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智库GPPi创办人:我为什么不再去中国

510日,德媒《每日镜报》刊文:我为什么不再去中国旅行。文章作者本纳(Thorsten Benner)德国智库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PPI)所长及联合创办人。20181210日之前本纳曾多次访问中国,此后就再也不去中国,文章中他详述了个中原因。

加拿大研究员至今还关在中共监狱

文章称,201812月,我去北京参加了一个来自中国、欧洲和亚洲几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的会议,组织方是柯尔柏基金会(Körber-Stiftung)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我们进行了非常有成效的讨论。这次活动汇集了来自中国境外(包括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和中共系统内的广泛声音,几乎没有任何禁忌话题。1210日,我本人在一个关于新疆的反恐小组上发言,接下来是与中国与会者的公开讨论。

但是那天在北京发生了另一件事,我是回德国后才知道的:加拿大前外交官、为智库国际危机组织工作的研究员科夫里奇(Michael Kovrig)被(中共)劫持为人质。科夫里奇至今仍被关押在中共的牢房里,他被指控犯有(中共)捏造出来的间谍罪。中共这么做的目的是对加拿大政府施加压力,因为渥太华曾应美国的引渡请求拘留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这让我感到震惊,我意识到,外国护照不再能保护研究人员免于被扔进中共监狱。中共驻加拿大大使冷嘲热讽地宣称,绝大多数来华游客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而这却强调了这种危险。现在,外国研究人员可能会发现自己被中共政府盯上了,只因为他们说了一些中共领导层不喜欢的东西,或者是中共需要用其作为谈判的筹码。

危险升级:中共国安法也适用于境外

文章继续写道,自从中共声称其国家安全法具有域外效力以来,这种危险变得更加严重。外国人可以因所谓的危害(中共)国家安全行为被起诉,即使这些行为是在中国以外实施的。

因此我决定,只要像习近平这样的统治者仍在中国做着徇私枉法的事,我就不再去中国旅行。虽然我很怀念对中国的访问以及与以前的合作者进行个人交流的机会。我经常写一些东西或跟某些人有联系,中共可以轻易为我定罪。

当然,在与专制政权打交道时,恐惧并不是一个好办法。特别是对一些中国研究人员来说,他们的语言能力和接触机会使他们能够从去中国的研究旅行中获得很多东西,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对风险进行不同的权衡。但是对于那些想更深入研究中国的人来说,黑暗时代也正在来临。

长期以来,中共一直将签证作为一种武器。任何对于中共提出批评的人,都有可能在下一次无法获得签证,或者签证会被推迟。这种做法的目的主要是促使研究人员自我审查。其实只有少数研究人员被完全禁止进入中国,而这些也从未被公开过。

中共对学术自由大规模攻击

文章举例称目前的情况变得更加严峻。今年422日,中共对总部设在柏林的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ICS)以及其他几位著名的欧洲中国研究人员,如岑茨(Adrian Zenz )和耶尔登(Björn Jerdén)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包括禁止入境,禁止与中国做生意等。中共宣传机构《环球时报》欢欣鼓舞地说:切断与中(共)国的关系意味着墨卡托的研究渠道将难以维持,其影响力将被严重削弱。

这是中共对学术自由的一次大规模攻击,中共希望终止独立的中国研究。中共给中国研究人员的信息很清楚:只有我们才能决定谁是可以接受的对话者。你们得远离那些受制裁的研究人员和机构。如果你们不积极地报道中共,可能很快就会遭遇同样的命运。

默克尔总理府的沉默是可耻的 

文章呼吁,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确保中共的算盘不起作用。1300多名研究人员以及30多名欧洲智库负责人发表的声援(被中共制裁研究人员)宣言是一个很好的起步。德国联邦议院的许多议员以及外交部的高级代表也公开支持墨卡托研究所。而德国总理和总理府在中共制裁德国研究者的问题上,所保持的沉默就显得更加可耻。

受中共制裁的机构和研究人员是我们所有人不可缺少的资源,他们必须继续在有关中国的工作中发挥突出作用。他们必须定期参与议会听证会,与政治家和公司代表会谈,或参与基金会组织的有关中国主题的活动,甚至是在有中共代表参与的情况下。特别是那些与中国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保持密切研究关系的大学,应该采取明确的立场,支持研究自由。

特里尔大学校长明确谴责制裁,作为回应,他们将设在该大学的孔子学院的工作搁置起来,这种做法应成为一个先例。有一点是明确的:接受中共的钱(无论是来自国家还是公司)应该是大学和智库的禁忌,这样才能保持其独立性。柏林自由大学也应该最终放弃中共的国家资金。而在中国有强大业务的德国公司应该投资一个基金,以加强在中国业务方面的独立工作,并对中共发出反对制裁的明确信号。

对于中国的研究必须开发新方法

文章提出,外国研究人员对于中国的研究必须找到创新方法。如果习近平的压制使得人们对学习中文与研究中国的兴趣下降,那将是悲剧。那些不被允许或不想去中国大陆的人,会发现台湾是一个开放和安全的去处,在那里可以学习语言技能,并了解中国文化。

最后文章写道,我们需要加强与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的交流,特别是在亚洲。正如我们在GPPi研究报告 “Risky Business”中指出的那样,研究合作以及交流、对话项目可以成为重要的桥梁,尤其是在冲突时期。但是,只有当我们更好地管理风险,并勇敢地站出来维护言论自由和科学自由时,这些桥梁才能持续。

【大纪元20210510日 记者王亦笑德国报导】

责任编辑:周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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