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岁月:警察的独白《见证王立军》(21)

[陈有西律师按语]此文我前一晚上传后,转天中午点击即达5万余人次。但是晚7时网友告文章突然被删。查询了网管,告是有关部门的要求。此文内容并无政治问题,只是说明了重庆特定时期的一种真相,人民有权利知道真相。全国转发转贴和下载保存的人已经很多,删也已经没有用。现将此文重新上传。这个版本是许丹编辑过的,比我的原本更清晰。为保护她的网链接就不给出了。各位网友对此文可以保存一下。如果再被删,我第三次就不上传了。

[陈有西原按]这篇13万多言的回忆实录,是重庆一位中层警察写的。文章题目是我另帮助起的。我已经经过核实。他是重庆黑打内幕的见证者和记录者。稿子是通过上海名记者杨海鹏转我的。据说复印本在重庆警察内部早就流传,有的人看后抱头痛哭。我一直说,体制内不缺明白人。五毛一直质问我依据何在。年初我去重庆,蒙冤警察家属向我哭诉时,我不客气地质问她们,为什么要把希望寄托到我们几个律师身上?你们自己为什么不揭露?你们的揭露比我们来说,更有说服力!没有神仙皇帝,只有你们自己救自己!现在,一个警察发声了。我期望么宁、付鸣剑们也站出来说话。他们的故事会比警察故事更精彩。

(接上文)

三十五、禁令当禁

如今,禁令可谓满天飞,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都热衷于发布禁令,而发布者却从不考虑禁令适不适合,起不起作用,张口就下令,提笔就制定,使本来很严肃的一件事成了大众笑料。使其不但污染了环境,而且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政府形象。这种极不负责任的、随意发布禁令的行为应当休矣!

目前,一些禁令主要存在以下四个问题。

一是把禁令凌驾于法律之上。什么是禁令?禁令是在国家法律法令之下的、一个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的一部份,纯属于乡规民约范畴,是某个部门的单个行为,不具备普遍性、法令性。反之,你那禁令就是违法的。然而,现在许多禁令不但与国家法律法令相抵触,有的甚至把国家法律法令置之脑后,让禁令一统天下,国家法律法令可以不遵守,必须遵守其禁令,国家法律法令允许的,它却强令禁止、杜绝,似乎禁令比国家法律法令还权威,还重要。其实,这是貌视法律法令,以我为中心,以我为老大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恶性膨胀。

二是草率、轻浮颁布禁令。颁布禁令之目的,是为了大多数群众的利益,是需要人们去遵守、去执行的,不是一句口头禅,也非信口开河,更不是某位领导人头脑发热后的梦呓。发布禁令,必须慎之又慎,科学严谨。不能想当然,更不能以个别领导的好恶为标准而制定禁令。还有就是朝令夕改,使群众无所适从。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干,一个领导一个样,一届班子一个招,都想显示自己的权威,结果不但降低了自己的威信,还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三是禁令性质错位。禁令中的一字一句,都应该彰显一个单位的政策理论水平和文化道德素养。如湖北的“严禁教师强奸女学生”、贵州的“不准抢劫警车”、重庆的“严禁人货混装”等禁令,不但缺少文化品味,而且逻辑混淆、观点模糊、导向失准,更严重的是连性质都搞错了。如:“严禁教师强奸女学生”,那么,其他人就可以“强奸女学生”吗?并且,强奸不是严禁的问题,而是必须绳之以法的问题,你一条禁令就能禁止“教师强奸女学生”,那不是天方夜谭吗?

四是禁令严重脱离实际。禁令,是对法律法令的补充,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法令,它对具体工作有非常强的约束性、指导性和针对性,因此,禁令必须紧密结合实际。如某村为了控制人口增长,作出了“本村女青年只准外嫁,不能娶婿”的规定就严重脱离实际,且违法。这种禁令难道能使其大行其道吗?

三十六、关于忙的解读

据国际劳动组织调查,全世界有六亿人每周加班超过个小时。国内某政府机关二00九年每月人均加班二百多小时。据香港渣打银行报告,中国人的生活节奏快,过一年相当于美国人的四年,即中国人一年干了美国人四年的活。还有人在网上撰文说,当今中国有的行业,工作是“五加二”、“白加黑”,即没有星期天,不分日夜连轴转。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狗还晚,吃得比猪还差,干得比起驴还多。把女人当男人使,把男人当畜生用,忙,几乎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百分之七十八的人忙起了疾病,百分之十一的人忙完了夫妻感情,百分之八十的中年人产生了退休想法,百分之九十八的年轻人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

那么,他们一天到底在忙些什么呢?

有相当一部份生活在底层的人,他们在为生活而奔忙,如果不忙,就保证不了最低生活水平。这种忙是生活所迫,是不得已而为之。有的企业老总,为求企业生存发展和利益最大化,需要夜以继日地运筹帷幄。如果不忙,就会在无情的商城中败下阵去。这种忙值得,有想头,因为一分汗水换来了一分收成,苦尽甘来,忙中有乐。还有的科学家、作家等,为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科研、创作任务,不得不挑灯夜战,履行承诺。这种忙不但有价值,而且忙出了精彩人生。当然还有人民公仆,为了人民幸福,为了事业兴旺,他们日理万机,呕心沥血,忙了我一人,幸福千万家。这种忙无可厚非,值得颂扬。

辞书上对忙的解释有两层意思,一是事情多,不得空;二是急迫不停地加班加点。以上之忙就属于这种情况。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相当一些单位,相当一些人的忙却令人不敢苟同。

有的领导头脑一发热,脑瓜一拍,就是指示,就是决策。下面不得不传达部署,贯彻执行,大家忙得脚不沾地,头不挨枕。结果忙乎了半天,既无科学价值,又无实际意义,累了工作人员,耗了国家钱财,欺了人民群众。类似劳命伤财的忙乱现象在当今的许多党政部门可谓屡见不鲜。可他们从来不问效果,还时常把某单位如何繁忙用来教育、鞭策本单位职工。

当上级有文件下来后,有的单位不加研究,不加思考就连夜赶计划,马上发通知的通知,从会议到会议,从文件到文件,工作从头至尾都在搞应付,做游戏,演闹剧,从来不结合实际,不讲时间观念和成本效益,直到结束都没干一件实事,只有一堆冠冕堂皇的文件和空洞无物的标语口号。有人说,世界上有两种人最可怕,一种是不折不扣遵守规则的人,另一种是从来不按规则办事的人。然而,就是这种可怕之人却在我们的党政机关、核心部门大行其道,比比皆是,甚至不少单位还把这种人树为楷模,号召群众效仿之。

还有就是工作无序,制造忙乱。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会科学安排,人浮于事,有的人一天闲得洗煤球,有的人却忙得昏天暗日。很多事本来一天就可以干完,硬要拖上三五天,无形之中增加了工作量。另一种情况是不顾下属具体情况,不讲人性,任意添加任务,随便延长劳动时间,随便占有职工享有的正常休息权利,打消耗战,疲劳战,人海战,其结果既影响了积极性,又降低了工作效率。

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忙”,已经成为一种生活常态。但是,不同的“忙”,其结果却大相迳庭。会忙之人,常常头脑清醒,目标明确,方法得当,事情忙到什么程度、忙出什么效果常常心中有数,能分清轻重缓急,把握快慢节奏,顺势而为,劳逸结合,忙而不乱,忙而有序,忙而有效。那些不会忙的人,表面上看起来整日忙忙碌碌,实际没忙到点子上,尽管忙得身心疲惫,却收效甚微,这种忙叫瞎忙,叫添乱。

工作中还有另外三种忙。一是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浮躁与空虚,藉口“忙”,从而证明自己有“事”可做。第二种是庸碌无为地“忙”,忙于庸俗无益之事,如赌博喝酒等,忙着打发时光,耗费生命。第三种忙是忙着违法乱纪、假公济私。凡此种种,皆不可取也。

古人说,将帅无能,忙坏三军。纵观当今的忙乱现象,大多是由无能之辈制造的,“有能者是从来不忙的”。所以,只要有无能之辈存在一天,人们就轻松不了,就得继续吞咽忙乱的苦果。好在中国人多,耗得起;好在不是企业,否则喝西北风去吧!

“在生死临界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加班,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这些都是浮云。”上海复旦大学青年教师,海归,博士,两岁多孩子的母亲,乳腺瘤晚期患者于娟,与癌症勇敢抗争一年多,终于二0一一年四月十九日凌晨走完了短短三十二年的人生旅程。她在生前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年近八旬,仍然鹤发童颜、精力充沛的台湾十大名嘴之一、《易经》专家曾仕强说:很多人一天到晚都在忙,很少动脑筋,这种太忙碌的人,是没有什么创造力的,只有那些每做完一件事都会自省之人才会有很强的创造力。而如今我门已经忙得没有“自省”的时间了,所以就无所谓创造力了。一个没有创造力的人还有未来吗?

三十七、虚假之风当斩

大凡经历过“大跃进”年代的人,恐怕都会把“大跃进”视为浮夸风、弄虚作假的代名词。在那个年代里,从国家到群众,可谓是吃尽了浮夸风和弄虚作假的苦头,一提到浮夸风和弄虚作假,人们就会不寒而栗、心惊肉跳,甚至怨恨、谴责。可令人遗憾的是,几年之后,浮夸风和弄虚作假又死灰复燃。目前的浮夸风不仅在农村有、城市有,而且渗透进了我们一些政府部门和公安机关。一些人为了完成指标任务、应对检查考核,大玩“数字游戏”、大演“太极功夫”、炮制“虚假事实”、编织“真实谎言”、捏造“繁荣假象”。既严重背离了统计法则,损害了法规尊严;又助长了官僚主义、败坏了社会风气、破坏了优良传统、削弱了政府权威、影响了党的形象、隔离了警民关系。弄虚作假有百害而无一利,此风绝不可长,必须狠刹、严惩。否则,“大跃进”、“文革”的悲剧就会重演,我们的事业必然遭受重大损失。

一、弄虚作假,教训深刻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农业战线上有人喊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的虚无缥缈的政治口号。报纸上报导昨天亩产八百公斤,今天就上升到亩产一千五百公斤。河南某公社小麦亩产三千七百公斤,郫县某公社水稻亩产二万公斤……农业生产战线上出现了空喊口号、比武打擂的高潮。于是,作为西南地区第一所独立的、多学科性的高等农业院校的西南农学院,也不甘落后,紧跟形势,喊出了要放一颗晚稻亩产五万公斤的“大卫星”上天的口号,并紧锣密鼓地付诸实施。他们先在北(碚)歇(马场)公路边划定一块一点一亩的土地,深根一点一尺,施了麦桩、青草、玉米杆高温速成的优质堆肥和未经掺水的人粪尿、颗粒肥、磷矿粉、硫酸铜等共达八万多公斤。为防倾倒,在卫星田里栽木桩、捆木棒、扎竹竿、搭棚架。田禾高度密植,互相挤压遮掩,为了解决光照问题,棚顶安了十个三百瓦的大灯泡日夜不灭。为了通风,用铁丝拉起来分厢分格。无奈密度太大,拥挤紧贴严重,又在田坎上安起电风扇吹风的同时,把蒲扇捆成排,每天由学生扯动蒲扇吹风,土洋结合,以求通风透气。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精力不算,还花费人民币一万多元。如此精心呵护的结果是什么呢?不是亩产五万公斤,而是颗粒无收,成为笑柄!按当时的市价,五十公斤稻谷六元一毛钱,五十公斤大米八元七毛钱计,一万元人民币可购买稻谷八万三千五百公斤,可买大米五万七千五百公斤。难怪有人说,这是“吃人饭,办鬼事”。由于全国性的瞎胡闹,再加上刮“共产风”、“大炼钢铁”,三年赶英(国)、五年超美(国)等不切实际的折腾,使全国数千万人因缺吃而得了浮肿病,数百万人因此而命丧黄泉。可是,如此惨痛的教训我们并没有吸取,如此沉重的悲剧并没有结束。五年之后的一九六三年,我们又在党内虚构了一个已经在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企图篡党夺权的官僚资产阶级。于是在“四清”的基础上,一九六六年八月又接踵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打倒走资派为核心的文化大革命。那时,“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成了时代的主旋律,成了最革命的政治口号。为此,农民不种地,工人不做工,学生不读书,整天四处抓走资派,八方开批斗会,结果“走资派”倒了,经济也垮了,使中国经济至少倒退三十年!同时,弄虚作假之风仍在一些地方劲吹。如一企业,上半年上报实现产值三千五百万元,实现利润三百二十万元。可上级审计部门一审计,就是砸锅卖铁,产值也凑不足二千五百万元,利润凑不足一百万元。另一家公司,上半年上报国内纯销售五百八十万元,实现利润三十二万元。经核查,实际上纯销售数不足一百万元不说,利润分文也没有,还倒挂了十八万五千元。真是听之令人啼笑皆非。这些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惟有牢记历史,才会使历史的悲剧不在重演。

二、弄虚作假,根源何在

说假话,干假事,做假人的原因很多,归纳起来有以下七种。一是“好”出来的。有些人好大喜功,看到基层虚报的高效益、高打击数、高收缴数、高出勤率便眉开眼笑,给他们又是戴“帽子”、又是加“凳子”、又是壮“胆子”、又是给“面子”。如此以数字论英雄的“浮夸”、“虚假”导向,自然会衍生出一批“牛皮”干部、“数据干部”、“抬轿”干部,他们以吹牛为“业”,以弄虚为“荣”,以障眼为“技”,大干欺上瞒下之能事。二是“保”出来的。不少人明知下面报的是假数字,搞的是假业绩,却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因为他们希望的就是拿这些浮夸、虚假的数字和虚报的材料去上贡、装点门面,或糊弄群众。三是“逼”出来的。有的对基层缺乏深入了解,制定的任务指标往往过高、过多,不是天文数字,就是庞杂无边。基层为了“实现”这些不合实际的目标,又是立“军令状”,又是签“责任书”,只有逼着向上“浮动”,硬着头皮“瞎编”“胡皱”“乱劈材”。四是“错”出来的。有些人简单地用“数字等于业绩”的公式来评价基层工作,结果出现了隐瞒浮夸、弄虚作假者受重用,实事求是者被指责批评、被靠边冷落的不正常现象。于是有些基层单位怕数字报低了当“副班长”、挨批评,波及自己升官晋级,影响单位光辉形象,就采取了弄虚作假的办法来蒙蔽、欺骗上级。捞“政绩”、争“机会”、保“晋升”而不顾实际,凭空吹虚。你要立案数么?不管是不是案,马上给你凑一堆;你要打击数么?要多少给多少,反正“吹而优则仕”、“不吹白不吹,吹了不白吹”。五是“懒”出来的。目前,随着物资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居住、办公条件的改善,人们养尊处优、贪图享受的思想日渐抬头;敬业精神、吃苦耐劳传统大打折扣;迎着困难上的勇气和信心慢慢丧失。一些人不是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学习、工作和为人民干实事上,而是“功夫在诗外”,热衷于广播有声、电视有影、报子有文。到头来总结工作没成绩,只好在统计数字上做“游戏”,在虚报浮夸上做“文章”,在领导好恶上编“故事”。为保报表“充实”、数据“满意”,进而采取“技巧”花在统计上,“文章”做到报表上,工作摆在“案头”上,汇报放在“吃喝”上,精力耗在“勾兑”上等,以虚对虚、蒙混过关的作法,不少人还真在这上面“混”出了点“名堂”。六是“空”出来的。国家虽然早在1996年就颁布了《统计法》。继后,为了贯彻执行此法,各地又出台了一系列《暂行办法》。但是,由于审计部门人手不足,上报数字不能及时核实;法律不配套;处罚不及时和处罚过轻等原因,使一些胆大妄为者钻了空子,使一些人理直气壮说假话,认认真真干假事,光明正大骗好处。七是“比”出来的。一些单位搞浮夸,上面并非不知道,而是看见别的单位也在搞,并得了好处,于是就默认了,放行了,甚至“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有过之而不及,促使弄虚作假之风愈演愈烈。

三、弄虚作假,危害无穷

有群众曾形象地说:“浮夸开张,天下遭殃”。短短8个字,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浮夸风和弄虚作假的极端危害性。首先,它违背了党中央的指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反覆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再告诫广大党员干部,要“说老实活,干老实事,做老实人,绝不能弄虚作假”。而我们有些人则背道而驰,把上级指示贴在墙上,政治口号挂在嘴上,弄虚作假干在手上,这不仅在思想上没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行动上也是一种严重的腐败行为。其次,它给国家经济带来了后患。大家也许记忆犹新,“大跃进”时搞浮夸,人民群众忍饥挨饿,落了个“浮肿病”遍天下的可悲局面。“文革”中此风一长,国民经济又在“一片大好”的形势下,步入濒临崩溃的边缘。如今,浮夸风、弄虚作假又在一些部门抬头,有的隐瞒不报,有的冒进虚报,有的完全假报。如果任其蔓延下去,我们可以断言,无论是国家、集体,还是个人,必将招来“图虚名,得实祸,大家遭殃”的厄运。再则,它严重地损害了党群关系。弄虚作假,使领导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一些私欲膨胀者趁机以权谋私。热衷于搞浮夸和弄虚作假的人,或者志大才疏、或者没有实绩、或者阳奉阴违,如果按这些人提供的情况去明辨是非,肯定不是脱离实际,就是黑白颠倒。其结果是降低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害群众的根本利益,久而久之,人民群众就会对党和政府失去信赖感和依属感,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影响力和执政能力必然降低。这怎能不引起大家对弄虚作假的反感、唾弃和深恶痛绝?此外,它直接干扰了科学决策。从地方到中央,发展经济总是需要制定近、中、远期规划的,如果上报的数字掺进了水分,使“数字升官”、“官升数字”恶性循环,无疑会使所制定的计划失去严肃性、科学性,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就公安工作来说,也莫过如此。如果虚报社情民况,提供案侦假情报、假数据,就会使上级判断失误,决策失准;执行者认识失真,处理失向,结果失效,从而造成人力物力极大浪费的同时,还会给群众心灵造成阴影,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如果没有了群众的信任,就没有了群众的支持和配合,如果在破案中,就得不到真实的线索,案件就不能及时侦破,其后果不堪设想。

(待续)

(责任编辑:刘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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