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交冲沧桑史三部曲（二）

早在年少时，康熙对天文的兴趣就已展露。在一封信上，南怀仁述说他随康熙出巡的光景：“到了对岸，皇帝和两位西域王子、他敬重的鞑靼阁老坐在一块儿。夜空明澈，皇帝看着半圆的天穹，叫我用汉语和我的母语把主要的星座讲给他听，想以此表明他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了解。他又拿出几年前我们为他绘制的小型星座图表，依据星座的方位说出时刻来。在贵族国戚前，他为能展示自己的学问而感到满意。”（南怀仁，《鞑靼旅行记》）

明清北京观象台。（故宫提供）

做为法国的文化使者，耶稣会士带来的天文、历法、舆地等科学是人类了解自然的工具。在精神上，崇尚真理、理性的古典科学与实用、科技取向的现代实证科学有天壤之别。在来自太阳王的使者悉心指导下，康熙用象限仪观测太阳子午线的高度、以天文环来测定时辰。“漂亮的大半圆仪，这件用于天文观测的仪器皇帝喜爱有加，不仅在御花园中经常使用，巡幸时也常常让内廷官员背着随行。”康熙通过这些仪器来理解、探测大自然，并在第三次南巡时登上黄河堤岸，用水平仪探测水位高低，亲自发现了治水大臣所疏忽了的，河水倒灌入洪泽湖的现象。

西洋绘画仪器盒。（故宫提供）

一位学习几何、数理、天文的中国皇帝——在今天，这多像是痴人说梦。然而康熙把这梦想成就了。他以健康、急切的胃口吸收西方科学、文化，了解西方君主制度，并命人把《穷理学》、《几何原本》、《钦定骼体全录》等涉及多种学科的书册译成满文。1713年，他令皇三子胤祉在畅春园成立被誉为皇家科学院的“蒙养斋算学馆”，馆中汇聚了一流的汉满天文、数学家从事天文观测、数理研究，并编纂浩大的《律历渊源》，编纂时间长达十年。

康熙对数学、天文的研究远远超出了爱好者的水平，却已达到了专业水准。除了亲自教授皇子外，他在宫中开设

养心殿。（维基百科）

自然科学的讲筵，向九卿、大学士讲授天文历法、算学、乐律，并多次令国子监挑选官学生去钦天监学习算学、自然科学。优秀的学生留在钦天监任命，参与编纂《历象考成》、《仪象考成》等浩繁的类书，并被派去远方考察制作地图。蒙古正白旗弟子明安图曾以官学生的身份到皇宫听讲，他回忆道：“自童年亲受数学于圣祖仁皇帝，至老不倦。”

养心殿。（维基百科）

天朝出现了穿钦差大臣袍服，佩戴十字架、长须长髯深眼眶的西洋人。每天天不透亮，他们从遥远的住所动身入养心殿讲授，皇帝对他们的亲切是人们有目共睹的。1692年，经过在大臣之间的斡旋后，康熙颁布了天主教赦令：保护教堂、基督徒，允许百姓入教。和欧洲无休止的宗教争端对比，这一中国皇帝颁发的赦教令在欧洲受到了各方的赞誉。

西方传教士所绘的顺治皇帝和汤若望。（维基百科）

康熙特许传教士在京城盖一座“救世主堂”，并赐下他亲笔写的“万有真源”匾额及诗一首：“森森万象眼轮中，须识由来是化工。体一何终而何始，位三非寂亦非空。地堂久为初人闭，天路新凭圣子通。除却异端无忌惮，真儒若个不钦崇。”

在他们写回国的长信中，耶稣会士从来没有放弃这位东方圣君终将带领全帝国百姓皈依基督教的盼望。

航向中国

一切充满了蓬勃的生机，一切充满了可能。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东西方交会最好的时候：在老子、孔子的思想中，欧洲哲学家看见了归依于天道的平和理性。同时，中国打开自己，看见了地球仪上远比想像中渺小的中国版图。

《康熙皇舆全览图》局部。（维基百科）

透过西洋人的地图、仪器，中国人从另一个角度看见了天穹、地理。耶稣会士继承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开启的传统，花了十年的功夫完成第一幅有经纬网、实地勘察的中国全图：《皇舆全览图》。古老的帝国开始以另一种眼光来注视世界。1685年，康熙朝开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连云港）四个对外通商港口。中国向世界开启：在皇帝的亲自领军下，西学深入这以农为本的帝国。

然而在东方文明卸甲、全盘西化的今天，仔细审视康熙和路易十四的交会，我们将发现在这交会中不是西学东传，却是欧洲对中国文明的仰慕，才是真正重要的事件。从1685年太阳王的使者启程去中国一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国热持续了一百年，从哲学、教育到艺术、生活，中华文明在欧洲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

遥远的地球另一端，中央帝国与天和谐共处的生活风格、道德哲学、瑰丽的文明典章向欧洲文明展现了绝佳的典范。17世纪中叶，欧洲正在告别中世纪的巫术、迷信，向理性迈进；遥不可及的中华帝国，无论精神上或地理上的，是它崇仰的目的地。“航向中国”，恍若叶慈诗中的“航向拜占庭”，在贸易、猎奇和传教之外，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有一丝朝圣的意味。

在儒家经典的第一本拉丁文译本《论语》序中，柏应理写道：“在没有神的启示的情况下，理性从来没有显得如此完善、拥有如此大的力量。”16、17世纪的欧洲陷入了各派宗教的角力、持久的宗教战争；这来自东方帝国，奠基在人性之上的人文理性，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欣羡和重视。

以他著名的单子论——即宇宙多元论为归依，终其一生，莱布尼兹致力于在人世间实现一种超越各种矛盾的和谐。对他来说，欧洲和亚洲之间相互理解、调和，是形成宇宙和谐必要的宏伟工程。他悉心研究儒家、宋明理学典籍及《易经》，在其中寻找和基督教启示神学互补的东方智慧。

东西方之间的相依存对人类的进展至关重要——对于这一点，西方的智者有深切的体悟。在《中国近事》序中，莱布尼兹写道：“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正如欧洲妆点着西方一般，妆点着地球另一端的中国。我相信，这是命运的特殊安排。大概是天意要使这一双文明程度最高的（同时也是距离最远的）民族把手探向彼此，一步步使位于它们之间的各民族过上更合乎理性的生活。”

在中国人所实践的道德感中，莱布尼兹看见了一种自然宗教。他快人快语：“我们才需要来自中国的传教士。”（维基百科）

在中国人所实践的道德感中，莱布尼兹看见了一种自然宗教。他快人快语：“我们才需要来自中国的传教士。”“不管怎样，我觉得鉴于我们目前面对的空前的道德没落状况，似乎有必要请中国的传教士到欧洲给我们传授自然神学的目的与实践，就像我们的传教士向他们传授启示神学一样。因此我相信，若不是我们借一个超人的伟大圣德，亦即基督教给我们的神圣馈赠而胜过他们，如果推举一位智者来评判哪一民族最杰出，而不是评判哪位女神最美貌的话，那么他将会把金苹果判给中国人。”（《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

他甚至建议西方君主向中国学习，东西方互派文人以发现普遍的真理，以“从中生出奇妙的和谐”。在收到白晋寄来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后，莱布尼兹大为振奋，他相信把伏羲的符号延伸出去能发明一种新的文字。以哲学家理想化的天真，他写信请路易十四仿造中国字，创造出一种为各国人民所理解的象形文字。他并表示希望能去中国旅行。不但如此，他还把自己发明，并在伏羲的八卦中得到印证的二进制演算法请白晋呈给喜欢数学的康熙，并写信要求加入中国国籍，以表达他对中国的敬意。

对于人类文明，对于人自身，这时生活在欧洲的学者怀有崇高而谦逊的想望。伏尔泰多次提醒自己的同胞：中国人不可能如许多欧洲人所认为的，同时是偶像崇拜者和无神论者。虽然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上中国不及欧洲，然而“在四千年前，当我们还不能阅读时，中国人已知道了全部我们现在拿来炫燿的那些东西了。”“当您以哲学家身份去了解世界时，首先把目光朝向东方，东方是一切文化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风俗论》）

在千年来儒家的经世治国中，欧洲学者看到了完美的模型，甚而提议在欧洲“移植入中国的精神。”对于许多启蒙思想家，中华帝国奠基在最高的伦理原则之上。对他们来说，利玛窦所批评的中国人缺乏尚武的精神不是懦弱，却是一种美德。在伏尔泰眼中，中国独特的道德科学“是最重要的科学”，而中国文官所展现的“礼貌和尊严是欧洲最机敏的权臣所不及的。”

1769年，园艺家、传教士波维尔（PierrePoivre，1719～1786年）呼唤：“只要中华帝国的法律成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可能的模样展示一幅迷人的景象。到北京去！去瞻仰史上最伟大的人，他是上天真正完美的形象。”（《哲学家游记》）

这里所指的伟人是康熙。白晋献给太阳王的《康熙大帝》1697年出版，书中康熙年轻自信的画像成为欧洲人所熟悉的，中国皇帝的形象。同时，耶稣会士多种关于中国的著作：李明的《中国现势新录》、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耶稣会士写回国的一封封关于中国文化、风俗的长信，以及与中国有关的数百种书册在欧洲（主要在法国）先后出版，引起热烈的讨论。中国美学、立在大地上纯真高大的南京瓷塔、孔子朴实无华的道德哲学在欧洲掀起了意义深远的风潮。

该画像为利玛窦死后不久在北京所画。后由金尼阁带回罗马。现保存于罗马的耶稣会总部耶稣教堂。图中利玛窦身穿中国士人的服装。（维基百科）

从利玛窦开始，在耶稣会士近一百年不辍的艰苦耕耘后，中国终于深入欧洲人的心灵视野。大量出版中国典籍文献的巴黎成为汉学之都。1814年，法兰西科学院创设汉学讲座，中国研究正式进入西方学术。

不能否认，一部分启蒙学者（如沃尔夫ChristianWolff）对儒家的认知不免有所偏颇和误导，然而莱布尼兹、伏尔泰对于东西文明之间互补的看法恳切、切中时弊。是以一种公正而不乏理想色彩的理性，这两位学者在批判西方文明的弊病时，把视线转向中华帝国、转向中国人通过自然理性来实践的道德传统，以把人类领向更高、更完善的生存之道。他们所推崇的道德精神也正是天传给中国人的核心价值，是中国神传文化最主要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