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
张雷生感到气喘不上来，每吸一口气，都觉得有火烟往肺里、喉咙里呛。他蹲下去了，这才感到稍微好受一些。他用棉衣蒙在头上，挡住了滴落下来的沥青，他已经清晰听到了屋顶上木头发出了辟啪的响声，他预感到整个房顶就要塌落下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感到了一股凉气从下面袭来。抬起头来，发现北门靠下面的那块门，被外面的农场副业队排长等人角砍土墁砸开一个大洞。几个在前面的孩子已被拖了出去。
张雷生立刻来了力量，他顾不上门板上的木磋子撕挂，也从门洞里钻了出去……
农场里的人们，已经自发地拎着桶端着盆来救火。但此时，人们根本无法靠近火场。人们眼睁睁地看着南大门上的人们活活被火烧死。
消防车将礼堂的余火扑灭之后。守候在外面的数千名死难者的亲属和救援者都迫不及待地涌上前去，人们还在幻想会有活着的人，会等待他们去营救。
没有电，四处都是黑乎乎的。人们谁也不敢贸然进入礼堂的废墟之中，尽管此时，7个大门均被烧成了空洞。人们用手电筒往里头照，发现南大门和舞台下面，隆起了两座大包，透过烧毁的屋架，隐约可见人形残骸。由于浇入了大量的水，那两个大尸堆上，蒸腾着淼淼的白气。
直到这时，人们才彻底相信，再也没有人会生还了。男人和女人们大放悲声。凄凉的哭喊，一直传到很远的地方。
传得很遥远的还有电波。19日凌晨，恶性火灾事故的消息便传到县、地区、州和自治区，直至北京。
北京，烧伤病专家们急驶机场。
南京，由国务院抽调的1100张人造皮肤和医疗专家们，搭乘伊尔－18型客机紧急起飞。
地区工业局，也紧急调运了100m3圆木，连夜加工成板材，运往农场。天亮以后，第一批解放军官兵乘卡车赶到，开始清理现场。
处在最上面的一层尸体，头颅几乎全部被烧没了，肢体残缺，已成了一截一截的黑炭，有许多尸体已烧得粘连在一起。墙壁上，多处留下了人形痕迹。整个礼堂，狰狞恐怖。
汽车运来了白布。每个尸体2m，扯一块，包裹一具尸体，然后用汽车运到学校的礼堂里，一排一排地编号，等待人们认领。后来礼堂里摆不下了，就放到教室里，甚至连课桌上也摆了尸体。
死难的悲痛波及到农场的每一个角落。尸体清理完了以后的几天，失火的礼堂废墟里，夜夜都是高一声低一声的呼号，凄惨之极。
痛 彻周身的悲恸，给人留下深刻的教训。防火意识的淡漠，无疑是思想上的原因。失火的那座礼堂，不具备任何消防设施，屋顶的沥青自燃点为375℃，而有助燃 时，仅为175℃，况且屋顶是全木制结构的。据事后调查，汽油发电机所用的燃料油桶，起火时也在礼堂中，从起火到屋顶塌落，一共只有半个小时左右，而消防 车还远在80km以外。等消防车匆匆赶来时，礼堂已如同一个填满了燃料的巨大炉子。
人们的麻痹大意，也使火魔有了可乘之机。就连花圈已经起 火的时候，礼堂里大多数人都以为烧不死人。这玩笑开得太大了一些，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为自己的麻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当时，包括农场的领导在内，都沉浸 在节日的喜庆之中，有一位领导，当自己的孩子跑回来报警时，他竟还不愿相信，怒斥孩子“滚出去”。
1977年3月，国务院在关于这次火灾事故的指示中指出：“这场火灾，表面看是由小孩玩鞭炮引起的，但突出的反映了那里的领导思想麻痹，不负责任，制度松弛，组织涣散。平时不抓教育和防火措施，遇事又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导致小灾酿成大灾。”
假 如当时放映人员按规定在露天场演电影，而不是擅自转移场地，灾难或许就不会发生；假如当那几个小孩子在场内燃放鞭炮时，立即被严厉制止，灾难也许就不会发 生；假如那近千只花圈及早地处理掉，这灾难也可能不会发生；假如早有防火预案，一发生火灾能够有效组织人员疏散，损失会小得多……遗憾的是，这些善意的假 设，已无法换回那694条生命。
那个放火的小男孩张广辉，在火刚燃起来时，就知道自己闯下了弥天大祸。他很聪明，趁着前面的人们尚未惊醒之前，他已冲出了门外。后来，他在父母的陪同下，去投案自首了。1977年3月，地区批准对他实施劳教，他被送到少年犯罪教养所。解教后，去了广东。
放映组长柯玉奎等人，被拘留了2年5个月，1979年地区批复，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听说他去了湖北。
对此事负有责任的农场领导们，分别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调离了农场。
对于一个只有几千人口的小团场，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不啻为天大的灾难：有的人家全家葬身火海，有的人家所有的孩子一个不剩命丧黄泉。活着的人悲痛欲绝，近 乎疯狂，他们睁着发红的双眼四处寻找团场领导，而领导早已躲了起来。不知从哪里找到了团场的政委，愤怒的人群一哄而上，将其打个半死。那些侥幸没受损失的 人家则大气也不敢出，悄悄窝在自己家里。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将心比心，谁家遇到这样的变故能不悲伤，不愤怒!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 死者家属作出一些过头的事情原本是应该谅解的，但当时的上级领导却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发来电报要求团场抓人。在这关键时刻，有一个人头脑非常清 醒，极富人情味，他就是已故的原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广电局局长、13岁参加革命的老八路、时任伊犁农垦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61团场大火后被派来兼任团场政 委的马骥。他清楚地知道若机械地执行上面的命令必定会引起更大的骚动，这中间若再死人就是新的导火索，局面将越发不可收拾，因为这些失去孩子的人已经不想 活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立即面见当时的伊犁地委书记谢高忠，对他恳切地说：“老百姓太可怜了。现在，他们需要的是我们领导的体谅、帮助、关 怀，即使关怀、体谅也弥补不了他们的损失。”谢高忠听他说得有理，便采纳了他的意见，平息了一场风波。
这是多么难得的情怀!须知这是在那个非正常的年代，一句话不当便可能导致一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
当 时马骥是2月19日晨接到通知后赶到火灾发生现场，负责火灾善后处理事宜。一些遇难者亲属因为悲伤和愤怒，便将怒气撒在六十一团场政委周政夫以及前来调查 事故原因的中共伊犁地委领导身上。但实际上团场政委周政夫自己的女儿也在火灾中遇难。为了稳定群众情绪，2月底，根据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中共伊犁 地委的决定，马骥兼任六十一团场政委，负责处理“二．一八”火灾善后事宜。
在将遇难者全部安葬完后，由于迟迟见不到周政夫向群众请罪，情绪 失控的几个遇难者亲属跑到“2．18”火灾墓葬集中地，准备将周政夫女儿的尸体从墓穴里扒出来示众。得知此事后，马骥立即赶到现场，并躺在周政夫女儿的墓 地上对准备挖墓的群众说：“你们如果非要这样做，就先把我打死。只要我有一口气，就不会让你们做这种蠢事。”
马骥对情绪激动的群众说：“同 志们，现在我们的心情还不难受吗？周政夫和你们一样，也是失去亲人的不幸者呀！谁愿意放一把大火把群众都烧死，难道周政夫愿意把自己的亲生女儿烧死吗？如 果咱们再这样无休止地纠缠下去，可能会发生比火灾更悲惨的事件。如果你们想解恨，就把我埋了，我不怨你们，咱们再也不能死一个人了……”
在马骥的苦苦规劝下，这起事件最终被平息。马骥说：“既然组织上将重担交给了我，我就一定要处理好善后事宜，让群众满意，让组织满意。”
在 61团场工作的日子里，马骥每天都要到死难者亲属家里了解情况，处理善后事宜。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打过日本鬼子、经历过无数次战争都没有掉过眼泪的 老革命，每一次听到“2．18”火灾死难者亲属讲述亲人离去的事情时都会失声痛哭。马骥说：“这些死难者大多数都是孩子，可怜呀！”
马骥理解每一个失去亲人的家属的心情。“他们心里难受，他们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现实。”30多年过去了，但只要一谈及此事，马骥仍热泪盈眶，“近700条生命就这么没了，谁不难受！”
由 于担心群众情绪失控做出极端行为，当时，上级公安部门准备将一些“闹事者”抓起来。当民警前来61团场抓人时，遭到了马骥的强烈反对。他向上级领导反映意 见，家里死了亲人谁的心情不难受？更何况有的家庭在这场大火中死了好几个人，他们几乎都疯了。这种情绪下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为什么不能 原谅和理解他们？
马骥认为，在对待群众闹事的问题处理上，措施宁右勿左。最终，在马骥的反对下，上级领导采纳了他的意见，没有抓一名闹事的群众。
为了使群众尽快从灾难的阴影中走出来，马骥极力支持死难者亲属回老家探亲，以缓解失去亲人后的悲痛，并鼓励他们联系调至其他单位。马骥认为，离开61团场这个环境，遇难者亲属的心情会好一点。
事实证明，马骥的这一做法非常正确，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精神濒临崩溃的死难者亲属离开61团场后，痛苦渐渐得以缓解。
1978年7月，由于工作需要，基本处理完“2．18”火灾善后事宜的马骥调任伊宁市委副书记。在随后的近30年时间里，马骥再也没有回过61团场一次。
马骥说，他很想回去，但又不愿回去，他害怕看到团部那个礼堂，害怕路过离团部很近的“三大片”墓群。
30年后，年过八旬的马骥老人曾用一首七言诗表达自己的心境：
旧事重提泪满腮，
七百儿女入火海，
终生难忘悲惨事，
常闻父老哭声哀。
如今，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虽然已经作古，但他说过的那些掷地有声的话仍言犹在耳，声震如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