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称，文革发生的四大特征，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二是迷信领袖的绝对权威；三是无法无天，以党治国；四是以群治包装人治，运动治国。虽然四者在文革后有所收敛，但其基本思维和制度并未清除，文革幽灵仍在游荡。
其一，重庆的“黑打”蓄意将一些民营企业富商也当作“黑社会”头目扫除，并非法没收其资产，类似上世纪50年代对资本家的“五反”和“社会主义改造”。据媒体透露，重庆市几年来的打黑，不循法律程序，滥用拘捕、刑讯等非法手段，竟“破获”了600多个“黑社会组织”，抓捕成千上万人，制造了成百上千的冤假错案。
对于文革中的个人崇拜和群众运动，运动治国，重庆的“唱红”也搞成一度形成覆盖全市3000万人的群众运动。据报导称，从2008年6月份“唱红歌”运动三年半来，重庆一共举行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红歌传唱”活动23.58万场次，参与市民达2.87亿人次，总共挥霍掉几千亿元。单是2011年6月29日在重庆市奥体中心10万人唱红歌，一场就花掉了约1.0377亿元。
从“唱红”、办“红色频道”，到现在“红色光碟”入校园，重庆可谓“全市上下‘一片红’”。而这种红色运动的政治动机，无非是企图借恢复人们对已故领袖的膜拜，树立当地领导人的权威。
文章还炮轰现今党的各级政法委凌驾于公检法司等国家机关之上，或取代了他们的职权。正如文革时，党的领袖个人发动的对全民实行全面专政的浩劫，也是踢开宪法和法律、“砸烂公检法”、无法无天地恣意而行。文革中，公检法三机关合并为“公安政法部”，公安“老大哥”独断专行，制造各种冤假错案。
文章称，1987年中共十三大曾决定撤销中央政法委这个干涉司法独立的机构。但1989年发生“六四”政治风波后，1990年初又恢复了中央政法委员会。现今各级政法委书记大多是原公安机关的首长。有的政法委领导人公然宣称司法机关是专政机关。有些地方的公检法机关成为地方贪官污吏的门丁和打手。
文章再以重庆原公安局长和政法委书记王立军的胡作非为为恶例，指其无视法律，公然号召“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号称“双起”。在李庄案上更是彰显其违反司法伦理、践踏法治的霸道。
文章作者将重庆事件看成一场小文革，并已引起全民的热议。呼吁当局因势利导，迅速公布“重庆事件”、特别是其“唱红打黑”的真相，由此开展对文革历史真相的复原和研讨，反省文革产生的思想与制度根源，检讨其遗留的弊害，作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张本。
文章还称许汪洋对广东“乌坎事件”的处理方式，由打压到理性地与村民平等对话协商，化解了矛盾冲突，其中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官方处理维权事件的重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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