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亲笔写下对刘少奇的定罪结论
据《新史记》第7期文章，研究文革历史的专家王年一说，送给毛泽东看的只有证明刘少奇有罪的“人证物证”，而证明刘少奇没有罪的人证和物证却没有送给毛泽东看。对毛要打倒的人，周恩来总是可以递上让毛满意的材料。在贺龙项目中，周恩来也是采取了如此做法。
1966年7月31日，周恩来两次找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头目蒯大富谈话。蒯大富给周恩来提供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材料。两次长达6个小时的谈话，为毛泽东的大字报提供了炮弹，也成了毛整刘的利器，而穿针引线的则是周恩来。以后王光美和清华的所有纠葛都是由周恩来一手控制。包括王光美是否可以去做公开检查和被清华师生批斗。
刘少奇项目组成立之后，所有关于刘少奇的罪证材料能否上报都是由组长周恩来决定的。没有周恩来的同意这些材料根本上报不了。
原水电部副部长李锐披露，大约在1983年至1984年间，中组部奉命销毁一大批档案材料。在销毁之前，中组部部长陈野萍让她看了一个原属于刘少奇专案组的绝密件。一份是由江青草拟，一份则是周恩来亲笔写下的定罪结论，共有四条，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决议，基本上是按周恩来所亲笔拟出的结论定调子。
刘少奇的“三七开”激怒毛泽东
1958至1960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造成了中国有史以来一场最大的持续了三年的饥荒，三、四千万人的无辜死亡，使下至老百姓，上至中共高级官员怨声载道。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共七千多人，史称“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被迫作了自我批评，不得不承认中共中央犯了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
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一个口头报告，这个口头报告是根据毛的提议，1月26日晚，刘少奇花了一个通宵草拟了提纲，并在大会开始前经过毛和其他常委传阅同意的。
刘少奇批评大跃进说，“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关于造成困难局面的原因，刘少奇说有天灾，也有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即人祸。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还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据悉，与“书面报告”相比，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从实际出发，把许多问题讲得更清楚了，在绝大多数与会者心中引起共鸣。其中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口头报告中关于经济形势及错误产生原因的两个“三七开”。然而正是这些话，正是这个口头报告，使刘少奇和毛之间产生了真正的分歧。
1961年9月在庐山开会时，毛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1961年12月20日，毛又说，去年（1960）、前年（1959）心情不那么愉快，今年（1961）很高兴，因为具体政策都见效了。
5年后，1967年2月，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