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来，谈先生奔波有关部门，多方求助，希望寻找一个公道。然而，最终求告无门，自身还惨遭关押、打伤，身心经受重大打击。
谈先生曾希望求助于法律途径还他一个公道，然而，大陆律师几乎都不敢接这个案子，即使愿意接的律师也要价很高，达几十万人民币，且坦言相告：“告政府是很难赢的，过去告的人几乎都是人财两空。”
谈先生说：“我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奉公守法的公民，没有违法犯法，却无缘无故被监禁，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并且随时有可能受到进一步的诽谤和陷害，我们的人身安全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保护。”
“公民至少应有正当维权、投诉，而不受到限制和打击报复的权利，政府职责是为百姓伸张正义、善待民众，否则我们不拥护这样形同虚设、不讲善恶、不讲法制的政府。究其缘由，政府应对此事负有全部责任。”谈先生说。
目前，谈先生正在计划向中共最高检查院、最高法院举报上海相关部门的违法和侵犯人权的行为，要求政府对拆迁给予合理的赔偿，或赔偿在原住宅附近同等面积的房子。
悲伤又无助
这是一个商场的早市时间，尽管周围人来人往，一派热闹景象；然而谈先生却显得跟这个气氛格格不入。无助、伤心清楚地写在他脸上。他用一种几乎空洞的声音向记者讲述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以至于不能自持，不得不停下调节情绪。
在遭受不公平对待的不到3年的时间里，谈先生不仅失去母亲，接着又失去父亲——这位家庭经济的顶梁柱。父母的离世，令谈先生的爷爷奶奶悲伤欲绝，凄凉无依。不久，他们也不幸相继离开了人世……
“妈妈爸爸爷爷奶奶他们是我生命的全部，在短短两三年之内丧失至亲，仅仅因为我们的房子被拆迁。”谈先生说。
“没有了亲人，没有了赖以生存的家园，更没有可以依托、值得信赖的国家，有的只是对这一切的失望无奈和担忧。我心力交瘁，倍感无助，我的整个世界崩溃了，无法相信这一切会是真的。”
“很想知道我的祖国怎么了，没有王法公理可言吗？这还是我曾经信赖的党、国家和政府吗？我是个80后的青年，没有经历过社会动荡，平生第一次对自己的祖国和政府的体制感到绝望和质疑。”谈先生说。
私有房产遭强拆
谈先生的家位于上海市杨浦区国泓路813弄2号506室，那是属于他和父母的私有房产。2011年初，上海市杨浦区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在没有出具拆迁许可证、没有书面告知，只派了两个人来谈先生家告知：这个地段要动迁，并在未提出任何补偿标准情况下，便开始征用民宅。
在此之后的两个月里，那些家里有做公务员的邻居陆续搬走了。据称：公务员需无条件配合政府拆迁，为其它动迁户做典范，否则将失去公务员身分。
谈先生的爸爸几次去征收办，得到的答覆是：每平方米给1.4万元的补偿，他家大约可以获得50多万元人们币，并让他尽快签合同搬家。谈先生的父亲拒绝签字，他要求：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补偿，就在附近解决一套同样面积的住宅。因为房屋征收办公室提的这个赔偿额度无法在附近购买类似房子。
谈先生的父亲被视为不配合，接下来强制行动开始了：他家门锁被人用胶堵了，住宅楼的水电被切断，还拆了一部分楼梯。很多邻居感到了恐惧、无奈。之后陆续有很多邻居接受了不合理补偿条款，搬走了。没有水电，谈先生的父母也只能住到了他的祖母家。
谈先生的父亲再次去征收办提出自己的要求。对方的回答是：“如果你们同意，愿意2万元每平方米补偿。”谈先生的父亲仍然认为这是一个不合理的价位。当时周围在售房屋的最低价格是每平方米2.5-3万元。（现在同样地块的楼盘售价已在5万元每平方米左右）。
2011年6月底，谈先生的父母回家时，发现他们的房子正在被拆除，推土机发出轰隆隆的声音，眼看半边建筑物被拆掉了。
谈父试图上前阻止这种强拆行为，遭到拆迁人员的阻拦。不仅如此，他们还叫来两个彪形大汉，强行将谈先生的父亲拖离现场，造成他手臂及膝盖部位扭伤、创伤。不仅不让进入现场，还被告知：他家的家具等物品已经被保管到仓库。现场人员解释说：“这是房屋征收办让他们这么做的。”
无奈之下，谈先生的父母随即现场拨打了110报警。
说话不兑现 谈母含冤离世
谈父处理过伤势之后，第二天找到动迁现场负责人张主任，对强拆一事表示不满，这位负责人说：“拆是不对，我给你补偿就好了，肯定让你满意。”
谈先生说，事后，房屋征收办丝毫没有兑现补偿承诺。无奈之下，他父母又多次到他们的上级部门杨浦区房管局、上海市政府信访办等部门。得到的答覆是：直接找房屋征收部门解决问题。
2011年8月26日，谈先生的父母终于再次找到张主任，但张说：“我们最多会考虑补偿你们每平米1.4万元，而不是2万元。”
谈先生的母亲原本患有糖尿病，听到这个消息，精神受到刺激，在回家的路上感到胸闷、气虚。谈父一看，赶紧把她送进了医院。但是，终因受刺激太大，一小时后因急性肾衰竭，不治身亡。
听到妈妈去世的噩耗，身在多伦多的谈先生悲愤难耐：“我近乎窒息，脑子一片空白，所有的思绪都在那一刻停滞，擎在手上的香烟随着手臂的颤抖不知不觉中滑落了……我最亲最敬的母亲从此远离了我，她才54岁……”
当晚，谈先生在车里这么茫然而麻木地坐了一夜。虽然是多伦多夏天的夜晚，凉风从车窗外吹来，他整个人僵直，周身充满无尽的寒意，脑子弥漫的是对这个世界的迷茫和不解……他感到无助又无望。
被“踢皮球” 求助无门
为了寻求一个公道，在匆忙料理了母亲的后事之后，2011年8月底，谈先生与父亲到杨浦区公安分局就他家遭受强拆及动迁不合理补偿，导致他母亲过世等情况，请求立案调查。
该分局接待人员说：“拆房子是政府行为，政府是我们的父母，我管不了。”不予立案。谈先生要求对方提供不予立案通知书，但分局不同意。
于是，他们又来到五角场派出所，请求提供之前的报案证明，派出所接待民警说：“房子是政府拆的，对这事你有任何不满可以去法院告，我们帮不了。”
父子俩随后去了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谘询，接待人员说：“这种事通常是告不赢的。”他们又谘询了几位律师，要么不敢接案子，要么开价惊人，达几十万人民币。
之后他们去了杨浦区房管局，见到分管土地征收的王副局长。他说：“房子不是政府拆的，这类事情需要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同时，他们父子又到上海市信访办反映情况。对方说：只负责转案件，会督促房屋征收办公室，但不负责解决问题。父子俩要求对方出具一个信访接待过的书面文件，但被窗口的接待员拒绝了。
不久后，谈先生离开上海回到多伦多。
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谈先生来到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寻求帮助。历时九个月，得到的回覆仍然是只支付1.4万每平米的补偿金。理由是：他们不配合拆迁。
2012年3月7日，正值中共两会期间，谈先生从多伦多赶到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满怀希望政府能解决此事。
“当时国家信访局周围人山人海，我排队五个多小时之后，才见到国家信访局的接待官员。我对拆迁事提出诉求，并请信访局进一步明确我家的房子到底是谁拆的？是政府征收部门，还是另外第三方实施的违法行为？同时请求政府派人找有关专家进行房屋价格鉴定。
当时信访官员把谈先生家的事情录入了电脑，但没有给予任何回单。谈先生希望获得办事人员的姓名及联络方式。对方只告知：#37，事后再无音讯。
政府迟迟不予解决拆迁事宜，谈父倍感忧郁。2012年10月22日当天，谈父突然爆发急性心肌梗塞，带着遗憾和无奈辞别了人世。
遭被喝茶、绑架、殴打致伤
2013年2月，谈先生再次回到上海，继续他上访之路。他陆续到之前造访过的各级部门寻求解决之道。2013年6月10日，他再次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到窗口询问他家事情处理进展，尽管他强调说：“去年我来时情况是被录入电脑的。”但他们说看不到。
当时，谈先生还留意到隔壁窗口的上访者，在倾诉过程中略显情绪激动，当即被人拖走了。
谈先生失望而无奈地从国家信访局出来，越过人潮，大约几分钟后走到路口。当时两个男士向他走来，强制挟持他到了附近的一家餐饮店：要同他谈谈，请他去喝茶。
他们对谈先生说：“我们知道你来过国家信访局两次。如果今后有什么事情，可以到你的居住地办理，不要把事情搞到首都来，这样做是很难有结果的。”还叫谈先生“好自为之”。
后来，谈先生了解到：这些人应是各省、各地派来截访的。据说：他们录入信访局的电脑资料也被他们买走销案了，否则，中央可能会重罚地方政府治理不当。
回上海后，谈先生又奔走在地方政府部门之间，试图找到解决之道。
2013年6月14日晚，谈先生刚回到住处楼下，两个人上来拦住他，说要找地方跟他谈谈。谈先生不同意，他们强行把他带上了一辆黑色大众轿车。
谈先生讲述：“一个多小时后我被带进了一栋建筑四楼的房间，有三个人很凶，对我说：‘你到处上访、告状，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之后我被关在屋子里，说是让我想清楚，今后打算怎样做。”
“接下来的两天，每天有人送三餐给我。第四天早晨，来了两个人，问我是否想清楚，我很气愤同他们理论：‘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一个守法公民！’这时一个人上来朝我肚子踹了两脚，后来又补了一脚。声称如果我不继续闹，他们就放过我，否则我麻烦就大了，走到哪儿他们都可以找到我。”
当时，谈先生感到身体很不舒服，说：“想清楚了，你们不要为难我。”随后他被送回住处楼下。但谈随即感到腹部疼痛不适，立即到长海医院内科查看，诊断结果是肠出血，并出现便血、周身无力症状，经治疗，一个多月后症状才消失了。
谈先生表示：“不能接受这样不公正的待遇和不合理的拆迁补偿标准。”至今，他坚持没有签约卖房，他怀着无奈离开上海回到多伦多，再没有返回中国。#
大纪元记者伊铃报导
责任编辑：岳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