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反右以后莫发言”
中国沉默了（一九五六~一九五八年）
（接上21）
由于我们没有保姆，母亲每晚又得回隔离处睡觉，我们几个孩子仍得继续呆在各自的托儿所里。其实，母亲不管怎样都无法照顾我们，她正忙于和其他中国人一样“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就像一首宣传歌里唱的。
毛泽东加速了改变中国面貌的计划。一九五五年七月，他号召加快“农业合作化”；同年十一月，又突然宣布把所有的私营工商业国有化。政府和私人老板先共同拥有企业，政府再逐步把企业从私人手里“赎买”过来。业主每年可领取他的企业总值的百分之五。共拿二十年。因为按官方说法，中国没有通货膨胀，所以二十年国家就付清了赎买费。以前的老板仍留下来当经理，并支领高薪，但是在他之上有一位党的领导掌握实权。
我母亲受命领导一个工作组负责指导东城区内的数百家食品厂，糕点铺和饭馆的国有化。虽然她受审查，每天晚上得回隔离处过夜，但她仍被派任此重要任务。
当时，党组织对她是“控制使用”，一边给她工作做，一边继续审查她。这只有她自己和专案组的人知道，她所领导的工作组只知道她曾被隔离了六个月，并不知道她的问题还没结果，隔离审查初期，我母亲写了封信给姥姥，编了个理由要她暂时呆在东北。她不想让母亲知道自己出了问题而担惊受怕。
国有化运动开始时，我姥姥仍在锦州，她也卷入了这场运动，原因是夏瑞堂的药店。她和夏瑞堂一九五一年离开锦州后。药店由她弟弟玉林代管。夏瑞堂于一九五二年去世后，药店所有权由姥姥继承，现在国家要出钱“买”她的药店了。每个私营企业里都成立了一个小组，由工作组成员、资方代表、职工代表组成，负责估计资产，使国家能“合理”地付款。当然，大家总是定出一个低得可怜的数目，取悦政府。虽然夏家药店估值低得可笑，大约人民币五百元（不足一百美金），但却给我姥姥带来了意外的好处：她的阶级成分因此变成了“小业主”，算“独力劳动者”，没戴上“资本家”这顶“剥削阶级”的帽子。她虽然对财产被变相剥夺而满心不愿，但一言不发。
在这场国有化运动里，共产党政权动员了大队人马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欢呼。还有无数的会议，有些是专为资本家开的，会上我姥姥看见所有的资本家都说乐意让政府把企业买去，甚至还表现出一副很感激的样子。许多人说，运动比他们所预料的好得多，听说在苏联，企业都被没收，在中国则是买卖。而且国家连命令也没下，得大家心甘情愿才算数。当然，谁敢不心甘情愿呢？
我姥姥也给搞糊涂了，不知该愤恨这场她自己女儿全心全意投身的革命呢，还是该庆幸？药店生意是夏瑞堂半辈子的血汗。曾是她和女儿赖以生存的支柱，她当然不愿眼见它就这样化为乌有。
四年前在朝鲜战争期间，我姥姥有一次类似的经历。当时，政府鼓励老百姓捐钱买战斗机。我姥姥有薛之珩和夏瑞堂留给她的珠宝，这是她的全部财产，也是一生的纪念物，她不想献出去。但我母亲也劝说她，这些都是旧社会的东西，是剥削来的，理应退还给人民。她还引用当时标准的口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美援朝，打败美帝。”我姥姥心想她管不了什么美帝不美帝，但她被我母亲的这些话说动了：“妈，您还留这些东西做什么？现在没有戴这些玩意儿了，您也不必靠它们过活。我们有了共产党，中国不会再穷了，您还担什么心？不管怎样，您有我，我会好好照顾您的，您不必为生计发愁了。还有，我得说服别人捐献。这是我的工作。如果连自己的母亲都不带头，我怎好去动员别人呢？“我姥姥终于屈服了。只要为了女儿好，她什么都可以做。她交出了全部的珠宝，只留下一对手镯、一对金耳环和一个金戒指，这是夏瑞堂给她的结婚礼哦。政府给了她一张收据，对她的“爱国情操”大加表扬。
她对失去珠宝耿耿于怀，只不过把怨气都藏在心里。撇开感情的因素不说，还有非常现实的一面。我姥姥一生的生活总无保障。共产党真能照顾好每个人吗？永远吗？四年过去了，她又面临同样的问题：国家要她交出她想留下的财产，这家药店是她仅剩的东西了。当然这次她毫无选择余地，但她也跟政府配合，她不想让女儿失望，也不想让女儿因她而遭到一丝为难。
药店国有化拖了很长时间，我姥姥一直呆在东北。我母亲也不想在获得自由之前，让姥姥回四川。一九五六年夏季，我母亲才完全恢复了行动自由，隔离取消了。然而，她的案子仍没明确的结果。到了年底，成都市党委才作出结论，她和国民党没有政治联系。这种明确的裁决算是救了她，因为她知道她的案子有可能因为“缺乏证据”而一直悬在那里，就像许多人一样。那样她就将永不能翻身，一有运动就会被拉出来整。十八个月的痛苦总算熬过去了，她非常感激她的专案组组长匡先生，因为一般官员作结论时，往往“宁左勿右”，以保护自己。匡先生得要有很大的勇气，才会开脱了她。
我母亲算是很幸运的了，这次“肃反”下来，全国十六万人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此后几十多年的生活被毁掉。这些人中有我母亲在锦州的朋友，他们就因为曾当过国民党三青团干部，而丢了工作，被下放去劳动改造。
这场彻底铲除国民党势力的运动使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和亲朋关系变得至关紧要。中国历史上有株连九族的传统，有时甚至街坊邻居都要跟着倒楣。“肃反”前，共产党里有很多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甚至有许多政敌的儿女在党内居高位。事实上，早期共产党领导本身就没几个“出身好”的，但在一九五五年之后，出身什么样的家庭变得越来越重要。日后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受害者的数字像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首当其冲的都是受害者的至亲。
尽管有这些人为的悲剧——也许正因为这样的铁腕控制，一九五六年是本世纪中国最稳定的时期。外国侵略、内战连绵、饿殍遍野、土匪蜂起、通货膨胀、贪污腐败——所有的这些都成了历史。安定——中国人的梦想——真的实现了。这使得像我母亲这样的人尽管个人受罪也支持共产党。
一九五六年夏天，我姥姥回到成都。她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各托儿所把我们接回来。我姥姥打心底就不相信托儿所，说一个阿姨管那么多孩子怎么照顾得过来。我和姐姐看上去还好，不过一看到她，我们就大哭大闹吵着要回家。京明的老师说他孤僻得令人害怕，不让任何成年人接近他，只一味固执地要他的奶妈。我姥姥一看见小黑就忍不住眼泪直流，这孩子看上去像个呆子，只会一个劲地傻笑。把他放在哪里，或坐或站，他就一动不动呆在那里保持原姿势，他甚至不知道去厕所解便，连哭叫都不会。我姥姥一把将他抱在怀里，从此小黑成了她最疼的外孙。
一进家门，姥姥就一边流泪一边骂我父母是“铁石心肠”，她不知道他们是有苦说不出。而她一人毕竟无法照顾我们四个小家伙。我和姐姐还是得回幼儿园去，住全托，只有星期六才接回家来，每逢星期一早上，我父亲和他的警卫员就一人肩上扛一个，送我们去幼儿园。我和姐姐总是双腿乱踢，扯他们的头发，就是不愿去。不久后，我似乎潜意识地得了怪病。一到幼儿园就发高烧，高得吓坏医生。但一回家，烧就奇迹般地退了。最后，父母无可奈何了，只好让我和姐姐也呆在家里。
家是姥姥创造出的神奇天地。她让我觉得大自然的花呀、树呀、云彩呀、雨呀，全是活生生的东西，它们也有感情，有眼泪，有心地。我们中国向来对小孩的要求——听话，就会平平安安。否则，各种古怪的事都会降临。吃橘子时，姥姥说：“如果你们不听话，把橘子籽吞进了肚子，它就会在你们的肚子里发芽、长大，长呀长，有一天，哎呀！就从你头顶上冒了出来。长叶子，结果实，最后比我们家大门还高，你就进不了房子了！”
头上长棵橘子树的景象使我十分入迷，有一天，我故意吞下一粒橘子籽，只吞了一粒，因为我不想在头上有片果园，那会太沉，我是扛不动的。整天，我每隔一会儿就摸摸头顶，看橘子树是不是长出来了。有好几次我差点忍不住要问姥姥：头上橘子树结的果能不能吃，但我还是憋住了，不想让姥姥知道我不听话而伤心。我决定在姥姥发现头上的橘子树时，撒个小小的谎，说是不小心吞下去的。那晚我睡得很不安宁，总觉得橘子树正在蠢蠢欲动地顶开我的头。
不过通常姥姥讲的故事总是使我快乐地进入梦乡。她能讲很多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故事。我们也有很多有关动物、鸟类和其他神话传说的儿童书。外国书像《安徒生童话》、《伊索寓言》、《小红帽》、《灰姑娘》、《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都是我童年的伴侣。
我也爱上了童谣，它们算是我最早接触到的诗。姥姥有时抑扬顿挫地念古诗，尽管我完全不懂意思，却总像着魔似的入神。有一天我母亲无意中听见她在要我们念《楚辞》，觉得对我们来说，是太艰深了，想阻止她，但姥姥却坚持说，我们并不一定要理解里面的含意，只需欣赏它的韵律美就够了。姥姥经常说她很后悔在二十年前离开义县时，丢掉了她的古琴。
我的两个弟弟对睡觉前听故事没有兴趣，但与我住同房间的姐姐却和我一样着迷。她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三岁时就能完整地背诵普希金的长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令所有听过的人都惊叹不已。
我们的家庭生活平静而充满了温馨。尽管母亲对父亲有意见，但很少跟他吵架，即使吵架也不当着我们的面。父亲非常疼爱我们，虽然我们三岁后就很少用搂抱、亲吻来表达父爱了。对弟弟们，他让他们“搭马马肩”（骑在他肩上），有时拍拍他们的肩膀，或摸摸头。但对女儿们就没有这些举止，很有点“授受不亲”的味道。他在进我和姐姐的房间时，总要敲门征得我们同意。
我母亲也不常抱我们、亲吻我们。这是因为她得遵守另一套不成文的规矩：共产党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在五十年代早期，共产党员除了吃饭睡觉外，每一分钟都属于革命，都得花在工作上。抱孩子与革命无关，得尽快做完了事，否则会挨批，说你不全心全意为革命工作。
起初，我母亲很恋家，所以不断受到批评，说她“家庭观念重”，后来她才慢慢习惯了永无休止的工作。当她每天夜里回家时，孩子们早已入睡，她就坐在我们床边看着我们熟睡的脸，听我们平静均匀的呼吸，这是她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她一有空就搂着我们，轻轻地给我们搔痒，尤其是搔胳膊肘，简直舒服透了。我最喜欢的还是掏耳朵：搬张小凳坐在她面前，把头枕在她膝盖上，眯着眼，好像飘上了九重天。“掏耳朵”是一种享受，我记得小时候常看见那些职业掏耳朵的人担个小担子游街串巷，一边是竹椅，另一边挂着一串串晃来荡去的五花八门掏耳工具，小勾匙啦，带绒毛的小棍啦，等等。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干部们星期日可以休息了。我父母爱带我们上公园，去儿童乐园玩。我们在那里荡秋千，坐旋转木马。还沿着青草覆盖的斜坡往下飞跑。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曾翻着筋头从坡上滚下来，我料想会落在我父母张开迎接的胳膊里，结果却撞到几棵芙蓉树干上。
但父母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仍是不多。姥姥总摇着头叹息：“谁见过这样当爸爸妈妈的？”她于是把全部心血都花在我们身上。但她怎么也照料不过来我们这四个小家伙，我母亲就从宜宾把俊英娘娘请来帮忙。她和姥姥处得十分融洽。到了一九五七年初，母亲又请来一位保姆，住在我们家，她们三人也和睦无比。也正在这时，我们搬进了新房子，这是以前一个基督教教士的住宅。我父亲也搬来了，第一次我们整个家庭都生活在一起了。（待续）
－－转自新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