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的平衡
有两位英明的君王，一位生活在古老的东方帝国，一位生活在大步迈入文明的欧洲。他们对彼此的仰慕，他们之间交换的礼物、书册和花卉种籽，以及在他们之间搭起一座桥的虔诚的使者，形成了一段神话般的历史。在这两位帝王的辉照下，东西方之间形成了罕见的，近乎完美的平衡。
那是伏尔泰（Voltaire）称之为路易十四的时代。路易十四（Louis XIV）集欧洲亲王的血统于一身：他把光热照射上法兰西，使宫廷在贵族中享有至高的权力，并把他的意志贯彻欧洲，一手打造自然疆界的法兰西国土，使法国跃 上了历史舞台。路易十四的时代汇聚着推动人类思想的天才：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伏尔泰、莫里哀（Molière）；他建立的法兰西艺术学院、文学院、科学院为各国仿效，推动了欧洲的思潮。“欧洲知识共和国”飞跃式地前进，人类的理性崭露头角。
路易十四一手打造了文化法国。从无可比拟的、辉煌的凡尔赛宫辐射出去，法兰西王国把高雅的风格、成熟的法语传遍欧洲，并把古典科学传入俄国、中国。1665年，《学者报》出版，加速了知识的传递，是欧洲报纸的鼻祖。在所有欧洲君王艳羡的，金黄色向日葵围绕的凡尔 赛宫，俊美的太阳王穿上阿波罗的金舞衣跃上舞台。他披上铠甲开疆辟土，培育遍及欧洲的艺术家、哲学家、文学家，打造一个明君的神话。身为天主教王国的君王，他深信自己的一切来自上天。他取消《南诏特令》、驱逐新教徒，导致法国的技艺人才流入欧洲各国，带动了工艺的发展。在上演莫里哀无比诚实的讽世喜剧的宫廷，路易十四把欧洲领入了文明的新一里程。
康熙戎装像。（新纪元资料室）
在地球另一端，庞大的中央帝国当时是欧洲人口、疆域的近两倍。统御这一东方帝国的是康熙大帝。和路易十四一般，他兼有女真努尔哈赤、蒙古成吉思汗、汉族的高贵血统。他允文允武，近乎全才：骑在快马上左右开弓箭无虚发，好猎猛虎。“康熙大帝骑术高超，姿势优美，在平路还是陡坡上都能上下自如，奔走如飞。”（白晋Joachim Bouvet，《康熙大帝》）在南书房中，康熙苦学不倦，熟读了儒道经典，并留下涉猎广博的著述如《几暇格物编》和大量诗词。康熙朝编的《康熙字典》、 《全唐诗》、《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丛书成为民族的文化瑰宝。另外，他还懂得乐理，会弹奏汉族、满族多种乐器。
精力充沛的康熙在御田中亲自躬耕，培 育了一年两获的御稻米，改善了长江两岸的稻获量。他三次西巡、六次南巡，蠲免各地未交清的钱粮多达545次。平日出巡时，康熙仁慈地让百姓接近他：“所有 的百姓，不管男女，都以为他们的皇帝是从天而降的。”耶稣会士巴多明写道：“这位君主是人们在许多世纪中才能见到一位的那一类非凡人物之一。”
奇妙的交会
1684年，南怀仁嘱托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年）赴法国，敦请路易十四派遣耶稣会士为使节去中国。和柏应理同行的是一名中国青年沈福宗。沈福宗赠送太阳王《论语》、《大学》、《中庸》的拉丁文译本，在凡尔赛宫表演了书法、展出中国丝画，并讲述了汉字的特色。这一名中国人庄重的衣袍、言谈举止叫法国人叹为观止； 他带来的远国文物有如一扇窗，让他们看见了古老帝国丰饶的，前所未见的风采。
以他向外辐射的巨大能量，路易十四派遣六名国王数学家去中国。正如法兰西把自己文化、政治的果实与欧洲各国分享，对于性喜华丽的太阳王，遣送耶稣会士、浑天仪给中华帝国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西方传教士所绘的顺治皇帝和汤若望。（维基百科）
1685 年，汤若望、白晋、张诚等人携带数十箱科学仪器，乘坐“飞鸟号”从布勒斯特港启程。16、17世纪，欧亚之间的海路十分险恶，前来中国的传教士多因疾病、 海难而葬身大海。1620年，23位耶稣会士从罗马出发，一路上经历了瘟疫、海上风暴及海盗袭击，抵达澳门时只有五人幸存。
在海上、陆上经历了许多波折，白晋一行五人终于在三年后抵达中国京城。三十多岁的康熙命来自太阳王的使者坐在御座两旁，对他讲诉他们伟大国王的性格、事迹，就像天底下没 有比这更叫他感兴趣的事了。在治理朝政之外，他让白晋、张诚每天入宫，以满文对他讲授数学、几何、天文、静力学、乐理。在内廷，康熙为各种漂亮神气的天文 仪器、双筒望远镜、角尺、绘图仪器、音乐盒所围绕。“在五、六个月的时间里，康熙已经掌握了几何学，能够随时说出他所画的几何图形的定理及其证明过程。他 对我们说，《几何原本》他至少读了二十遍。”（《康熙大帝》）
对于西学的重要，康熙有深切的认识。为了仿效路易十四著名的法国科学院，他希 望在中国也建立一所类似的学馆。1693年，康熙命白晋为中国特使赴法，物色更多博学多才的耶稣会士来中国。四年后，白晋等人抵达法国。他们穿宽大的钦差大臣袍服来到凡尔赛宫，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同时，他们带来一箱箱贵重的来自中国皇帝的奇珍异品、四十九册珍贵的汉文典籍致赠路易十四。在路易十四回赠康熙 的雕刻、珍品中，有一幅他自己的油彩画像。耶稣会士曾描述康熙目不转瞬地望着画中夺目的太阳王，怀想这位和自己一样幼年登基，遥远西方的君主。
同时，各国传教士关于中国的书写，来自远方帝国的一船船丰盛、华美的货物掀起了欧洲对中华帝国深深的迷恋。在法国，路易十四穿中国袍服，坐轿子来到了名为“中国皇帝”的新年筵会，开始了欧洲的18世纪。在今天，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十分陌生的世纪。
康熙青花瓷。（新纪元资料室）
从丝绸、茶叶到日常生活的杯盏、家具，整整一百年间，“中国风”成为欧洲贵族最大的时髦。对于17、18世纪的欧洲人，青花瓷瓶上衣袍典丽的东方人是优雅的极致。大气的中国屏风、空灵的中国庭院唤醒了另一种美感，另一种生活。在英国，莎士比亚《仲夏夜梦》的舞台上出现了一座神秘的中国花园。安妮女王喜欢穿中 国衣袍现身宫廷，在茶会上摆放镶嵌玳瑁山水人物的中国屏风、茶具。在俄国，凯萨琳沙皇皇宫中的中国蓝厅壁上是浪漫的中国山水、人物；皇宫中巴罗克式的中国 村仿造了另一个与真实相距甚远，“中国风”式梦幻的中国。
凯萨琳沙皇皇宫中的中国村。（维基百科）
在精神层面上，耶稣会士对中国典籍文献的大量译介激发了欧洲的思潮。这是文艺复兴之后，正在告别中世纪蒙昧的欧洲。急于改变自身的欧洲文人看见了在世界另一端，古老的东方帝国根植于道德的理性，以及奠基在这理性上的稳定、古老的文明。在这历数千年而不衰的文明中，启蒙学者看到了以道德为基石的自然宗教。他们惊喜地发现世界上竟有一个国家实现了哲学家治国的理想，全国从上到下崇拜圣人孔子所教导的“哲学家宗教”。
孔子的著作及生平，Prospero Intorcetta着，1687年出版。（维基百科）
或许，在欧洲人向远方文明取经的殷切中，不免理想化了东方古国的道德精神，然而他们的向往不仅止于抽像的理论，却融入了日常生活中——才高气傲，写作中不忘大力批判天主教的伏尔泰二十年来在桌前只挂孔子的画像；太阳王的家庭教师拉莫特•勒瓦耶景仰孔子与苏格拉底同为道德和理性的化身，把句子中的苏格拉底代换了，诵道：“圣人孔子，请为我们祈祷。”我们看见，在当时的欧洲人心中，这东方帝国的精神高度是他们衷心向往、渴慕的。
在法律上，对于中国复查所有 死刑案的制度，欧洲人印象深刻。16世纪的西班牙修士门多萨（Juan Gonzales de Mendoza）在《中华大帝国史》中写到审判三审制度时说：“这个帝国想尽所有办法不处死一个人。”对于中国法律的自我平衡性，耶稣会士提供了一手的见证。在康熙出猎或巡幸时，常有百姓跪在路旁候驾告御状：“皇上让卑贱的工匠和农夫接近自己，并以亲切慈祥的态度对待他们。皇上温和的问询使对方十分感动。”（《康熙大帝》）
在恳求康熙颁给天主教容教赦令的过程中，耶稣会士亲眼看见了皇帝受到朝臣意见的约束，不能任意而行。此外，中国的教 育平等、选贤任能、科举等制度也深受欧洲启蒙学者所激赏，并启迪了日后欧洲教育的改革。相对于当时王权、贵族、教廷特权高涨，世袭贵族制弊病丛生的欧洲， 中华帝国的法律、教育显示了这古老文明值得尊重、仿效的理性平衡。
我们当记得，这时的中华帝国正是康熙盛世。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如今我们十分陌生的，流着猎人血液的女真族和汉族联手打造的物质丰盛、精神强健的满清帝国。而在天平的另一端，是介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之间，启蒙时期的欧洲。白晋的《康熙大帝》在人手中流传，人们盛传远方强大的东方帝国有一位君主，他集所有的美德于一身，是完美的皇帝的典型。与这位明君交互辉映的，是一个引人遐思，和平，备有美德和华采的古老帝国，人类文明的乌托邦。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李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