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一名中国东北地区的检察院官员前后花了9小时，通过多伦多退党热线，为自己及另外7名官员办理了退党手续，其中包括一名省委副书记、一名市委副书记。
7月10日多伦多时间凌晨2点半，多伦多退党热线的值班义工接到大陆打来的电话，对方只是听退党义工讲了话，就挂了。后来这个大陆的电话再次打来，但仍然没有讲话。
退党义工张静后来2次回拨这个电话，对方终于讲话了。原来是一名检察院官员，他为8人办了退党，包括一名省委副书记、一名市委副书记，以及铁路局、检察院的官员（为了保护对方，义工张静要求不报导他们具体的省、市及名字）。该检察院官员自己的孩子也登记退了团及少先队。
这名官员从多伦多时间上午2点半第一次打退党热线电话，到上午11点多办完退党手续，历时9个小时。
张静对大纪元说，这名检察院官员最初开口讲话时是胆胆突突的，听了真相信息及全球华人在退出中共的情况后，才逐渐变得放心。他没讲很多，只是说，共产党很坏，“政法委太黑暗了”。
这名中共政府的公务员对中共高官贪污严重，把孩子及贪来的钱送到国外表示愤怒。张静说，对方还批评中共的政策使大量工人下岗，把老百姓害惨了。
这位检察院官员对张静说，他们8个人是好朋友，预先商量好了要一起退党，让他作为代表打电话。
大陆官员真名退党
2011年，E女士回国探亲，打算给自己的一对夫妻好朋友讲讲国内听不到的真相。女方因为是E女士多年的闺中密友，彼此非常了解，加上她们平时经常有电话联络，对中共的恶行很清楚，所以很容易就退出中共团、队员。而她的丈夫（以下简称A先生）是共产党体制内的人，虽然没像有些官员那样贪，不过也算既得利益者，因此有所顾虑。
这位A先生出生于军人家庭，16岁入伍，入团、入党，在部队一路提升，在政委的位置上做了多年。后来专业到南方某市，担任市级局长。可以说从小到大完全接受的共产党理念灌输。此人很有才华，本性正直、善良。这种本性注定不会胡作非为，在共产党体制内也很难大有作为。
2003年，A先生因为一场疾病在医院住院一段时间，等他恢复健康回到单位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上级部门以他的健康问题为由，把他安排到一个没有多少实际权力的位置，但级别还升了。这件事让使他更进一步看到共产党体制的丑陋。
A先生的太太对E女士说，A先生现在经常骂共产党，不管是在外面吃饭、打牌、还是其他公共场所，只要有机会就骂共产党，三退应该没问题。
E女士还是有所顾虑，想到在中国大陆，尽管有很多人骂共产党，但他们并不能从本质上认识共产党的邪恶，让他们三退可能不容易。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E女士要离开中国了。临行前宴请好朋友。想到还没有对这位好友讲真相，做三退，E女士决定不再瞻前顾后了。
E女士说：“A，我要走了，万里之遥回来一次很不容易，走之前，有一些事情必须要跟你讲一下。你知道法轮功是被冤枉的吗？”他说：“我知道。”
E女士问：“你知道当年共产党宣传的天安门自焚案是假的吗？”他说：“我知道。”他接着说：“我在官场上在那个权力场中，接触的、看到的，比你们更清楚。我知道共产党内部更黑。”
E女士问：“你知道60年来，它一直欺骗我们中国人吗？”
A先生说：“知道，现在看得更清楚了，共产党以前老骂国民党，其实它比国民党坏多了，它讲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欺骗的目的就是想维持统治。”A先生越说越来气，说：“如果将来有一天可以退党，我第一个申请退出来。”
E女士很吃惊，原以为最难讲真相的人，没想到还挺明白的，就问：“如果我现在就给你退党，你愿意吗？”
A先生：“怎么不愿意，马上退。”
E女士：“那我给你起个化名，到海外大纪元网站上帮你退了？”
A先生：“什么化名，就真名，我才不怕呢，共产党我早看透了。”
华人退党没忘记把家人也劝退
在多伦多唐人街的退党服务中心摊位，一对大陆来的老年夫妻认真听了张静给他们讲真相，以及如何办理退出中共的手续。他们当时没说要办理退出中共的手续就离开了。
其实，他们是担心唐人街太复杂。他们不但自己想退出中共，也想好了要把家人也劝退。
大约一个星期后的一天，张静走入多伦多市内的一家西人超市，一名付钱后正准备离开的妇女很高兴地跟她打招呼，原来就是在唐人街听过张静讲真相的那位大陆妇女。
“她说一直想能碰上我，今天很凑巧。说她家的人也同意办三退，并请我帮他们一家共9人登记退出中共。”张静说，当时没有纸，对方就把名字写在其超市收据后面，包括她的兄弟姐妹，以及她女儿一家。
张静说，这位女士是来加拿大探亲。她相信中共会解体，退出能解除誓言，抹去当时发誓时留下的印记，免于做中共的陪葬品。她帮家人登记退出中共后，显得很高兴。
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
责任编辑:岳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