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纽约华裔“阿炳”二胡声中叹辛酸

他身穿一件褐色的长袍,腰间系了一条米色的绳子。头发和眉毛几乎全白了,眼睛上戴着一副墨镜,微微佝偻著身子,很像上个世纪前叶在无锡沿街卖艺的瞎子阿炳。

他坐下后,挺了挺身子,调了调琴,一阵悲凉呜咽的曲子就从他的琴弦间流淌出来。中国人一听都知道,那正是阿炳的《二泉映月》。

“用中胡来拉《二泉映月》,难度很大,但是琴声听起来更沧桑,我是中国唯一用中胡拉‘二泉’的人。”辛修禄摸著自己枯槁的双手说,“我现在的技术不如从前喽,一个是年龄大了,再有就是,唉,我的手在监狱中被他们打坏了,拉一会儿就疼。”

辛修禄今年72岁,中央音乐学院毕业,退休前是中国广播艺术团的演奏家、编曲家和作家,今年5月从北京来到纽约。本来他可以和他的那些艺术界同伴一样,给明星们编编曲子,搞搞晚会,在家乡安享晚年。

但是却由于他多年前一场冤案迟迟得不到昭雪,逼得他不得不在古稀之年,远走他乡,像瞎子阿炳一样卖艺街头。

在纽约法拉盛街头卖艺的原中央广播艺术团二胡演奏家辛修禄。 (韩瑞/新唐人)

在纽约法拉盛街头卖艺的原中央广播艺术团二胡演奏家辛修禄。(韩瑞/新唐人)

二胡演奏家辛修禄模仿无锡老艺人阿炳站着拉琴。 (韩瑞/新唐人)

二胡演奏家辛修禄模仿无锡老艺人阿炳站着拉琴。(韩瑞/新唐人)

救人一夜 惨招迫害“死”三回

那是27年前,辛修禄的家住在北京四环内的北医三院家属宿舍。1989年6月3日晚,他已经睡下了,却被窗外喇叭声音惊醒。“我就听到喇叭里说,市民们看看吧,一个6岁孩子身中12枪被解放军打死了!学生被坦克压成肉酱了!”他赶紧起身,胡乱套了件裤子就冲了出去。

那时候,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们在天安门静坐,向中共政府要民主、要自由,运动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中共终于动手了。辛修禄说:“那个惨烈的情景,当年日本人进城都没有这么狠!”

辛修禄家的南窗户下就是一条大马路,他看见人们用各种交通工具往北医三院运送伤员和尸体。人们哭着、叫着、喊著“打到共产党!打到法西斯!”的口 号。他马上加入救人的人群。他看到一辆三轮车上送过来一学生尸体,“左边的腿和胳膊都压扁了,三分之一的左脑袋也压扁了,右边脑袋鼓成一个大球,一看就是 坦克履带压的。”他就问了一个围着尸体哭的人,问这个学生是哪个学校的:“他们说这个学生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个博士后,精通7国语言!”运来的尸体太 平间放不下,就堆到院子里去了。

后来,他发现很多给伤员输液的瓶子放的位置太低,会导致血液倒流,很危险,他就大叫着“吊瓶抬高!把吊瓶抬高!”人们就开始听他的调度。

第二天,他正想把昨夜救人时沾上了血的衣服洗了,听到电视里把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定性成了“反革命暴乱”,心说不好,还是扔了吧,别让共产党当成罪证,他就把那天晚上穿的衣服都找地方扔了。

10天之后,辛修禄被警察抓走。一个叫杨学东的警察见面就左右搧他大耳刮子,口口声声叫骂:“你怎么不认识我了?你当时怎么打我的?!”辛修禄彻底 弄懵了,他那夜救了一宿的人,从来没有打过谁啊?“你那天穿的什么衣服?”杨学东问他。辛修禄根本忘了当时穿的什么,只记得后来把衣服扔了。“我不记得 了。”

随着他的这一声回答,一阵的电棍、枪托子、胶棒就朝着他的身上、头上砸了过来,他本能的用手摀著头顶,枪托子就一下下砸在了他的手上,他的手就是那时候被打坏了。

不久他就晕死过去了,醒来的时候,他奇怪自己身上为什么都是血水,这时他看到警察正在用一盆凉水浇另外的一个人,他才明白,自己刚才是被打昏过去 了,被他们用凉水浇醒了。接着警察又逼问他6月3日晚上穿的什么衣服,因为他真的不记得了,于是他又被“打死”过去两次,直到他胡乱指著自己当晚穿的衣服 说:“那天我就是穿的这件”时,他们才放过了他。看都不让看就逼着他签了一份笔录,然后他就被带到了海淀区看守所。

心灰意冷赴东欧 为讨公道再回国

到了看守所,警察当着两个女警察的面把他扒了个精光,一边说着下流话一边用电棍电他的生殖器和肛门。直到今天辛修禄回忆起当年受到的羞辱和残害悲愤得身子直颤抖,他说:“共产党是天底下最邪恶的恶魔,那些警察都是共产党教育出来的流氓。”

“可是最让我痛苦的是他们把我的手打坏了,我的手不能屈伸了,这可是我的饭碗,我出去还要工作啊!”辛修禄自从进了海淀看守所的筒仓里就开始活动手指,一只手托著另一只手一点点活动。旁边的人觉得奇怪,一问原因,就笑话他:“还想拉二胡?你先想怎么出去吧!”

他用了半年时间,终于把手拉开了。这时,在艺术团同事的帮助下,他被释放了。“但是他们给我在‘六四反革命暴徒’中的‘打、砸、抢、烧、杀’罪名中定了个‘打’罪”。最让辛修禄痛心的是他的两个女儿,她们当时的学业都因为他的事情受到了影响。

说到这里,辛修禄又涕泪横流、泣不成声:“我大女儿当时正在高考前夕,本来是考清华北大的成绩,却一反常态,摸底考试一塌糊涂,老师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我爸爸蹲监狱呢’……最后勉强上了个三流大学;我那活泼的小女儿也自此在课堂上再也不说话了……”

出狱以后,辛修禄不想待在中国了,他只身去了一个不要签证的东欧国家匈牙利。“我到达匈牙利的时候,兜里只剩5美元。就靠摆地摊、拉琴维持生活。” 后来辛修禄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6年之后,他已经挣了十几万美元。本来他可以在欧洲旅居下去,可是一件事情又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

一天,德国的一个民运组织找到了他,给他看了一份他当年在北京签字的那份笔录的复印件。上面写的都是6月3日和那以前他没有干过的事情。关键是,还有一个证人签字证明,证明他在6月3日穿着他在派出所胡乱说的那身衣服“打人”。

“那份笔录是在我半死的情况签的,​​当时没让我看。那身衣服是我胡乱说的,我6月3日穿的衣服被我扔了。而那个证人的证词写的却是我随便说说的那 身衣服!”他说,他当时认为,自己虽然是被冤枉的,但是那个叫杨学东的警察可能确实被人打了,只不过他认错人了。“现在一看,根本不是什么认错人了,整个 事件是一场阴谋和构陷!”

性格倔强的辛修禄立即决定放弃自己的生意,回国讨公道。

“把酒扬眉冲天誓:岂甘蒙辱度余秋”

辛修禄回国之后发现,他申冤的想法还是太天真了。他因为“六四”时的冤案提前退休,“我的退休金是我应该领的金额的一半,有饭钱没药钱,有药钱没饭钱。”他给公安部写信,要求给他的冤案平反。可是除了招来工作单位政工人员的教训和威胁,就是电话也遭监听的待遇。他在这时才看透了共产党,彻底绝望了。

他说:“我的案子不是一两个警察的问题,是共产党的罪。我理解杨佳,还有现在的雷洋案。我从我个人的经历知道,那些警察都是共产党法西斯培养出来的,打人专门往你的命根子上打。所以不彻底揭露共产党,不从根本上让它受罚是不解决问题的。”

他在给公安部的信中控诉道:“这是个有权者的天堂,无权者的地狱……你们‘取之于民,敲骨吸髓;用之于民,锱铢必较;用之于官,挥金如土;毫无公正公平可言”。在信的最后,他向共产党宣告:“把酒扬眉冲天誓:岂甘蒙辱度余秋!”

辛修禄决定再次出国。在今年5月份收拾行李的时候,他大哭了三次:“我都72了啊,说不定我这把老骨头就留在异国他乡了。我爱我的祖国啊,那片生我 养我的土地……可是,”他几次说不下去话,老泪纵横,“可是在共产党的地盘儿,我无处申冤啊,我不能憋屈死啊,我得找个说话的地方啊,这里起码让我说话 啊!”

辛修禄一来美国就加入了公民同盟,他要帮助大陆那些维权人士:“因为我知道共产党监狱的苦,我要帮助他们。”他说,他街头卖艺的钱,除了维持生计和给美国政府缴税外,剩余的就全部捐给那些大陆监狱中的政治犯,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捐出了510美元。

一曲《二泉映月》辛修禄是闭着眼睛拉完的,他说,他深切地体会到了阿炳在二泉的月色下回想自己悲惨一生时的心境:“我和他产生了共鸣”。凄凉幽怨的琴声不时被法拉盛上空掠过的飞机轰鸣声淹没,这期间有人向他面前的盒子中扔下了几块零钱。辛修禄说:“我觉得阿炳其实诉说的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剧。”◇

大纪元记者施萍纽约报导

责任编辑:周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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