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眼中的写作环境

慕容雪村于2009年底混入中国一个传销团伙做卧底,后来联系警方,解救了157人。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中国少了一味药》,讲述了在中国有至少一千万人过着这样一种生活:有钱,但不能吃饱;每天受着愚昧的教育,被洗脑;最后做一些违反常识的事情。

他介绍了自己如何跟编辑来来回回修改稿件以期能够出版的过程。他写“传销的基因在中国的制度和文化中”,编辑改成“在中国的空气和土壤之中”;他认为中国缺少的那一味药叫“常识”,并提到美国18世纪的书《常识》,对美国的繁荣很重要。编辑删除了这句话,说谈到美国的时候不可以说太好的话。

慕容雪村说:“有一种罪虽然没有在我们的刑法中列明,但事实上有这个罪,叫做用词不当罪。在中国做一个作家,会时而不时的犯上这种罪。”

他还谈到,在中国的政治压力下,很多有理想的年轻记者,遇到不能报导的话题,就发到互联网上,哪怕随后被删除。 2004年,黑龙江一个镇上发生水灾,一百多孩子被锁在教室里活活淹死,他的朋友写了报导发到互联网上,后来还受到处分。

余华举例说,六月四日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是被屏蔽的,因此网民使用五月三十五日。“虚构作品在中国就好比是五月三十五号,而非虚构的作品就是六月四号。”对于大陆作家来说,在大陆不能出版的作品可以在台湾出版。很多大陆人在香港也可以买到。

余华认为:“在中国,禁止一本书,禁止一部电影,其实毫无意义。《活着》这部电影被禁,看过《活着》这个电影的人非常多。他们看的都是盗版光碟。这本书被禁,网上就会有。共产党它其实也明白,但是它必须要禁止。在中国现在想真正的禁止已经很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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