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回放
1980年12月8日晚上10点50分左右，列侬及其妻子小野洋子返回其在纽约的公寓。当他们走到大门口时，查普曼从背后向列侬连开5枪，列侬立即倒在血泊中，一小时后，医生宣布列侬死亡。查普曼没有逃跑，被当场抓获。他被控以二级谋杀罪（纽约州最严重的指控），并在一年后被判处终身监禁，20年之内不得假释。
列侬的遇害，震惊了音乐界，也令广大歌迷愤怒不已。查普曼最先聘请的律师是赫伯特•艾德勒伯格（Herbert Adlerberg），此人以为各种不受欢迎的被告当辩护律师而大名鼎鼎。但这次他却没过多久就退出了，因为他受到歌迷的死亡威胁。
在查普曼接受精神鉴定的医院，所到之处的窗子全部事先涂成黑色，以防偷袭。为防止愤怒的歌迷齐聚并冲击医院，警方又将他转移至里克斯岛监狱，把精神科医生接到监狱为他进行检查。而在押解他去往法院的途中，警方则令查普曼穿上两层防弹衣，蹲在面包车的后座，并由警车列队护送以保安全。
人们希望查普曼能被绳之以法，一些因愤怒而失去了理性的歌迷声称要对查普曼处以“私刑”。大家最担心查普曼被鉴定为精神障碍，那样他只能被送进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参与鉴定的九位精神科医生中，有六位认为查普曼是精神病患者。然而查普曼却认为他是按上帝的旨意行事，所以他要为他的行为负责。审判日当天，两名精神科医生为查普曼作证，说明他的精神状况，然而在第二位医生作证的时候，法官爱德华兹打断了他的话。法官称，查普曼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这一点已经无须证明，本场听讼的目的只是为了作出判决。这番话竟令法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最后，法官判处马克•大卫•查普曼“20年徒刑至终身监禁”，即查普曼至少要坐上满20年的牢，到2000年才有权利提出假释申请。如果申请不通过，这个牢就将继续坐下去。
马克•大卫•查普曼近照(网络图片)
狱中生活
被判刑后，查普曼一直被关押至水牛城外的阿提卡监狱，直到今年5月他才被转至奥尔登的温德监狱。为了防止囚犯中有列侬迷，对他进行报复，狱方把查普曼单独关押在一个长10×6英尺牢房里。据狱方透露，1989至1994年期间查普曼曾三次被卷入“轻微事件”，比如延迟报数或不服从命令等。
由于查普曼的特殊情况，他不能去西法斯•阿提卡工作坊，这是狱中的慈善机构，用以帮助囚犯们适应将来的监外生活。他还不能参加暴力和愤怒管理课程，因为可能会威胁到他的安全。
在狱中，查普曼读书看电视，偶尔写写短篇故事。他一遍遍地把他三十多年前犯下的罪行在脑海中重演，试图思考出个究竟。他曾经花费数百小时接受医生的精神鉴定。
他还加入了“家庭重聚计划”，每年他的妻子被准许探视一次，他可以在一个特设的房间里和妻子共度42个小时。此外，他的姐姐、牧师和少数朋友也会偶尔来探监。
申请被拒
“你射杀了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一位元国际音乐巨星。你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你对个人生命的漠视。”纽约州假释审查委员会在对查普曼的驳回意见中写道。
对于和查普曼同样级别、但行为低调的其他犯人来说，假释并非只是梦想，假释审查委员会愿意对服刑多年、表现良好的犯人从轻发落。然而，查普曼却在申请假释之路上，七次碰壁。
2000年，查普曼提出第一次假释申请。但遭到小野洋子的反对。她向假释审查委员会写信，表达强烈抗议。纽约州参议员、犯罪受害者与犯罪行为及纠正委员会主席迈克尔•诺佐里奥（Michael Nozzolio）在他的信中说：“纽约州假释审查委员会有责任确保公众安全，避免释放查普曼这样的危险罪犯。”
在50分钟的听证会上，查普曼辩称自己对社会没有危险性。但审查委员会表示，这个时候如果释放查普曼，是“对这项犯罪严重性的轻视，破坏法律的权威”。委员会指责他频频接受媒体采访，令其臭名远扬。委员会认为，虽然查普曼在狱中表现良好，但他没有参与暴力与愤怒管理课程，不能确保他出狱后的表现。
2002年，查普曼再度提出假释申请，委员会用几乎相同的理由驳回了申请。
2004年，查普曼第三次提出假释申请。他表示，“（出狱后）我会马上找一份工作，我好想到处跑，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至少在这个州的范围内，从这座教堂到那座教堂，去告诉人们我的经历，指引他们通向耶稣的路。”他表示想去当农场工人，或是重拾旧业当一名印刷工，还有媒体报导他想和妻子一起开办教堂。
但是，查普曼的请求又被拒绝。拒绝理由之一是小野洋子“因为亲眼目睹这场犯罪而至今遭受巨大的精神创伤”。与此同时，有6000人在网上联名请愿，反对释放查普曼。更有列侬的歌迷表示，只要查普曼一出狱，就杀死他。许多的人认为，对查普曼而言，假释就意味着死亡。
2006年，查普曼第四次提出申请。但审查委员会在16分钟的听证后，以假释会对社会与他个人人身安全造成双重威胁为由拒绝了他。同年12月，在列侬的忌日，小野洋子在多家报纸发布了整版广告，称虽然12月8日应该是“原谅的日子”，但她依然没有原谅查普曼，也不确定她是否已准备好原谅他。
2008年，查普曼的第五次申请同样被拒绝，理由和上次几乎一样。
2010年，查普曼提出第六次假释申请。小野洋子再次表示反对，她认为查普曼的出狱会威胁到她以及列侬儿子们的安全。她说：“我害怕噩梦重演，我害怕那晚的混乱局面再度降临。”
在审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查普曼首次披露了当年的杀人计划：除了列侬外还有四个人。他说：“约翰尼•卡森（JohnnyCarson，美国著名主持人，编者注。）是一个，还有伊莉莎白•泰勒。我忘记另外两个是谁了。”、“如果我杀的不是列侬，应该还会有别人。”审查委员会最后的裁决是：“这时候释放查普曼依然不适当，有违社会福祉。”
2012年，假释审查委员会收到了查普曼的第七次申请。而委员会再次否决了他的申请。在驳回申请的文书上，委员会这样写道：“尽管你在关押期间表现良好，但你如果在这个时候被释放，将会严重践踏公众对法律的尊重，使得造成生命陨落的悲剧显得无足轻重，而这悲剧因你而起，这是一起可憎可恶、毫无缘由、暴力冷血、精心算计的犯罪。”
忏悔人生
入狱6年后，查普曼才开始接受采访。据他自己解释，没有过早接受采访的原因，是不想给人们造成他想藉杀列侬而一夜成名的感觉。尽管如此，他的首度访谈仍是一颗重磅炸弹。这篇由詹姆斯•R•盖恩斯（James R. Gaines）采写的长达18000字的报导，刊登在1987年的《People》杂志上。
1992 年，查普曼又接受传记作家杰克•钟斯（Jack Jones）的采访，出了一本书，名为《让我打倒你：马克•大卫•查普曼，那个杀死约翰•列侬的男人的内心世界》（Let Me Take You Down: Inside the Mind of Mark David Chapman, the Man Who Killed John Lennon）。
2000年，钟斯请他在一个法庭电视节目《曝光嫌疑犯》（Mugshots）中讲述自己的经历，但查普曼只接受了录音采访。其后他告诉假释审查委员会，经过剪辑的节目使他的话遗失了很多上下文关系，但仍对此满意，因为这三个小时的访谈让他真正意义上第一次承认自己的责任。
在这些访谈中，人们看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查普曼。他青年时代曾吸毒、放纵，随后又改过自新，成为一名基督徒。他曾试图自杀，却在病房里鼓舞他的病友，从而被医院聘任。他致力于慈善，却一次又一次丢掉工作。他曾崇拜过列侬，后来又憎恨他，因为他觉得人们对列侬的爱超过了对上帝的爱，而列侬打着爱与和平的旗号，却在大把大把赚钱。
多年来，查普曼在申请假释时一直表示忏悔，尤其是对小野洋子。他曾在申请文书中称：“我无法想像她（小野洋子）的痛苦，我无法感觉到她的痛苦。我试着想像，如果有人对我的家庭造成了伤害的感觉，没有办法能够补偿这样的创伤。如果为了一个人痛苦，需要我在监狱中度过余生，其他人都赞成这样做的话，那么我愿意。”
早期生活
1955年5月10日，查普曼出生美国德州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个空军上士，母亲是个护士。中学时，由于体育不好，经常被其他孩子欺负，他开始吸毒、逃学、甚至离家出走。后来，他为自己编造一个幻想世界，他幻想出一批“小人儿”，他是国王，被很多小人儿簇拥着，他们平时都住在卧室的墙里，他是他们的偶像，每天都会出现在他们的报纸和电视上。
为了娱乐他的“臣民”，查普曼为小人儿开演唱会、播放音乐，他最爱甲壳虫的歌。而当他发怒的时候，他便会按动沙发上的某处“按钮”，炸死许多小人儿。不过一切总会平息，小人儿一样爱他如初。“这是我多年以来的梦。”
多年后，当查普曼决定去刺杀列侬的时候，所有幻想中的小人都跪下来哀求：“求您了，想一想您的妻子。总统先生，想一想您的母亲。想一想您自己。”但他说他已经决定了。从“国防大臣”开始，小人儿一个接一个离席，走出了他心中隐秘的议院。查普曼称，他在向上帝祈祷的同时，也在向撒旦祈祷，因为自觉无力的他需要从哪怕任何一方获得力量。
被魔控制
时隔多年，查普曼依然对他第一次和列侬交谈的情景历历在目。1980年12月8日下午5点左右，列侬和他的妻子小野洋子从他们的公寓出来。当他看到列侬时，却没有掏出枪来，而是拿出了准备好的专辑和笔，请列侬签名。
“他说好的。”查普曼回忆道：“然后签了名字，当他交还给我的时候，他看了我一眼，轻轻点了点头说，‘这样就够了吗？’仿佛他还可以提供其他什么东西。我回答，‘是的，谢谢你，约翰。’他又问了一遍，‘这样就够了吗？’我看见了洋子，她已坐在一辆豪华轿车里，车子在路中央移动，车门却是开的。他问了我两次，我都说，‘是的，谢谢，这样就够了。’然后他上了车，车开走了。”
列侬的真诚让他震惊，他自问，“为什么不杀死他呢？”但他又想，不能在这个时候杀死他。他当时曾向上帝祈祷，让他可以拿着签名专辑就回家去。但是后来，还是撒旦赢了。
大纪元记者纪晓萌综合报导
责任编辑：梁梦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