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从另一方向，这些传教士默默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康熙的天主教赦令颁布，在穷苦的乡下人和满清贵族之间，天主教悄悄生根茁壮。这无疑是一种奇异的恩典：不是科学而是宗教，耐心地敲开了古国大地的门。在康熙的皇家科学院忙于观察星辰、绘制地图的同时，清帝国的百姓以不乏神迹的种种经历信靠了这些蓄长胡须的传教士的天主——我们不该忘记，这才是远渡恶海来华，昼夜奔走于途的传教士真正的使命。
康熙朝中期，中国已有大约三十万教徒。正当基督教在中国健康地发展时，多明尼会（Dominicans）及方济会（Franciscans）教士认为中国教徒祭祖、敬孔、祀天的习俗是崇拜偶像，特向教廷提出告诉。罗马教皇因此派遣红衣主教多罗来华。
“一个外国大主教贸然前来他统治的土地上，并要求指导皇上对其子民的教化。皇上对这感到惊讶和震怒都是在所难免的。”（伏尔泰，〈中国礼仪之争〉，《路易十四的时代》）然而康熙待多罗以礼，并努力和他沟通。多罗主教“抱病在床，由皇上差官到北堂用肩舆迎入宫……抬入畅春园。”“元宵时，皇上招多罗往城外御园观灯。观灯以前皇上遣太监赐宴。宴毕入园看灯火，皇上屡遣宫监赐食。”
由于多罗在文化上的误解和坚持，两方不欢而散。1707年，多罗在南京执意公布教宗禁止中国教徒祭祖、吊丧的禁令。一怒之下，康熙令人把他押解至澳门交给葡萄牙人看管，多罗被软禁在修道院中，一直到他在三年后病故。
为了与罗马教宗的禁令抗衡，康熙宣命传教士入京，从皇帝、皇子手中领取印票，声明遵守利玛窦规矩，不干涉教徒行中国传统的礼俗。领有印票的传教士可以永久居住中国，反之则被驱逐。对于惊恐的耶稣会士，康熙安抚道：“尔等放心，并非禁天主教。惟禁不曾领印票的西洋人……”
在这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中，康熙三次派遣多名耶稣会士携诏书至罗马向教廷呈述而没有结果。他于是大量印制了红色谕旨发放给各地教士，令他们经由海陆传回罗马。1715年，教宗克莱门十一世重申禁令，并于1721年派嘉乐主教来京城交涉。康熙召见嘉乐十三次（有时一同召见所有在京的各国传教士），向他解说祭祖及称天为上帝的意义，并说：“朕原视中外一家，不分彼此。”
然而在传教士把教宗禁令译成满文呈给康熙后，康熙震怒了。下面是禁令的部分内容：“写有‘敬天’二字的匾额不许悬挂于天主堂内，如已悬挂即当取下。春秋二季祭孔及祭祖宗大礼，凡入教者不得参加。入教之人甚至不许在此处站立，因为站立即与异端相同。……今有可行与不可行之礼，俱有教王之使臣定夺。有与天主教不相反者，许行，相反者，拒决断不许行。”
盛怒之下，康熙下谕：“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并说：“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尔等西洋人所可妄论。”“尔教王条约只可禁止尔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王所可禁止。”（《康熙与罗马使节文书》）
骄傲的东西方透过变形的棱镜，看见了彼此的另一面。明末利玛窦以来潜伏在传教士与中国传统习俗之间的矛盾全面浮了上来。“要不是两个愚蠢的家伙（一个是多罗，另一个是一会儿要提到的马戛尔尼）把一切都弄砸了的话，西方和中国的关系本来是可以日趋密切的……”三百多年后，提起这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仍旧教一名葡萄牙神父愤怒地把汗湿透了衣袍。
在东西方的文化撞击中，欧洲人理解中国的一个根本困惑是：中国是否是一个无神论国家。也就是说，儒家的学说是否是一种全然世俗化、虚无化的宇宙论。在康熙与教廷使者的多次辩论中，如何解释中国人对于天、对于祖先的认识成了焦点。与世界其他文明不同，中国崇敬的不是人格化的神，而是抽像的、唯一的天。在世界各大文明崇拜以人的形像现身的神祉时，唯有中国从尧舜、儒、道到宋明理学，敬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以巍巍天道、天理呈现自身，不落言筌、不着形象的天。
关于中国的信仰，一部分欧洲学者企图建构一个奠基在无神论之上的中国式理性，并以之为启蒙主义理性的灵感。这样的理解，事实上，将陷入误区。正如康熙对多罗所说：“尔天主教徒敬仰天主之言与中国敬天之语虽异，但其意相同。”也正如利玛窦、莱布尼兹所言：中国古代“天”或“上苍”的概念遥遥对应基督教的上帝的概念（而非上帝本身）。中国人思想中的天蕴藏形上的意涵，不是原始宗教中的神灵，更非欧洲人误以为的“物质的天”。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天是人生存的背景，人所依行的一切道德行为的最高原则，具有哲学、神学的高度。
孔子问礼于老聃画像砖。（维基百科）
在18世纪东学西渐的过程中，孔子成为启蒙主义学者的“守护神”。然而由于许多欧洲人对中国人意识中的天的理解失去焦距，这其中的陷阱需要我们悉心辨别。日后，启蒙主义成为人类在高度自信下，背离了传统信念和宗教感，朝理性、平等、科学大步迈进的时代思潮，并逐步铸就了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理性化、世俗化，以无神论为主导的世界。在这背景下，我们更应谨慎对待启蒙学者和中国哲学夹缠着误解和“拿来主义”的交错复杂的关系。
被切断的世界
康熙虽然对天主教下谕“禁之可也”，并没有严格执行。宫廷中，博学多才的耶稣会士照常任职。1722年底，宋君荣神父在广东上岸时见到了天主教凄惨的景象，然而由于皇帝和耶稣会士关系亲密，各省官员不敢骤然禁教。1723年，浙闽总督上奏即位不久的雍正：“西洋人在各省起盖天主堂，潜住行教。”可见当时各地传教士的活动并未停止。
真正撕裂了东西方之间的平衡点的，是雍正元年底（1724年1月）下的禁教令：“所有西洋人除在京效力者，一律遣往澳门。”对于这项禁令，大半生在中国戮力传教的教士上书苦苦哀告：“祈求陛下恩准长期在华并且有票的欧洲人留在中国。求陛下悯其年迈，准其在区区有生之年在此照看他们先辈的墓地。同时求陛下不要强迫基督教徒抛弃他们信仰的宗教。”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耶稣会士墓碑。（维基百科）
由于传教士恳切的哀求，雍正允许他们留居广州，但不许传教。从此以后，禁教政策在全国风行雷厉。耶稣会士在书信中提到：禁教令是雍正私下教谕臣子，亲手酝酿出来的。雍正禁教的原因有多重，除了因为皇储之争时耶稣会士的介入而心生怨怼外，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思维。
“尔等却有一个成为人的神，还有什么永恒的苦和永恒的乐，这是神话，是再荒唐不过的了。……大多数欧洲人大谈什么天主呀，大谈天主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呀，大谈什么天堂、地狱呀等等，其实他们也不明白他们所讲的究竟是什么。有谁见过这些？又有谁看不出来这一套只不过是为了欺骗小民的？以后尔等可常来朕前，朕要开导开导尔等。”
“先皇迁就了你们，他在文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就降低了许多。”“在朕的先父皇时期，各地才到处造起了教堂，你们的宗教才迅速地传播开来。朕当时看到了这种情况也不敢说什么。你们哄得了朕的父皇，哄不了朕。”（宋君荣神父，1727年）
禁教令颁布之后，掀起了一场持续一个多世纪的宗教迫害。传教士被遣送到广州澳门，各地教堂或被拆毁，或改为祠庙、公廨，供奉天后等民间信仰。各国教士被遣送时险象环生，一名波兰神父在杭州街头险些被纷纷扔向他的石块砸死。满汉教徒被强迫停止信教，或被杖刑、囚禁致死。
“北京来信说在所有的旗营里正在极严格搜查入基督教的满汉官兵，严刑拷打逼他们放弃信仰，同样的命令不久也将传达到富尔丹。”“我从各方面得到消息，在南昌山、谷城、光化等县也做了类似的搜查。从衙门官员那里得知，是皇帝下旨搜查的，皇帝得知好些传教士不再在广州露面，他们进入了其他省份，藏在基督徒家里。那些官员并不攻击基督教，但是要给他们钱，基督徒凑了一笔钱给他们。”（顾铎泽神父，1730，《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马若瑟神父Martino Martini，1698年抵达中国，《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有其书信。（维基百科）
在这场迫害中，最著名的案子是苏努亲王的三个儿子。这三名亲王和其上百名家人、奴仆的坚信叫人想起了罗马帝国时被迫害的基督徒。教名为苏若瑟、苏若望的两位亲王多次被审讯而不放弃信仰；他们戴上九道重镣被押入牢房，先后在黑暗的牢房中死去。苏若瑟死后尸体连同镣铐放入棺材烧毁，之后“许多士兵守卫在那里，禁止任何人停留。整个城郊都在传说有个王爷因为是天主教徒而被活活烧死。”
雍正迫害的不只是天主教。登基不久后，他派遣年羹尧、岳钟琪镇压青海蒙古族首领罗布藏丹津。与康熙朝皇十四子胤禵任抚远大将军时的怀柔策略迥异，清军火烧郭隆寺、塔尔寺等多所寺庙，在歼灭数万名叛军之外，杀害了上千名喇嘛及其信徒，班师回朝时雍正亲自出迎。之后，雍正二年、五年设西宁办事大臣、驻藏大臣，强化西北蒙古族、藏族的治理。
在风行雷厉的禁教下，传教士百年来致力于传播的西学受阻。虽然在雍正、乾隆的朝廷仍可见传教士二、三品官的身影，然而他们主要是以钦天监正、对俄外交使、宫廷画师、建筑师、钟表机械师等身份为皇帝效命。画师郎世宁、设计圆明园水法（喷泉）的蒋友仁为皇上奔走，紫禁城中却少了昔日国王数学家博学的身影。畅春园内的“蒙养斋算学馆”，学习数理、乐律，和传教士并肩而坐的中国皇帝也都随着康熙疑点重重的驾崩而消失在历史中。
初茁壮的西学中断，西方科学沦为中国帝王的装饰品——这件事的悲剧意义在一百多年后的巨变中将全幅展现。
在欧洲，天朝失去了为她大力宣扬的忠诚使者。相反的，“从北京一封接一封信传来，告知刚刚掀起的对信仰基督教的人的迫害。”失去了这些极力推崇中国文明、苦心把一本本经书译介给欧洲的传教士，从崇高到破败，从礼仪到野蛮，中国在西方人的眼中逐步变色，直到她成为另一个不可辨识的国度。
雍正禁教不是孤立的事件：它把中国和世界之间那一座桥梁一刀砍断。与海禁、闭关相比，这是钳制百姓心灵的，真正意义上的锁国。
责任编辑：李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