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立信是世界知名的西方电信大公司，也是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的竞争对手。但爱立信的首席执行官却以“不支持自由贸易”为由，为其最大的竞争对手华为求情。这一反常事件揭露中共如何打经济牌，为达到目的要挟在华外企的黑幕。
1月19日，“外交政策”网站发表了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伊丽莎白‧布拉（Elisabeth Braw）的文章《中国如何将西方科技公司作为人质》。布拉指出，在当今全球性贸易竞争中，国际公司正成为敌对政府垂手可得的猎物。如同对待遭受到邪恶组织囚禁的人质，这些国际公司的本国政府和公民应予以支持，使其能虎口脱险。
爱立信成企业人质
鲍尔‧埃克霍尔姆（Börje Ekholm）是瑞典爱立信（Ericsson）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布拉介绍，在瑞典政府禁止使用一些中国的电信技术后，来自北京的压力让他担心爱立信未来的业务。
瑞典媒体报导，埃克霍尔姆曾向瑞典贸易大臣安娜‧哈尔伯格（Anna Hallberg）发送短信，表示他为瑞典在2020年初决定禁止华为和中兴参与其5G电信网络感到难过。他发给哈尔伯格的短信这样说：“目前，瑞典对爱立信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国家。”埃克霍尔姆在随后的采访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言论：瑞典应该撤销对华为的禁令。他说：“我们的灵魂在瑞典，这是爱立信的基地。但是，如果瑞典不支持自由贸易，那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麻烦。”
布拉在文章中提出：“到底是为了什么，爱立信，这家华为的两个最大竞争对手之一的首席执行官会恳求他的政府撤销一项显然对他公司有利的决定？”
中共搞专制 打经济牌
中共搞的是专制，打的却是经济牌。就爱立信的案例来讲，中共利用的是爱立信8%总收入。布拉分析，爱立信为华为求情的一个原因就是爱立信也在中国销售产品。2019年，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都与爱立信签署了使用其技术的协议。同年，这家瑞典公司在中国开设了一家智能工厂，负责生产爱立信的部分产品，而爱立信当年的销售增长大部分来自中国市场。
布拉分析指出，中国市场占爱立信总收入的8%。
2020年10月，瑞典宣布禁止中国5G技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警告，这一决定将对瑞典公司造成“负面影响”。今年1月4日，埃克霍尔姆告诉瑞典一家报纸，他受到中共当局的压力。
布拉认为，对于其它一些西方公司而言，这种压力可能更为糟糕。以澳大利亚为例，该政府已禁止华为，并呼吁对中共病毒（武汉病毒、新冠病毒、COVID-19）来源进行独立调查。中共随后进行报复：去年，中共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了非常严厉的关税。
汇丰银行被迫支持恶法 Zoom被要挟屏蔽在线服务
爱立信因其在华业务遭中共要挟并非孤立事件，相反，利用其能控制的相关利益来要挟个人或企业，这是中共一贯手法。去年5月28日，中共通过“港版国安法”，随后，中共开始要求各类机构和个人表态支持《国安法》，英国汇丰银行一直未表态支持。6月1日，中共官媒《北京日报》微信公号发文警告：“汇丰终将失去所有客户”。最终，汇丰于6月3日表态支持“港版国安法”，还附上其亚太区首席执行官王冬胜加入支持《国安法》立法连署的照片。
除了要挟西方在中国的企业，中共也要挟在西方企业内工作的中国员工。金新江（Jin Xinjiang，音译）是加州视频会议软件公司Zoom的前中国高管。去年12月他被指控作为中共警方和国家安全部门的代理人监视和干扰Zoom的用户。中共通过屏蔽Zoom的在线服务要挟了Zoom，金被任命为Zoom与中共政府的联络人，并与北京当局达成了一项秘密“整改计划”。
美国国家安全助理总检察长约翰‧德默斯（John C. Demers）在提诉金新江时表示，“在中国具有重要商业利益的公司，都在中共的威慑影响之下。”他说中共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中国、美国和世界其它地方扼杀自由、窒息言论。
帮助西方企业虎口脱险：走出中国
中共通过西方公司来胁迫西方国家是其惯用伎俩。不过，布拉认为，西方政府可以通过某些方式帮助其遍布全球的公司规避这种胁迫：各国政府可以激励企业将其供应链转移到更安全的国家。
事实上，由于其它地方的制造成本降低，在过去几年中，全球公司一直在缓慢地将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和柬埔寨等地。川普（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制造的商品加征关税加速了这种供应链转移。同时，为了将更多的高科技制造业带回国，各国政府可以制定创新激励措施，以提高制造业的效率。
西方政府也可以支持本国公司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发展市场。布拉指出，在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也将很快建立5G网络。对于瑞典政府来说，只有尽一切努力帮助爱立信成为提供这项技术的供应商才是明智的，就像法国政府对法国武器制造商一样。而考虑到爱立信和诺基亚是华为唯一的真正替代产品，因此这两家公司对西方各国都至关重要，西方各国都应该支持瑞典和芬兰（诺基亚所在国）。
全球抗共统一战线三层面：企业、政府、民众
但布拉表示，要真正防止更多埃克霍尔姆式的痛苦，那么远超5G的全球统一战线至关重要。欧洲开启了欧洲商业领导人年会“北极光峰会”（Northern Light Summit）或许是一个开端。布拉还认为，西方公司应尽量保持政治中立。各国政府还可以定期向企业领导人介绍国家安全的最新动态。
布拉介绍，芬兰的“国防课程”是政府面向新晋经理人的高度精选课程，该课程建立了一个了解国家安全的全国领袖网。
除此之外，布拉认为，帮助像爱立信这样受到中共胁迫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公司，从根本上讲，西方政府可以收购。去年，美国前总检察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提出了美国政府购买爱立信和诺基亚控股权的想法，而爱立信的一位主要所有人对此表示欢迎。
除了政府、企业高管外，西方公民作为消费者潜力巨大。布拉指出，所有西方国家对中国（中共）的不信任都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显示，现在有73%的美国人、81%的澳大利亚人、74%的英国人、85%的瑞典人和71%的德国人对中国（中共）持负面态度。
布拉表示，西方民众不仅在购买力方面，而且在塑造公司品牌方面都潜力巨大，通过他们的行动，被中共限制的公司将获得奖励。去年底，来自19个国家、超过200名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简称IPAC）共同发起“全球买澳洲葡萄酒运动”便是一个实例。
【大纪元2021年02月01日 记者吴馨综合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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