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国文、古文的目的是什么？传统文化学者、纽约中城北方大学副教授曲铮博士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表示，语言不仅仅是沟通表达的工具，同时也是思考的工具，通过阅读国文吸取前人的智慧，是很重要的。古代经典中传递的永恒价值，穿越时代。通过古文接受传统熏陶，学生的受益并不一定在当下。
图为《论语》。（寺人孟子／维基百科）
近来台湾有立委呼吁“国考废考国文”，并且引述前考试委员林玉体、李庆雄等人在2008年的提案“年轻人不应该把青春浪费在古文上”，加上之前也有台大学生会提议废除大一国文必修、改为通识课的情况，掀起了网友讨论。
汲取前人智慧
为何要学习古文？如果只是学习沟通表达，学习白话文不就够了吗？
曲铮指出，当然学习沟通表达能力是最直接的一个目的。但是语言不仅仅是沟通表达的工具，也是思考的工具。
他表示，当头脑中有个主意或灵感后，最初的思想可能是个模糊概念，如果要形成完整的思想或行动方案，这种有条理、有逻辑的理性思维是要借助语言来完成的。把完整的思考过程用顺畅的文字和清晰的逻辑表达出来就是写作，而阅读和理解，是了解他人思想，同时锻炼自己分析判断能力的过程，也是借此学习前人的思想智慧的过程。
曲铮说：“换句话说，学习沟通表达只是学习国文的一个目的，而分析思考能力的训练，并通过阅读汲取前人的智慧，则是第二个目的。”
古文根底较好 白话文也会好
有人质疑，如果只是学习沟通表达，学习白话文是不是就够了？曲铮表示，不尽然，他提到，现代白话文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古代汉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要提高现代汉语的语言修养，自然就要从古代汉语中摄取养料。
他解释，国文教育中的古文，一般都是千古流传下来的典范，那些经典文言文的谋篇布局、语词、典故运用、笔锋韵致、气势节奏，即使在当代仍都是可借鉴的。这一点不仅仅是汉语如此，英国中等学校必修的“English Literature”，其课程内容也绝不落下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3-1400）、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等所谓“封建时代”作品。事实上，古文根底较好的人，现代白话文也写得比较好。
民初大师 从小接受传统经典熏陶
曲铮也指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文言、白话之争中，最支持白话文的大学者，无一例外的都是从小就接受传统文言文的熏陶。新文化运动三大旗手胡适、陈独秀、鲁迅分别从5岁、6岁、7岁就开始背诵四书五经。
网路上曾经有过讨论，为什么民国初年涌现出来那么多大师？为什么后来半个多世纪的现代教育并没有这样高产？
曲铮表示，有人做过统计，翻看民国初年那些大学者的自传、年谱，发现他们大多都是从小（4～7岁不等）就接受传统经典熏陶，这里面不仅包括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章太炎、钱穆等在国学上有很深造诣的学者，也包括以白话文章知名的作家，比如林语堂、徐志摩、朱自清等等。
也有人质疑，古文作者所处的时代和当代人不同，古代的观念对现代人来说难免过时陈旧。对此，曲铮解释，这个问题可借在当初白话、古文之争中，章太炎说的一个观点来回答。
曲铮指出，传统经典最重要的两类是经和史，经所涉及的是修己乃至治世，章太炎说“无论政体如何改易，时代如何不同，而修己之道，则亘古如斯。”而对于史部，他说“吾人读《二十五史》（注：二十四史加《清史稿》），法其可法，戒其可戒，非语语尽可取也。”
白话文教育也可教授翻译后的传统经典，为什么一定要学古文呢？曲铮表示，可以看一看《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等这些经典，每本书都有数十种白话译本，哪一个版本能够完全取代原本？而且很多时候古文翻译成白话后，只是表面的意思翻译过来，大家不妨试着把《滕王阁序》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这几句翻译成白话，再和原文对比一下就会很清楚：原来的韵味、意境、气势、节奏很难翻译过来。
古代经典传递永恒价值 穿越时代
曲铮最后谈到，其实当今围绕国文教育中的古文之争，在衡量所谓“学习古文有什么用”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实用主义。一个人的内在素养，并不一定马上就能够透过某种测试衡量出来，而传统智慧对一个人的正面影响往往是终其一生的。
他举例，香港首富李嘉诚3岁能咏《三字经》、《千家诗》，5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李嘉诚曾感叹：“少年时期学到的知识弥足珍贵，它令我终身受益。”
另外，被誉为日本现代工商业之父的涩泽荣一8岁学《论语》，后来又随汉学家尾高胜五郎学《史记》、《三国志》、唐宋八大家古文等，他一生经营、参与的事业多达六百多项，晚年把自己毕生从商的心得和精髓总结为一本书《论语与算盘》。涩泽荣一常说的一句话是：“古人靠《论语》治国理政，我靠《论语》从商。”
曲铮表示，“古代经典中传递的永恒价值，是穿越时代的。通过古文接受传统的熏陶，学生的受益并不一定在当下。”
【大纪元2022年06月06日 记者李世勋报导】
责任编辑：陈玟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