样的情况。”他写到。
第六天，真正的焦虑开始了。“一个邻居敲门来问我要米。他今年50岁，独自一人住在我旁边的楼里，最后一粒米都吃完了。我把我的半包米倒进他手中的锅里，当他坚持要给我钱时，我拒绝了他。当我关上门的那一刻，我意识到情况已经到了难以获得基本必需品的地步。”
随着时间的推移，食物短缺变得越来越严重。许多日用品无法在网上购买，政府只能提供最基本的一点物资，微信团购则成为剩下的唯一途径。
由于街道上限制流通量，而且封城期间送货员风险很大，只有超过一定价格或金额的食品订单才能被优先处理。团长成为受欢迎的人物。
“在几天的时间里，我比过去两年更了解我的邻居们。我用豆沙酱和一个邻居换咖啡，用鸡蛋和另一个邻居换牛奶。”他说。
到第三周，黑市也开始出现。小区居民可以从一个摆小摊的货主那买可口可乐、方便面、芒果乾和薯片，价格是原价的两倍或三倍。
他说，一天唯一能下楼的机会就是集体测核酸。他很幸运，直到现在整个小区都是阴性。
但他的朋友染疫后有被送去方舱，睡在一个巨大的开放空间里，24小时开着灯，2000人在一起。
“这就像一列看不见目的地的夜车”，他记得朋友在微信日记中写道。
对他而言，过去几周已经够压抑的了，因为疲于寻找食物、人们开始焦虑，加上每天通报的新增感染人数继续攀升，说好的最初解除封锁的日期不断被推后。
“不确定性开始充满人们的大脑：我们是否会再次恢复正常？武汉模式对上海有用吗？”他质疑说。
“我们现在在一个坚定遵守清零政策的国家，但病例数却像欧洲第二波疫情潮开始时一样高。这就像为前往（寒冷的）西伯利亚打包泳装，用筷子吃牛排，教老鹰游泳一样：当极端情况相互撞击时，戏剧性就会发生。”
他说，上海一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舞台，这个城市不仅是经济中心，而且还因其充满活力的中产阶级、多元化的公共生活、思想开放的知识分子和活跃的公民社会而受到赞赏。
“退休的医务工作者开始提出替代激进措施的建议，并质疑清零政策的合法性；记者开始收集因无法获得医疗服务和严格的核酸检测结果、病人被挡在急诊室外的死亡案例；市民开始质疑他们心爱的城市如何成为地球上的炼狱，人们饥肠辘辘，不停呼救。愤怒和挫折感开始主导社交媒体，文章和视频被分享了数百万次，然后被审查员粗暴地删除或移除。”他写到。
他说，一篇题为“上海人的忍耐已到极限”的网文被浏览了2000万次，在被当局删除后，由于公民前所未有的关注，再次死而复活，这在中国互联网历史上尚属首次。
“我知道我正在见证和经历一个千载难逢的时刻：计划供给、以物换物、饥饿、战时焦虑和不确定性。”他写道。
他表示，他对当局最新的政策越来越觉得不舒服。当局规定，每栋楼如果有出现阳性病例会被再封锁14天，并增加多项新的核酸测试。
他表示，这些规定很容易引发邻居中COVID-19检测呈阴的人跟呈阳的人之间的矛盾。
他写到：“在过去几天里，邻居们开始在微信群里互相指责。有的时候是关于谁没有做核酸测试，有的时候是关于谁想溜出去买东西。在我朋友的楼里，邻居们看到有人下楼或在一群人在一起说话时，甚至开始报警。
“我可以看到现在的所谓‘阳性/可疑’与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之间有着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
“说实话，这比饥饿或COVID-19更让我不安。”
【大纪元2022年04月20日 记者林燕编译报导】
责任编辑：叶紫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