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员工大逃亡 专家解读背后三大原因

独家代工苹果公司最新手机iphone 14的台资鸿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郑州工厂,近日发生员工因避防疫封控大规模步行逃亡返乡的事件。中共官方和官媒罕见高调介入,出现一些和过往不同的操作,被指涉维稳套路。有专家表示,其实是中共一手催动大逃亡,涉及三个原因。

富士康员工大逃亡获官媒关注 疑为当局维稳手法

郑州近期疫情升温,据河南卫健委疫情通报,郑州之前每天报告的新冠本土病例数均在50例以下,10月31日增至95例,11月1日郑州本土病例暴增至394例(其中确诊病例64例,无症状感染者294例)。因中共一贯瞒疫,真实数据无从得知。

富士康工厂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高峰时员工数量一度达到三十万人。该工厂近日爆发疫情,其官方通知显示,10月下旬,厂区已采取闭环管理、禁止所有员工堂食等防控措施。

连日来,大量从富士康工业园区出逃的员工徒步数十甚至上百公里返乡。而厂区内的员工亦因封控措施与当局发生激烈冲突。员工逃亡的消息罕见在大陆网络上传播。

社交平台热传的相关视频显示,不少员工翻越富士康工业园区的铁丝网;带着行李的员工在高速公路边徒步前行,在杂草丛生的荒郊短暂休息;有市民在路边放置水和食品供返乡人员食用,并竖起“返乡人员食物补给点,早日到家”等字样的牌子。

富士康员工刘先生11月1日告诉大纪元,“逃离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吃的,饭馆没开门,点外卖也点不了,隔离的人没有吃的,上班的人有。”“跑的大部分都是阳性的,送饭的不敢给他们送,怕自己被感染,那些阳性者没办法,只好徒步回去了。”

“打电话都不接,打政府电话都不给解决,说不归他们管,发烧打120,一听是富士康的,就挂电话,都没有人管,没有药,只能自己熬着。”刘先生说,“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有员工准备去工业园区讨个公道,(29日)派军队过来武力镇压,平息后就没有下文。”刘先生说。

值得注意的是,官方媒体罕见介入报导该事件,称员工在富士康“没人管”,返乡员工“受欢迎”。

《中国新闻周刊》11月1日发表题为“富士康员工徒步返乡前后”的文章。在描述逃难情形之后,文章引述部分富士康员工对于病毒的恐惧和对于生活失序的担忧。这些员工表示,疫情之下富士康的后勤管理出现一些混乱,包括饭菜问题、隔离问题等。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11月2日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最担心政权不稳定,对于富士康员工大逃亡事件,中共肯定会作为维稳重点,因为如果他们不作为的话,事件马上就曝光成一个无法收拾的丑闻。政府主动介入,是想要竭力把事情变成能够公开报导的新闻,变成所谓的正能量。

“所以你看路边出现了很多热心的人,给他们(逃亡员工)送水送吃的等等,而且正好又被拍到视频传出来。”

不过时事评论员王赫表示,因为河南已经出现许多事,从去年洪灾到今年的烂尾楼、村镇银行爆雷,官民矛盾已经相当激烈,老百姓恨共产党封控,所以出来支持这些年轻人,也是完全正常的。

郑州富士康书记说实话 被逼“辟谣”?

10月30日凌晨,郑州富士康党委书记苏东霞曾发出一段公开文字称,富士康郑州厂区有二十多万人,疫情发生之后,富士康尽力在内部调动资源努力处置,外部支持较少……无力独自支撑局面,不得已默许让厂区员工自行回家。

对于外界批评富士康没有做好保障供应,苏东霞质问各位所在的城市花了多久时间和代价控制疫情,“在此期间除了会偶尔收到象征性的一兜菜之外,你还收到过什么?政府有没有给大家提供过一日三餐?”

不过,苏东霞显然受到压力。《第一财经》11月1日报导称,对前述言论,苏东霞说实际上是某些自媒体未及时求证导致的“乌龙”。

“我也是转载的(同事的截图),并非原创。”苏东霞说。

10月31日,郑州航空港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消息称,已要求富士康落实所谓“四方责任”,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三级地方政府——省、市、区,增派工作组到富士康园区云云。

旅美学者黄大卫(Davy Jun Huang)11月2日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政府有转移矛盾、转移视线的嫌疑。本来清零政策从主体的责任到承担义务、供应物资,都应该是北京和各级地方政府来完成的,但是它由企业来承担,转移了责任和矛盾。

“现在就是把出事的责任转移到了企业,顺便让媒体批评资本力量无情、剥削工人等。”

时事评论员王赫则认为,富士康已经在越南设厂,本来要跑了。在这种情况下,河南当局不大可能逼他走,但是当局把整个封控过程中所有的费用都让富士康来扛。官员借机宰富士康一笔,这是有可能的。

专家:三原因催动大逃亡 中共愚民洗脑宣传酿恶果

旅美学者黄大卫(Davy Jun Huang)表示,这次富士康大量员工没办法坐车,徒步几十到上百公里返乡,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事,比历史上大瘟疫的流亡队伍还可怕。而他们本身可能并不是染疫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他认为事件是中共一手造成的。

第一个是中共极端的清零政策与正常的生产生活之间的矛盾。人们翻山越岭逃亡,其实也是因为健康码都变成了黄码甚至红码,他们就没办法去住宿、没办法买车票,也不能直接进医院。

“健康码的政策是导致大逃亡的主要动因之一。”

第二个原因是极端清零的目标与政府能够提供的物资、医疗、社会管理、社会救助的低效之间的矛盾。

黄大卫说,“它要极端清零,但是能提供的帮助又很少,也根本没有可能由某个企业或者机构来完成。”人们逃亡,是因为知道物资供应不上,一旦被封之后可能没吃没喝。

黄大卫还说,官媒现在报导的都是在转移视线,回避了实质问题。大逃亡事件的发生,还有更重要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中共过度宣传清零政策正确和病毒可怕。

“由于北京要证明清零政策是如何伟大、光荣、正确的,它还天天进行宣传——这个病毒非常可怕,病毒的死亡率如此高,必须经过严厉的封控才能控制住。国内抖音是洗脑的重灾区,是一种愚民的好工具。微信公众号也是天天反复宣传,说中国的清零政策是人类历史上最正确、最伟大的,国外每天死几千人、几万人,都不够粮食……”

“它反复强调,导致那些员工听说有人生病了,就感到末日来临,所以宁可辛苦,冒着生命危险、没吃没喝都要逃离,因为这个病毒在他们印象中就是洪水猛兽,这是(中共)过度宣传造成的。”

据《河南日报》报导,10月31日,河南省长王凯在防疫会上强调“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有序放开”。

郑州卫健委当天则发文称“新冠肺炎是自限性疾病”,“不可怕,可防可治”。

黄大卫说,现在外界都知道新冠病毒并不可怕,没有很高的致死率和致病率。很多国家都是持与病毒共存的态度,但是中共各地政府和媒体都不敢这样说,因为这等于抽了中共的嘴巴,所以到今天为止,国内的媒体尤其是抖音的短视频,就是配合愚民,继续制造焦虑。

责任编辑:高静

【大纪元2022年11月03日 记者宁海钟、骆亚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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