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依娜．罗特女士（Ina Rothe）和其他人在约定的时间内手拉手组成“和平人链”时，她正站在德国康斯坦茨（Konstanz）和瑞士的边界标志旁，这位德国旅游专业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对我来说，为欧洲和平和自由站出来非常重要。”
旅游专业人士：德国发展方向是错误的
依娜·罗特女士（Ina Rothe）参加在博登湖的和平人链，她身旁是德国瑞士边界标志。（黄芩／大纪元）
罗特女士是在10月3日两德统一30周年那天，参加了博登湖（Bodensee）“和平人链”的活动，这天的参加人数有上万名。“民主在我们国家面临着危险，个体也面临危险。”她曾在极权统治下生活了20年，童年和青年时代在东德度过的。她觉得目前在联邦德国和整个欧洲，都看到了相似于前东德极权现象在增长。
“我希望拥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欧洲，和彼此相互理解的人们。目前这个欧洲和欧盟并不符合我的理想，因为在各国民众之间既不和平也不民主。”罗特女士说。
东德共产党垮台前几个月内，东德各地都展开了抗议活动。“1989年我在莱比锡参加了示威活动，当时我正在那里上学，见证了十万人是如何站出来捍卫自由的。”罗特女士表示，那时的确处在恐怖和困难的条件下，跟如今这种社会当然完全无法相比，但也看到一个现象，“我觉得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是错误的。”
罗特表示德国目前越来越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我们的民主制度正在消亡，言论自由正在消亡。因为我们必须忍受舆论政治，个人自由受到限制。”她说，“我希望在接下来的30年中能看到一个不同的德国。仍是个统一的、处在和平的欧洲中的德国。”
“和平人链”由“横向思维”组织举办，包括博登湖三国，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加上瑞士的国中国——列支敦士登，一共四个国家的民众参与。人们希望通过拥抱欧洲的心脏——博登湖，以团结、和平、互爱，不分国籍、信仰、对中共病毒的态度等，向世界发出渴求自由与和平的信号。
据德国警方数据，当天在博登湖单单德国境内，有超过一万一千名人士参加“和平人链”，再加上瑞士、奥地利境内的参加者，还有包括绿党和安提法在内的反对“横向思维”的人士，整个博登湖被人们包围了。
汽车行业经理：谁该为病毒措施的损失负责 应制定全球法律追究
马库斯·忽谱曼（Markus Huppmann）认为目前德国媒体报导不够真实。所以要参加“和平人链”。（黄芩／大纪元）
来自德国的马库斯．忽谱曼（Markus Huppmann）是一名汽车行业的部门经理，他认为目前德国媒体报导不够真实。
“很多人注意到，媒体每天都在报导与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KI）等公共机构公布的数字不一致的事情。”忽谱曼认为，媒体报导和他们认为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实际人数存在巨大差异。他认为人们情绪受负面消息影响，尽管这些消息的真实性可能令人怀疑，甚至部分消息已被证实不正确，但它们在人头脑中、心理上已占主导地位，几乎让人失去了理性判断。
他认为联邦政府应仔细考量信息来源是否正确。错误评估和当时采取的措施之间是否有关联，所采取的措施是否与世界上发达国家根据和世卫（WHO）的协议有关。世卫组织原本是好事，现在是否还是，值得怀疑。
“有科学背景的人观察到了事实并发表出来，却得不到（媒体）一句话。”忽谱曼说，“更糟糕的是，还诋毁、指责他们。”
“德国也该问问被边缘化的专业人士，不要老说病毒学家意见都一致。”忽谱曼说，那些值得正视的、在国际上发表大量著作的病毒学家，例如美国Ioannidis教授，甚至都没有发言权。政府应跟进（他们的观点）。如果政府真能这么做的话，将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
“那会停止所有造成巨大损害的措施。”他说，“然后还应该思考，谁会从这些措施中受益，谁该为此承担责任。这就需要建立有序的、世界范围的法律制度，也要追究承担者的责任。”
“在富饶社会或成功的发达国家，人们已过惯了舒适生活，导致了让他人代替自己思考的趋势，认为他人会做出正确决定。”忽谱曼说，“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当人停止自己思考时，认为所发生的事情理所当然，轻信一切，任其发生，往往是以悲剧结尾事件的开端。”
瑞士人：人得自己思考 那是你被夺走的
舒茨女士（Jaqueline Schütz）来自瑞士，“我为自由站出来，人们应该自己思考。”（黄芩／大纪元）
舒茨女士（Jaqueline Schütz）来自瑞士，“我为自由站出来，人们应该自己思考。”她认为，把老人隔离的做法太残忍。她说自己有发言权，“2002年，我先生死于萨斯病，他之前就身体不好。女儿和我都感染了，我们存活了下来。那时也没大惊小怪（像现在这样）。”
“现在，孩子们被迫戴上口罩，养老院老人也变得孤独。”舒茨女士认为，应允许老人自己决定是否接受孙辈探视，享受最后时光。她说有的老人说：“我受够了生命虽然被延长，但见不到家人，我宁愿少活几天。”
“我认为要允许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和思考。我不需要政府告诉我，必须洗手，必须洗澡，应去睡觉等。”她说，“这是从当今一代人身上剥夺自己的想法。人得自己去思考，那是你被夺走的（权利）。”
“如果人犯了错，我们都有过这类经历，会从中吸取教训。但政府，如德国、荷兰、瑞士等每个国家，都不承认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从中共学来的封城等措施）犯了错。它们本来应该以身作则的。”舒茨女士说。
连锁店经理：媒体应按事实报导
德国一家连锁鞋店经理莎拉女士（Sarah）表示，“我们只想为和平、自由和诚实树立榜样。”她认为目前德国在这些方面很欠缺。“如新闻自由，媒体应该按照事实来报导。比如在柏林的游行，新闻报导就不真实，没有报导真实发生的事情，很多人被惊醒了。”
莎拉女士认为，德国政府对中共病毒（武汉肺炎）采取的措施，让她感到遗憾，“人们相互伤害，不需要这样，我们不希望社会出现分裂。”
出版社老板：跟中共在对付疫情上合作是公认的错误
约根先生是一家出版社所有人。他认为德国政府对疫情的措施是让病毒“计划性流行”，限制公民自由，强制戴口罩等。他认为在对付疫情上，德国政府跟中共合作是公认的错误。疫情开始在中国蔓延时，他们允许中国飞机在德国降落，以至于病毒传到德国，这是对德国民众的伤害。我不是民族主义者，这关系到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做为负责任的首脑根本就不应该这么做。
“由于我们政府首脑（默克尔）不幸是前德国统一社会党（原东德共产党，SED）的干部，她曾向埃里希．昂奈克（Erich Honecker，当时的东共总书记）承诺，如果她能在德国上台，将在此引入社会主义。而这正是我们现在所走的路。”
约根先生的出版社也在销售大纪元出版的德文版《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目前越卖越好。他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全世界都有危害，因为它迫害人权，在德国乃至全世界都能看到这点。
音乐人：我所做的与右翼激进分子完全相反
德国歌手参德尔（Ingmar Sander，右）和理疗师玛参科（Christopher Masanke）都是新建党派——草根党（die Basis）成员。（黄芩／大纪元）
歌手参德尔为“和平人链”演奏。（黄芩／大纪元）
德国的参德尔先生（Ingmar Sander）是自由音乐人、歌手与合唱团指挥，在人们拉起“和平人链”时，他边弹边唱，为大家鼓劲儿。“今天围绕博登湖的和平人链非常特别，它不是集中在一点，而是形成巨大的链条，真正延伸到国家之外，为自由、自我责任和民主而奋斗。”他很高兴在现场结识很多优秀的朋友并与之交流。
作为歌手，参德尔曾于2007年之前在中国做过很多次巡演。后来，他看了一部关于中国监控系统的电影。“看这部电影时，我几乎不认识那个我常去的中国了，每两个中国人就有一台监视器。”他说没想到中国变化这么大，“当我看到那里维吾尔人的遭遇，我觉得这里现在也有点这种威胁。”
“在香港，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受到压制。在这里也一样，我每天都会接触到那些把我们视为右翼极端分子或纳粹的人。从小我信奉基督教，也乐善好施，我是歌手，走遍了世界各地，努力把人们联系起来。我试图做的事与右翼激进份子所做的完全相反。”参德尔还用中文唱了《橄榄树》的前两句，字正腔圆让记者大吃一惊。
理疗师：通过中共病毒我发现了真相
跟参德尔先生在一起的理疗师玛参科先生（Christopher Masanke）表示，“三月份以来，我觉得脚下的大地被撤离了。联邦政府已抛弃了我们的基本自由价值。”
“对于短期内对（中共病毒）施行这些措施我还能理解，但现在还要继续采用，我就无法理解了。这些措施是对基本权利的攻击，而不是保护措施。”
“直到新冠病毒（中共病毒）来之前，我还是任由主流媒体对我进行灌输。我还真得感谢新冠病毒（中共病毒），让我发现了真相。”玛参科先生说人们要很有勇气才能说出这点，“我们的总理不希望人民得到最好的”，他说，“三月份之前我还真不相信，现在我相信了。”
目前，音乐人参德尔和理疗师玛参科都参加了一个刚建立两个月的新党派——基层党（或称草根党，die Basis），它是在中共病毒爆发后，从巴伐利亚州起源，目前已发展到德国七个州。
参德尔先生介绍该党说其信念是，需要更多的“草根民主”，就像瑞士的“全民公投”一样，需要更多的从下而上、从人民中来的民主和权力。
最初提到的依娜．罗特女士在“和平人链”拉起时，她的愿望是在未来三十年中，会有个不一样的德国。她从小在东德共产体制下长大，当年母亲到西德探亲后不愿返回东德，她体验到骨肉分离的痛苦，大学名额也被取消。她希望人们不要再因为疫情的原因相互隔离，不要再限制个人的自由。
“这段时间对我的冲击很大，我一直思考自己从哪里来。”罗特女士说，“在未来的每个10月3日，我都会问自己要到哪里去，希望能比今天的10月3日更好。”
【大纪元2020年10月19日 记者黄芩康斯坦茨采访报导】
责任编辑：李沐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