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文艺复兴画坛三杰背后是神的身影

瓦萨里的《大画家传》说起

意大利文艺复兴是一个跨度很长的时期。早在16世纪,就有一位伟大的史家为之作传,他就是乔治‧瓦萨里(Giorgio Vasari)。瓦萨里本人也是画家,关于当时大艺术家的最重要的一系列传记就是出自他手。瓦萨里把文艺复兴划分成三个阶段,大致分别对应14、15和16世纪。在他看来,14世纪是启蒙运动的新开端,这场运动使人们脱离黑暗的中世纪,带动了油画、雕塑和建筑领域所有艺术形式的创新。

瓦萨里认为,15世纪初期,尤其是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另外一代艺术家进一步推动了艺术的发展,瓦萨里称之为文艺复兴第二期。之后便是瓦萨里称为现代阶段的第三阶段,肇始于15世纪末的达‧芬奇

米开朗基罗拉斐尔都继承了达‧芬奇的艺术风格。不过,从瓦萨里的记叙以及当时的文化氛围来看,被认为把艺术发挥到完美极致的还是米开朗基罗。瓦萨里笔下艺术家的人生就如同圣徒传。他开创出了这样一种情形:人们称颂某位艺术家,不单因为他的技巧,更因为他的创作灵感。也就是说,在米开朗基罗伟大的作品背后,有神(上帝)的身影。瓦萨里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为艺术家作传的。

拉斐尔是一位完美的绅士、一个非常优雅的年轻人——实际上他年纪很轻就去世了。瓦萨里的传记里说,上帝俯视着那些粗鲁无礼的画家,派拉斐尔带给他们文明与优雅。当然,这是瓦萨里的看法。上帝也垂怜那些拚命努力使自己的艺术臻于完美却又不得要领的画家,所以祂派米开朗基罗来为他们展示何为真正的艺术。这样说来,整个艺术史就成了与宗教(基督教)史并行的一部历史。

上帝派了他唯一的儿子耶稣基督下世拯救人类,不仅如此,他还派来了艺术家,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派了米开朗基罗,在后者手中,艺术登峰造极。这引出一个问题,今天先不讨论,即如果米开朗基罗已经达到最高境界,那他之后的画家又该如何呢?对于与他同时代的年轻画家来说,这确实成了一个问题。

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礼拜堂留下的壁画巨制。(Eric Vandeville/Vatican Pool/Getty Images)

达‧芬奇:数学不能解答一切

其实,这个问题从达‧芬奇就开始了,他的创作实则集合了15世纪艺术成就之大成——基本是在数学方面。从15世纪开始,透视学(即应用几何学)成为西方绘画的要素:在数学准确性的基础上,藉助具有透视的平面结构创造出空间错觉,这成为绘画“理性化”进程的关键因素。

无可置疑,达‧芬奇是理性绘画的大师。在创作的早期阶段他就宣称,数学是理解世界、特别是理解绘画的绝对基础,这是他的哲学。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亦即他事业的后期,达‧芬奇发现,数学并不能解答所有问题。在创作生涯中,他花了很多精力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好比要把圆形化成方形。最终,他对数学的幻想破灭了;他发现:大自然其实总在变化。达‧芬奇通过素描(drawing)记录的正是自然的多变。他也发现,艺术同样具有这种多变性。故而从那里,我们获得了对速写(sketching)艺术的理论诠释,亦即“快速”的概念。

达‧芬奇给年轻的画家们提了好多建议。他说:“不用画完你的素描,快速画出来就好。别管细节,你总会回过头去改动它们的。”达‧芬奇也用文字阐明了这种看法,即一件艺术作品是可以修改的。这成为后世西方绘画的关键理念之一——虽然没有随时随地影响西方绘画,但的确成为人们看待艺术创造的重要视角。这个时期就是瓦萨里史学中的第三阶段——现代阶段,今世的学者们称之为“盛期文艺复兴”,其代表人物就是达‧芬奇、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

达‧芬奇(1452―1519),《圣母子与圣安妮、小施洗者圣约翰》,作于1507―1508年,炭笔与白粉笔画,141.5×106 cm,伦敦国家画廊藏。

艺术从理性走向神启与诗歌

总体来说,这一阶段的艺术家对艺术创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15世纪早期,最先撰写有关文艺复兴论著的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认为,几何是绘画的基础,几何和数学带来理性的控制,是人文学科的一部分,这些范畴在当时都被赋予了重要的社会价值。

不过,15世纪的画坛对此提出了异议:画家们认为,绘画不仅仅是机械的艺术。不错,画作是用双手绘成,可它也是源自头脑的艺术,绘画的数学基础便可证明这一点。而一旦透视几何学成为绘画的标准元素,就无需再为此争辩。

不过,随之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元素,使得达‧芬奇、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这点在绘画上表现最突出,绘画不再被看作是应用数学,而成了一种更接近诗歌的形式。也就是说,理性地运用规则对艺术不再重要,更重要的是获得灵感,以及一种新理念,即艺术家身上被灌注了某种比他本人更宏大的东西——在这方面米开朗基罗发挥了关键作用。艺术家的地位因脑海中的“神念”而发生转换,他不再是个数学家,而更像是先知和诗人,从高处接收到圣言,再通过双手将其化为有形。

由此,艺术创造的完整概念在16世纪初被提了出来,从后面我们将讲到的拉斐尔的一幅画(《圣礼之辩》)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点,会看到他向米开朗基罗致意。

由此,艺术本身成为意旨的表达,一种实体的、正式的、有形的表达,这当然和新柏拉图主义有很多交集,但是这种观念并不是地域性的,可以说,它已成为整个西方艺术传统的基础;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浪漫派发现了这一点,但其实它一直都在。

米开朗琪罗(1475―1564),《德尔斐女先知》,作于l511年,拱顶装饰画,西斯廷礼拜堂壁画(梵蒂冈)。


小结:艺术家因呈现神性受尊崇

艺术鉴赏(connoisseurship)的传统在16世纪就诞生了,到了18世纪则特别受到尊崇。比如说,单单一笔油彩、一根钢笔线条,就可以让人感受到画家的精神特质。这与中国美学提出的“画(字)如其人”有些相似。实际上,西方文明中艺术品评的传统可追溯到古希腊。

这些传统非常有趣,让我个人感到很有意思的是,不同文化对艺术家的尊崇有很大共性:他们都认同一点,即艺术家是在呈现某种神性——不一定在所有文化中都是神性,但至少是一种很特别的精神性,这使得艺术区别于非常物质化的东西。尽管西方艺术的物质性确实是其有异于很多亚洲艺术的一大特点,但我们可以等到谈米开朗基罗时再回来探讨这个问题。

作者简介:

大卫‧罗桑教授。(collegeart.org)

大卫‧罗桑(David Rosand,又译:罗桑德)教授生于1938年,1964年起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四度担任该校艺术史系主任,兼任哥大米里亚姆和艾拉‧D‧瓦拉赫艺术画廊主任,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代表作包括《16世纪的威尼斯绘画︰提香、韦罗内塞、丁特列托》(Painting in Sixteenth-Century Venice: Titian, Veronese, Tintoretto),《素描精义》(Drawing Acts)一著已出版中译本。罗桑教授199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杰出教师奖,2007年获文艺复兴协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2014年病故于曼哈顿。**

大纪元记者张小清编译报导

责任编辑:林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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