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见证”德国富商从中共地狱中幸存(下)

镜头里的罗贝尔特·罗特先生(Robert Rother)显得轻松平和,他在波恩召开的国际人权组织(IGFM)年会上发言与接受采访过程中,谈起在中共东莞监狱的遭遇,看上去也很平和。当笔者开始阅读他的新书《龙年——七年零七个月,我是如何在中国监狱幸存的》时,才惊觉,要有怎样的毅力和强大的内心信仰才能将此书完成。在他平和轻松的外表下,谁会轻易察觉那九死一生的经历、支离破碎的心和无数咽入肚中的愤怒与泪水。

3月14日,大纪元记者在德国波恩对罗特先生进行专访,以下是根据采访内容以及《龙年》一书部分内容整理成的。

接上文:

“我是见证”德国富商从中共地狱中幸存(上)

“我是见证”德国富商从中共地狱中幸存(中)

下巴歪斜的死囚

“医务室后边的小屋令人不寒而栗,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正在等待行刑。据我所见,他们一直被绑在床上,带着镣铐,看起来像服用过药物,我推测,他们都被使用了镇静剂。我怀疑他们不知道哪天和怎样对他们执行死刑。”罗特在书中写道。

“清晨透过塑料窗,可以看到死囚们被平板车推着穿过走廊(去行刑),我注意到他们的下巴歪斜得不自然,我觉得是脱臼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监狱中我听说的是,刽子手这样做是为了让死囚们不会喊叫。他们看起来像恐怖电影中的僵尸,令人毛骨悚然却又心碎。”

“大约每周三回,令人毛骨悚然的队伍就会从我眼前路过,有时三个人,有时只有一个人。每次下巴都倾斜,那些人看上去都是中国人的样子。这些场景令我无法忘怀。”

“把已经服用了镇静剂的囚犯的下巴再弄脱臼,这有意义吗?”回到德国之后,罗特询问了国际人权协会(IGFM),他们给了罗特很详细的答复。

虽然迄今为止国际人权协会尚未从官方渠道得到(中共)对死刑犯事先使用药物的说明,但囚犯在处决之前先被“封口”,是可以想像的。显然,使用的并不是手术所用的麻醉剂,而是明显便宜的镇静剂。简单的一针就足以使人失去行动能力。与麻醉相反,被使用镇静剂的人不需要用呼吸器。用外行的话来解释,病人并没有像麻醉时那样完全失去意识,在这种状态下对疼痛的感知较少或没有。

“一针毒针就足以让被处决者作为器官捐献者躺在解剖台上。多年来,国际人权协会一直谴责中国(中共)‘有组织地盗取器官’,他们计算每年有几千甚至几万个可疑的案例。国际人权协会列举维吾尔人、藏人、基督教徒以及大量的法轮功修炼者是这方面的受害者。”罗特写道。

2770天炼狱 终于获得自由

在被关押了七年零七个月之后,罗特被提前五个月释放了。一是因母亲为他缴了巨额罚款,二是他在监狱工作中完成指标,每个月可以得到一个积分,这些积分可减免一些刑期。

罗特先生在书的第一章用了整章篇幅,详细描述了获释那天的种种场景。2018年12月19日,在被关押了2770天之后,他终于能够获得自由了。

早上5:30,如东莞监狱中的每一天那样开始了,早餐过后,7:00大家列队到工厂干活,一刻钟后,罗特到了工作地点,他要把电线绕成卷,这是为美国一家公司加工的变压器。罗特完全不知自己几点钟能获得释放。大约不到9点钟,看守来了,给罗特一些要填写的表格,还给他的护照,还有2000元人民币。

这是罗特过去一年的工资加上家里给的一点钱。在最后几个月中,监狱里发给他每个月400至700元人民币,而不是通常的22元。罗特先生告诉记者:“他们知道我要被释放了,所有的施压已经没意义了,他们想对犯人释放些‘善意’,以便犯人不会投诉他们。”

“自由会造成想要呕吐的感觉。我设想过各种感觉,但从未想到会是这样。”罗特在书中描述到。在等待办理各种手续要离开东莞监狱时,他突然感到内脏翻腾难受,一直想呕吐。

“走到工厂100米外的另一端,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路程。”罗特写道,“一分钟内我从所有朋友的身边路过。忍住不断的呕吐感,我将自己拖到出口处。看着朋友们的眼睛,我不敢停下来。那天头一次我感到激动,我看到朋友们在向我挥手或鼓掌,有的甚至站起来,虽然这在工作时间是禁止的。我强忍泪水。哥伦比亚人、奈及利亚(尼日利亚)人、贝南(贝宁)人、巴勒斯坦人、泰国人、越南人和加拿大人用一种通用的语言向我说再见!我情难自己。”

“工厂的门在我身后关上,我再也见不到这些人了。”

警察带罗特到广州机场,他们到安检时已经11:30,飞机12点出发。经过一番周折,警察移交了他的所有判决文件的副本,海关和边检照无数照片后,终于把他放行了。飞机上升了,罗特望着下面的中国大地,在心里说,再见,中国,再也不要见了!飞机在莫斯科降落,从那里罗特转机飞往汉堡,最终回到了德国。

中共为了能圆了它的谎 可以信口胡说

回到德国,他开始着手写书,虽然回忆监狱里地狱般的生活令他非常痛苦,但他还是完成了《龙年》的写作,2020年3月6日,这本书终于问世。他在前言中写道:“我的故事是一种见证”,他希望人们能够通过这部书去了解,能够从中学到什么,甚至能够是一些东西得到改变。

从中共的深圳第三拘留所和东莞监狱的地狱中幸存下来的罗特,对中共的本质了解得相当透彻,说到中共试图将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起因转嫁给其它国家,罗特先生对记者表示,“就我对中共的了解,只要能让自己的颜面好看,它可以编造任何故事,为了能圆谎,它可以信口胡说。”

罗特说,“在监狱里,我们从无法了解事情的真相和真实走向。我们仅仅知道为了让事情运转,他们对你撒了谎。人们可能不会相信,他们可以紧紧为了宣传自己更高大的形象而进行捏造。”

有关中共病毒 我们无法相信中共的数字

2020年3月9日,罗特先生在接受德国西南广播电视台(SWR1)采访被问及关于新冠病毒(中共病毒)时表示,他跟中国的一些朋友还有往来,有的朋友目前还在监狱,他们的太太在外面,太太们通过电话得知,监狱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也得了新冠病毒(中共肺炎),情况很危险。

当主持人问罗特,李文亮的死让一些中国人发出了不同声音,他是否认为这对中国人权和新闻自由来说是个机会。罗特表示,“您认为那里的人会改变吗?很难。中国政府(中共)可能会用血腥的手段来对付这些人(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人)。”

“我们看到了武汉的情况,他们‘控制’了病毒,也‘控制’了那里的人。谁不听话,就会被除掉。”罗特表示,“人们很害怕,谁也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人们所看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我们无法相信中共的数字,我从未见过中共给出真正的数字,在监狱里没有,在经济界也没有过。”

一带一路看上去诱人 但是怎样的代价

当本报记者问罗特先生是否知道的中共一带一路项目时,他几乎哭笑不得。因为在东莞监狱,他们每天都要坐在小板凳上两个小时接受“改造”,看《新闻联播》、听警察的训诫,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宣讲的就是一带一路。

德国有很多政治家,包括总理默克尔在内都在为中共一带一路唱赞歌,对此罗特的看法是,中共的确是要通过这个项目来控制其它国家。它在贫穷的国家建设基础设施项目,那些先不用付款,它们欠着中共的债,当他们不能偿还的时候,这些就归属于中共了。中共向他们承诺很多资金,“我们为你建设”,很明显这对中共经济有好处,因为这些项目都会交给中国公司。

罗特认为,中共找出一些国家,让他们陷入依赖中共的陷阱而无法摆脱,人们低估了这一点。一带一路看起来很诱人——我们会提供这个或那个给你,但你却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中国(中共)是不会提供免费午餐的。”

在接受德国西南广播电视台(SWR1)采访的时候,提到德国政府对使用华为5G的态度时,罗特曾用“玩忽职守”一词来形容德国政府的决定,理由是什么呢?

罗特表示,“华为说我们签署合同,保证不进行间谍活动。从我自身遭遇来看,这种保证在中国都比不上用来签署这个保证的那张纸有价值,合同在中国一钱不值。如果它有一丁点合法性的话,我在中国就不可能被逮捕。”

“我从自己的经验知道,华为说的话不算数,无论它们保证什么,都只是在作秀!它们会对你说任何话,只为得到这份订单,”他这么认为。

德国政治家太天真 要用华为5G不可思议

很多德国政治家在跟中共会谈时,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只在私下里讲,对此,罗特表示,“说真话,我看到他们极度的天真。”

“作为政治家看中国的话,当然你会看到最多的是经济利益,许多与中国做生意的大集团,你自然会希望关系和睦,然后他们可以在中国继续做生意,扩张,赚钱。”但现在中国人和中国人也是不同的。罗特说自己遇到过很多友好和优秀的中国人,他们做正当的生意、有很好的工厂和企业,可以与他们毫无问题地做生意。

“但是人们得了解,政府在背后有什么政治目的,有些东西你将无法为之承担责任。例如监狱中的强制劳工和那些受迫害的人们。”罗特说。

从中共地狱中幸存回到德国的罗特,是否认为德国政治家对中国现实真正了解呢?

“他们完全不了解。他们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他们有其它的担忧,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大公司如何在中国做生意更感兴趣,因为那样他们能从中得到更多的政治献金和选举经费。很显然在德国,政治家在这方面做得太少。看待中共政策,他们简单幼稚。”

“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有意为之,但从现在的政治局势来看,我无法认同,是有些不对劲儿了。”罗特表示。

对于默克尔政府坚持要使用华为5G,罗特表示,“简直不可思议。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默克尔女士对此太轻率了。默克尔女士应该明白这点,她在东德长大,她在哈佛演讲中谈到自由非常重要这一事实。”“好吧,她的演讲很出色,但她真正实施的政治和这些完全不相符。她为什么要说这些?不可思议。”

出卖价值观和法律 无法长久

至于说,德国现在有很多人认为柏林墙已经倒塌30年了,共产主义对世界已构不成威胁,就这点而言,罗特认为,“人们要当心了。看看中国(中共)在非洲做了什么,如何投资,‘一带一路’在非洲传播有多广,情况已经很严重了。”

“我并非指我们不应该跟中国做生意,不允许跟中国做生意,不是那样的。人们当然可以跟中国做生意,我在中国遇到过很多好人,问题是要把中国人和政府(中共)区分开。”罗特说,“对德国也一样,我们如何生产、如何生活,是有一定价值观的,当我们跟中共做生意、进口产品时,必须在同等价值水平上和法律条件下进行。”

“我们不能在没有尊严的条件下在中国生产产品,仅仅为了廉价产品,就逼迫人们从事这类生产,欧盟和整个西方世界都应该禁止这类事情。”罗特表示。

“我相信,只有在发生新的重大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的情况才能真正改变。”罗特说,“比如目前的冠状病毒(中共肺炎),许多工厂状况变得非常严峻,当人们失业、工厂必须关闭时,很多事情我们都不了解,武汉发生了什么?只能推测。我知道监狱里一些情况。可那里发生了什么,从来没有公开过。”

“作为德国企业家,我应该真心问自己一个问题,生产超级便宜的货物有意义吗?最终伤害的只会是作为企业家的自己。如果事后真相被揭穿,那我的名声就毁了。作为企业家,我们必须有更明确的价值观。”

“如果我们出卖自己,出卖自己的价值观和法律,它是不能长久的。因为你出卖了自己的荣誉和尊严。如果失去了尊严,那你是谁?那真的就什么也不是了。”

抛开恐惧 摆脱束缚

“我是见证”德国富商从中共地狱中幸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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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4月01日讯】(大纪元记者黄芩、莫凌德国波恩采访报导)镜头里的罗贝尔特·罗特先生(Robert Rother)显得轻松平和,他在波恩召开的国际人权组织(IGFM)年会上发言与接受采访过程中,谈起在中共东莞监狱的遭遇,看上去也很平和。当笔者开始阅读他的新书《龙年——七年零七个月,我是如何在中国监狱幸存的》时,才惊觉,要有怎样的毅力和强大的内心信仰才能将此书完成。在他平和轻松的外表下,谁会轻易察觉那九死一生的经历、支离破碎的心和无数咽入肚中的愤怒与泪水。

3月14日,大纪元记者在德国波恩对罗特先生进行专访,以下是根据采访内容以及《龙年》一书部分内容整理成的。

接上文:

“我是见证”德国富商从中共地狱中幸存(上)

“我是见证”德国富商从中共地狱中幸存(中)

下巴歪斜的死囚

“医务室后边的小屋令人不寒而栗,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正在等待行刑。据我所见,他们一直被绑在床上,带着镣铐,看起来像服用过药物,我推测,他们都被使用了镇静剂。我怀疑他们不知道哪天和怎样对他们执行死刑。”罗特在书中写道。

“清晨透过塑料窗,可以看到死囚们被平板车推着穿过走廊(去行刑),我注意到他们的下巴歪斜得不自然,我觉得是脱臼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监狱中我听说的是,刽子手这样做是为了让死囚们不会喊叫。他们看起来像恐怖电影中的僵尸,令人毛骨悚然却又心碎。”

“大约每周三回,令人毛骨悚然的队伍就会从我眼前路过,有时三个人,有时只有一个人。每次下巴都倾斜,那些人看上去都是中国人的样子。这些场景令我无法忘怀。”

“把已经服用了镇静剂的囚犯的下巴再弄脱臼,这有意义吗?”回到德国之后,罗特询问了国际人权协会(IGFM),他们给了罗特很详细的答复。

虽然迄今为止国际人权协会尚未从官方渠道得到(中共)对死刑犯事先使用药物的说明,但囚犯在处决之前先被“封口”,是可以想像的。显然,使用的并不是手术所用的麻醉剂,而是明显便宜的镇静剂。简单的一针就足以使人失去行动能力。与麻醉相反,被使用镇静剂的人不需要用呼吸器。用外行的话来解释,病人并没有像麻醉时那样完全失去意识,在这种状态下对疼痛的感知较少或没有。

“一针毒针就足以让被处决者作为器官捐献者躺在解剖台上。多年来,国际人权协会一直谴责中国(中共)‘有组织地盗取器官’,他们计算每年有几千甚至几万个可疑的案例。国际人权协会列举维吾尔人、藏人、基督教徒以及大量的法轮功修炼者是这方面的受害者。”罗特写道。

2770天炼狱 终于获得自由

在被关押了七年零七个月之后,罗特被提前五个月释放了。一是因母亲为他缴了巨额罚款,二是他在监狱工作中完成指标,每个月可以得到一个积分,这些积分可减免一些刑期。

罗特先生在书的第一章用了整章篇幅,详细描述了获释那天的种种场景。2018年12月19日,在被关押了2770天之后,他终于能够获得自由了。

早上5:30,如东莞监狱中的每一天那样开始了,早餐过后,7:00大家列队到工厂干活,一刻钟后,罗特到了工作地点,他要把电线绕成卷,这是为美国一家公司加工的变压器。罗特完全不知自己几点钟能获得释放。大约不到9点钟,看守来了,给罗特一些要填写的表格,还给他的护照,还有2000元人民币。

这是罗特过去一年的工资加上家里给的一点钱。在最后几个月中,监狱里发给他每个月400至700元人民币,而不是通常的22元。罗特先生告诉记者:“他们知道我要被释放了,所有的施压已经没意义了,他们想对犯人释放些‘善意’,以便犯人不会投诉他们。”

“自由会造成想要呕吐的感觉。我设想过各种感觉,但从未想到会是这样。”罗特在书中描述到。在等待办理各种手续要离开东莞监狱时,他突然感到内脏翻腾难受,一直想呕吐。

“走到工厂100米外的另一端,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路程。”罗特写道,“一分钟内我从所有朋友的身边路过。忍住不断的呕吐感,我将自己拖到出口处。看着朋友们的眼睛,我不敢停下来。那天头一次我感到激动,我看到朋友们在向我挥手或鼓掌,有的甚至站起来,虽然这在工作时间是禁止的。我强忍泪水。哥伦比亚人、奈及利亚(尼日利亚)人、贝南(贝宁)人、巴勒斯坦人、泰国人、越南人和加拿大人用一种通用的语言向我说再见!我情难自己。”

“工厂的门在我身后关上,我再也见不到这些人了。”

警察带罗特到广州机场,他们到安检时已经11:30,飞机12点出发。经过一番周折,警察移交了他的所有判决文件的副本,海关和边检照无数照片后,终于把他放行了。飞机上升了,罗特望着下面的中国大地,在心里说,再见,中国,再也不要见了!飞机在莫斯科降落,从那里罗特转机飞往汉堡,最终回到了德国。

中共为了能圆了它的谎 可以信口胡说

回到德国,他开始着手写书,虽然回忆监狱里地狱般的生活令他非常痛苦,但他还是完成了《龙年》的写作,2020年3月6日,这本书终于问世。他在前言中写道:“我的故事是一种见证”,他希望人们能够通过这部书去了解,能够从中学到什么,甚至能够是一些东西得到改变。

从中共的深圳第三拘留所和东莞监狱的地狱中幸存下来的罗特,对中共的本质了解得相当透彻,说到中共试图将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起因转嫁给其它国家,罗特先生对记者表示,“就我对中共的了解,只要能让自己的颜面好看,它可以编造任何故事,为了能圆谎,它可以信口胡说。”

罗特说,“在监狱里,我们从无法了解事情的真相和真实走向。我们仅仅知道为了让事情运转,他们对你撒了谎。人们可能不会相信,他们可以紧紧为了宣传自己更高大的形象而进行捏造。”

有关中共病毒 我们无法相信中共的数字

2020年3月9日,罗特先生在接受德国西南广播电视台(SWR1)采访被问及关于新冠病毒(中共病毒)时表示,他跟中国的一些朋友还有往来,有的朋友目前还在监狱,他们的太太在外面,太太们通过电话得知,监狱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也得了新冠病毒(中共肺炎),情况很危险。

当主持人问罗特,李文亮的死让一些中国人发出了不同声音,他是否认为这对中国人权和新闻自由来说是个机会。罗特表示,“您认为那里的人会改变吗?很难。中国政府(中共)可能会用血腥的手段来对付这些人(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人)。”

“我们看到了武汉的情况,他们‘控制’了病毒,也‘控制’了那里的人。谁不听话,就会被除掉。”罗特表示,“人们很害怕,谁也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人们所看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我们无法相信中共的数字,我从未见过中共给出真正的数字,在监狱里没有,在经济界也没有过。”

一带一路看上去诱人 但是会付出怎样的代价

当本报记者问罗特先生是否知道的中共一带一路项目时,他几乎哭笑不得。因为在东莞监狱,他们每天都要坐在小板凳上两个小时接受“改造”,看《新闻联播》、听警察的训诫,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宣讲的就是一带一路。

德国有很多政治家,包括总理默克尔在内都在为中共一带一路唱赞歌,对此罗特的看法是,中共的确是要通过这个项目来控制其它国家。它在贫穷的国家建设基础设施项目,那些先不用付款,它们欠着中共的债,当他们不能偿还的时候,这些就归属于中共了。中共向他们承诺很多资金,“我们为你建设”,很明显这对中共经济有好处,因为这些项目都会交给中国公司。

罗特认为,中共找出一些国家,让他们陷入依赖中共的陷阱而无法摆脱,人们低估了这一点。一带一路看起来很诱人——我们会提供这个或那个给你,但你却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中国(中共)是不会提供免费午餐的。”

在接受德国西南广播电视台(SWR1)采访的时候,提到德国政府对使用华为5G的态度时,罗特曾用“玩忽职守”一词来形容德国政府的决定,理由是什么呢?

罗特表示,“华为说我们签署合同,保证不进行间谍活动。从我自身遭遇来看,这种保证在中国都比不上用来签署这个保证的那张纸有价值,合同在中国一钱不值。如果它有一丁点合法性的话,我在中国就不可能被逮捕。”

“我从自己的经验知道,华为说的话不算数,无论它们保证什么,都只是在作秀!它们会对你说任何话,只为得到这份订单,”他这么认为。

德国政治家太天真 要用华为5G不可思议

很多德国政治家在跟中共会谈时,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只在私下里讲,对此,罗特表示,“说真话,我看到他们极度的天真。”

“作为政治家看中国的话,当然你会看到最多的是经济利益,许多与中国做生意的大集团,你自然会希望关系和睦,然后他们可以在中国继续做生意,扩张,赚钱。”但现在中国人和中国人也是不同的。罗特说自己遇到过很多友好和优秀的中国人,他们做正当的生意、有很好的工厂和企业,可以与他们毫无问题地做生意。

“但是人们得了解,政府在背后有什么政治目的,有些东西你将无法为之承担责任。例如监狱中的强制劳工和那些受迫害的人们。”罗特说。

从中共地狱中幸存回到德国的罗特,是否认为德国政治家对中国现实真正了解呢?

“他们完全不了解。他们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他们有其它的担忧,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大公司如何在中国做生意更感兴趣,因为那样他们能从中得到更多的政治献金和选举经费。很显然在德国,政治家在这方面做得太少。看待中共政策,他们简单幼稚。”

“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有意为之,但从现在的政治局势来看,我无法认同,是有些不对劲儿了。”罗特表示。

对于默克尔政府坚持要使用华为5G,罗特表示,“简直不可思议。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默克尔女士对此太轻率了。默克尔女士应该明白这点,她在东德长大,她在哈佛演讲中谈到自由非常重要这一事实。”“好吧,她的演讲很出色,但她真正实施的政治和这些完全不相符。她为什么要说这些?不可思议。”

出卖价值观和法律 无法长久

至于说,德国现在有很多人认为柏林墙已经倒塌30年了,共产主义对世界已构不成威胁,就这点而言,罗特认为,“人们要当心了。看看中国(中共)在非洲做了什么,如何投资,‘一带一路’在非洲传播有多广,情况已经很严重了。”

“我并非指我们不应该跟中国做生意,不允许跟中国做生意,不是那样的。人们当然可以跟中国做生意,我在中国遇到过很多好人,问题是要把中国人和政府(中共)区分开。”罗特说,“对德国也一样,我们如何生产、如何生活,是有一定价值观的,当我们跟中共做生意、进口产品时,必须在同等价值水平上和法律条件下进行。”

“我们不能在没有尊严的条件下在中国生产产品,仅仅为了廉价产品,就逼迫人们从事这类生产,欧盟和整个西方世界都应该禁止这类事情。”罗特表示。

“我相信,只有在发生新的重大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的情况才能真正改变。”罗特说,“比如目前的冠状病毒(中共肺炎),许多工厂状况变得非常严峻,当人们失业、工厂必须关闭时,很多事情我们都不了解,武汉发生了什么?只能推测。我知道监狱里一些情况。可那里发生了什么,从来没有公开过。”

“作为德国企业家,我应该真心问自己一个问题,生产超级便宜的货物有意义吗?最终伤害的只会是作为企业家的自己。如果事后真相被揭穿,那我的名声就毁了。作为企业家,我们必须有更明确的价值观。”

“如果我们出卖自己,出卖自己的价值观和法律,它是不能长久的。因为你出卖了自己的荣誉和尊严。如果失去了尊严,那你是谁?那真的就什么也不是了。”

抛开恐惧 摆脱束缚

罗特先生在中国生活过15年,遇到过很多善良人,热情好客。他希望有朝一日,“中国人可以摆脱束缚,真正实现自我。因为只有摆脱恐惧,生活才能真正发挥创造力,成为真正的自己。”

“中共仅仅是利用恐惧来控制人们。在监狱中我们曾经历过,由于害怕遵守规定,但永远无法以这种方式获得自由。”罗特说,“要想让生活充实,只有抛开恐惧。如果你可以生活无惧。因为当我知道我要说些什么的时候,我的家人会受到威胁,或者我自己会受到威胁,那我永远都不会获得自由。”

罗特在书中写道,他时常思念安吉丽娜,回想起以往的岁月。“我现在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财富。保证不是两辆法拉利和豪华手表。真正的财富在于仁爱以及为人处事无愧于心。”

想了解罗尔贝特·罗特(Robert Rother)更多信息,可访问他的网站https://robertrother.com,或阅读他的书《龙年(Drachenjahre)》,ISBN:978-3-8419-0699-1,在书中描述他了在中国的经历。

【大纪元2020年04月01日 记者黄芩、莫凌德国波恩采访报导】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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