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岁女儿，十公斤大米”
为新中国而战（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
（接上12）
国民党的统治到了夏末更加岌岌可危。军事上连遭失败，经济崩溃的速度像脱缰之马。国民党统治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一九四七年末超过百分之十万，一九四八年末更上升至百分之二百八十七万。主要可得到的食物高梁，价格在锦州一夜之间就暴涨了七十倍，越来越多的粮食转运给军队，而其中一部分被大小指挥官们拿到黑市上高价出售，普通人的生活苦不堪言。
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战略上仍是意见不一。蒋介石主张放弃沈阳这座东北最大的城市，集中全力保住锦州，但他无法让他的高级将领们都接受这一主张。他似乎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美国人扩大干涉上，失败主义笼罩在将领心中。到九月时，国民党在东北只剩下三座大城市——沈阳、长春、锦州，以及连接这三个城市的三百哩铁路沿线。共产党同时运动以图包围这三个城市。国民党一直不确定共产党将从何下手。事实上，共产党要的是锦州，因为一旦此城失守，其他两座城市的生命线就被切断了。共产党在不声不响地调兵遣将。国民党也在调兵——通过不时遭袭击的铁路以及少量的空运。
锦州之战开始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一位美国外交官约翰•F•麦尔比当时正飞往沈阳，他于九月二十三日作了如下日记：“沿北向的满洲走廊，共产党的大炮正有计划地把锦州飞机场炸成一片废墟。”
第二天，也就是九月二十四日，共产党军队进一步向前推进。二十四小时之后，蒋介石命令卫立煌将军带上十五个师杀出沈阳重围。解锦州之危，卫将军却裹足不前。九月二十六日，共产党便孤立了锦州。
十月一日，共产党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北面二十五哩的义县也在当日被攻占
，蒋介石飞到沈阳亲自主持作战会议。他命令增加七个军团投入锦州战场，但卫将军直到十月九日才执行救援命令，也就是在命令下达后两个星期。他才带了十一个军团来，还不是十五个军团。十月六日，蒋介石飞到葫芦岛，命令那里的军队开赴锦州。有的遵命而行，但因兵力过于分散，很快就被共产党各个击破。
此时，毓武找到我母亲，要她执行一项重要任务：把雷管送进一个汲上校所属部队的弹药库。弹药贮藏在一个大院里，围墙上装有带刺的铁丝网，据说还通了电，进出的人要严格搜查。库内官兵以赌博、酗酒打发时日，有时还把妓女带进去，临时俱乐部几乎天天有舞会。这天，我母亲对汲上校说她想看跳舞，他什么也没问就答应了。
我母亲把雷管装在书包里，跟汲上校驱车进了大院。按照预定计划，她要他带她到处转转，把书包留在车里，他们一走开，早已潜伏在弹药库内的共产党地下人员就将它拿走。为了给她的同志更多时间，我母亲故意放慢步子，汲上校也乐意满足她的要求。
当晚，一阵巨大的爆炸声震动了城市。爆炸以连锁式反应进行，一阵又一阵地冲上天空好像是在放焰火，大院一片火海。第二天一早。汲上校请我母亲到他家。一夜之间，他几乎变了样，脸色发黑，双眼下陷，胡子也没刮，显然整夜未合艰。他显得对她存有戒心，经过一阵难耐的沉默，开始问她是否听到这个消息。我母亲的表情证实了他最不祥的预感——是他帮助敌人削弱了自己的武装实力。他说调查就要开始了。“不知道这次爆炸是使我脑袋搬家，还是给我带来好运。”他叹着气说。我母亲心里很过意不去，想使他宽心。“我想你不会受到怀疑的，”她说，“我也肯定你会受到奖励！”“感谢你的保证！”汲上校站起身，满脸严肃地向她敬了一个礼。
共产党的炮弹开始落进城里。我母亲第一次听到炮弹飞过时的呼啸声，真有点害怕。但后来。当炮火愈来愈密集时，她反倒习惯了。听天由命使大多数人失去了恐惧感。这一仗也打破了夏瑞堂严格遵守的满族礼数：过去所有人要按地位分先后吃饭，饭菜也不同。现在无论是男人、女人、主人、仆人，全挤在一块吃。一天，全家人正围着桌子准备用餐，一枚炮弹穿进窗户，越过暖炕，一头栽入距炕一尺远的八仙桌下面的地里。万幸的是，和许多炮弹一样，这是枚哑弹。
一旦围城开始，城里就会断粮，连黑市也将消失。一亿国民党元买不到一斤高梁米。像有条件的人家一样，我姥姥也储存了一些高粱和黄豆，妹夫效石利用他的关系也搞到一些粮食。围城期间家里的驴子又被一块弹片打死了，于是也就成了食物。
十月八日，共产党调集二十五万大军进入总攻。大炮声密集猛烈，炮弹落点准确。国民党守军最高指挥官范汉杰将军说，无论他走到哪里，炮弹好像老跟着他。火力点、堡垒及交通要道全笼罩在弹雨中。电话和电力都被切断。
许多民房虽然未中炮击，但陷入熊熊火海，又无救火的水，天空完全被滚滚浓烟所笼罩，大白天几码之外就看不清楚人了，炮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我母亲只听到人们的哭喊声，但听不出在哪里哭喊，出了什么事。
十月十三日，外围防线被彻底摧毁，国民党军队十余万人仓皇撤退到市中区。那天晚上，十几个蓬头垢面的国民党士兵闯进夏家讨饭吃，他们已有两天粒米未沾。夏瑞堂有礼貌地接待了他们。玉林妻子煮了一大锅高梁面条。煮好后，她把锅放在厨房桌子上，转身去隔壁房间招呼士兵吃面。这时一块弹片落进锅里，把面条全炸飞了。她一头钻到炕前小桌子下，谁知已有个士兵躲在里面，她一发急，抓住大兵的腿，把他拖了出来。姥姥在一旁吓坏了，待那士兵转过背时说她弟媳，“要是他转身给你一枪怎么办？”
十月十四日，最后的攻击开始了，九百门大炮不停地轰击。夏家大多躲进了一个临时防空掩体，这是他们早些时候挖成的，但夏瑞堂拒绝离开房子。他沉着地坐在他房间炕上的角落里，靠着窗户默求菩萨保佑。忽然，有十四只猫跑进了他的房间。他很高兴，“猫进福地”。果然，没有一粒子弹射入他房间，猫也都活了下来。另一个不肯钻入掩体的是我外曾祖母，她始终蜷缩在她房间内紧靠炕沿的橡木桌下。当战斗结束后，盖在桌上的厚棉被和毯子已被子弹打成了筛子。
在掩体里，玉林的幼儿要小便，玉林妻子把他抱出去，几秒钟后她刚蹲过的掩体一侧便被震塌了。我母亲和姥姥不得不跑进房子紧贴着厨房的炕沿蹲下，弹片不断打到炕上，房子开始摇晃。我母亲又跑到院子里，天空中翻腾着浓密的黑烟。空气中散发着呛人的火药味，子弹的飕飕声已变成像下雨似的哗哗声。
第二天凌晨，天尚未亮，一群国民党士兵冲进来，押着二十几个浑身哆嗦的居民——都是夏家的邻居。这些士兵是设在街对面小庙内炮兵阵地的炮兵，他们的阵地被共产党的炮兵准确地轰平了。他们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是谁给共产党发的信号？”居民们没人应声。士兵们突然抓住找母亲，把她推到墙根，咬定是她发的。姥姥吓得慌慌忙忙地找出些小金元宝，塞到士兵们手里。她和夏瑞堂一齐跪下，哀求放了我母亲。玉林的妻子说，这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见夏瑞堂真的害怕了。
士兵们拿了金元宝，放了我母亲。但他们端着刺刀把所有人关进了两个房间，说这样就没人发得了信号了。屋里漆黑一团，谁都不知道会出什么事。不久，我母亲注意到炮声减弱了，近处有手榴掸的爆炸声和刺刀的碰撞声，还有吓人的尖叫和惨叫声。有人在喊：“缴枪不杀！”喊声越来越近，她还能听到急跑的脚步踩在卵石道上的“啪啪”声。
终于，喧杂声沉寂了，有人在敲院门。夏瑞堂小心冀翼地走到被关的房门边，试着推了推，门未上锁，国民党士兵已经不见了。他走到院子门口，问是谁？只听有人回答说：“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是来解放你们的。”夏瑞堂打开门，几个身穿宽大军服的人闪进来。黑暗中，我母亲隐约可见他们左手臂上扎有白毛巾。他们端着带刺刀的枪，目光警惕地环视着。“别害怕，”他们说，“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不会伤害老百姓。”他们要求搜查房子，看看有没有国民党士兵，话说得很和气，但并不是在请求同意。这些人没有把夏家翻得乱七八糟，也没拿走任何东西。搜查完后，有礼貌地告别。这时，大家才醒悟，共产党已经占了城。我母亲兴奋极了，她再也没有因共产党士兵的满是灰土的破制服而失望了。
所有在夏家的邻居纷纷焦急地往回赶，想知道他们的家怎么样了。有一家的屋子被夷平，一个没有离开的孕妇被炸死了。
邻居离开不久，外边又有人敲门。六七个惊慌失措的国民党士兵站在那里。一看见夏瑞堂和姥姥就磕头，想讨些老百姓衣服穿。夏家人可怜他们，找出一些旧衣服，他们连忙套在军服外，赶紧走了。
天刚亮，我母亲听见“哇！”的一声尖叫，急忙迎出去，只见玉林妻子从外面跑进来，张着嘴说不出话，用手指着门外，满脸恐怖的神情。我母亲跑到大街上去看，满地横七竖八躺着尸体，有的缺胳膊少腿，有的头被炸飞，有的内脏流淌在外，有的只是血糊糊的一团肉。阴沟里流的是血水。
锦州之战是一场大战，是国、共内战的转折点。两万余名国民党官兵被打死，八万余人被俘。至少十八位高级将领被活捉，其中包括锦州国民党驻军最高指挥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中将，他曾试图装扮成老百姓逃跑。当战俘们拥挤着走过街头去临时战俘营时，我母亲看见她的一位朋友和其国民党军官丈夫夹杂其间，身上裹着毛毯御寒。
共产党的政策是：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他们不设俘虏营，只扣留国民党中、上层军官。别的俘虏呢，因为普通士兵大多数来自贫苦农家，他们就开“忆苦会”。鼓励这些人诉说没有土地的农民的苦难生活，告诉这些人共产党就是为了使“耕者有其田”，然后给这些人两种选择：拿一笔路费回家，或是留下来打垮国民党分田。这样一来，大部分俘虏愿意留下来加入共产党军队，当然其中一些人是因为到处打仗而无法回家。毛泽东从中国古代兵法中得到启示：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十分成功。特别是锦州一仗之后，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士兵干脆投降了事。在整个内战期间，一百七十五万国民党军队投降或起义参加了共产党军队。内战最后一年，国民党损失的军队中战死的不到两成。
有一位国民党高级军官被俘时，女儿也在身边，是个临产的孕妇。这个军官请求共产党指挥官让他和女儿暂留锦州，以便照顾女儿生小孩。共产党指挥官不同意，说父亲照顾女儿生孩子多有不便，他会派一位“女同志”来帮助她，国民党军官认为这样说只是为了赶他走。后来才得知，他女儿受到很好的对待，那个“女同志”原来是共产党指挥官的妻子。共产党对俘虏的优待政策既是出于人道主义，也是出于政治谋略，这是他们获胜的关键因素之一。共产党不仅要用枪炮打垮敌人，而且要尽可能地让它从内部瓦解，国民党军队既是被炮火击溃的，也垮于自身的军心涣散。
战斗一结束，首先是清理战场。这工作大部分由共产党士兵来完成。为了尽快弄走那些已开始发臭的尸体和乱糟糟的瓦砾，当地人也热心相助。每天，只见长长的运尸马车队和肩挑手抬的人群朝城外涌。我母亲发现她所熟悉的许多人死于战火，有的是被炮弹打死的，也有因房子倒下来而压死的。
打完仗第二天一早，共产党贴出布告要城里居民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夏瑞堂挂出了醒目的招牌，表示他的诊所开门了。共产党行政部门赞扬他是城里最先恢复开业的医生。大多数商店在十月二十日左右重新营业。紧接着，学校开学，机关开始办公。
新政权第一要解决的问题是粮食。他们号召农民进城卖粮，把价格定得比乡村卖粮高一倍。高梁每斤很快从国民党统治时的一亿元金元券降到二千二百元左右。一个普通工人如今可以用他一天所得买四斤高梁了。共产党还向穷人发放救济粮、盐和煤炭。在老百姓记忆中，国民党从没做过这样的事，所以都说共产党好。另一深得民心的是共产党士兵纪律严明，不抢不奸。许多士兵还被专门派去为居民做事，如挑水、劈柴、修复被战火毁坏的住房等。
锦州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美国飞机不时从空中掠过进行威胁。十月二十三日，大批国民党部队从葫芦岛和东北方向钳形夹攻，试图夺回锦州，但没有成功。失掉锦州后，沈阳、长春外围的国民党军队也很快被歼或投降。到了十一月二日，东北全境就都处于共产党的掌握之中。
共产党在恢复秩序和重建经济方面极有效率。十二月三日，锦州银行开门。四日恢复供电。二十九日，新的街道管理体制——居民委员会取代了旧的保甲制，以此奠定共产党行政管理控制体制的基础。三十一日，自来水恢复供应，火车也重新运行。共产党甚至结束了通货膨胀。他们制定丁一个对人们有利的兑换率，把不值钱的国民党货币兑换成共产党的“长城”货币。
共产党一进了城，我母亲就日日渴望着投身于革命工作，她觉得自己早就是共产主义事业的一分子了。经过数天焦急的等待，一位党代表找到她，让她去见管理锦州青年工作的王愚同志。（待续）
——转自新唐人电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