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我不出卖灵魂”
父亲被捕之4（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
（接上43）
在四川，武斗格外激烈。部分原因是这个省是中国军火工业的基地。坦克车、装甲车和大炮被造反派从装配线、军火库里调出来武装自己；另一个原因是“二挺”想利用武斗来消灭自己的反对派“红成”。在“二挺”发源地宜宾，残酷的武斗还用上了步枪、手榴弹、迫击炮和机关枪，仅宜宾城里就有一百多人被打死。“红成”被迫放弃这座城市。
许多“红成”成员撒到宜宾附近仍在“红成”掌握中的城市泸州。“二挺”派遣了一支五千多人的“八•二六”枪打炮轰，最后夺了占这座城市，打死了近三百人，受伤的更是不计其数。
成都的派战武斗是零零星星，只有最疯狂的人才被卷了进去。既便如此，我仍亲眼目睹过多次有数万人之众的“抬尸游行”，抬着武斗中丧生的浑身是血的尸体，边走边对空中呜枪。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红成”向我父亲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宣布支持他们；第二，揭发“二挺”；第三，当他们的顾问，代表他们参加四川省革命委员会。
我父亲拒绝了。他说他不能卷进造反派之间的争斗，也不能提供反“二挺”的资料，因为这样会恶化情势，制造更多的仇恨。他说他不会代表任何一派加入四川省革委会，他根本就不想进去。
友好的气氛于是变成了不快的争执。“红成”指挥部在此事上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说，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固执和不识好歹的人，他几乎被“二挺”迫害致死，却拒绝让别人替他报仇。他还胆敢对强大的造反派说“不”字，而正是这个造反派救了他的命。更奇怪的是，他还拒绝平反和重新掌权。“红成”领导越来越生气，一些人大叫说“狠狠揍他一顿，打断他几根骨头，教训教训他！”
颜、翁及其他一些人替他说话。翁说：“有他这样品德的人太少了，不能打他，而且，就是打死他，他也不会屈服，只会是我们的羞耻。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不管怎么威胁打他，不管他多感谢“红成”，父亲仍不愿违背他的原则。一九六七年九月底的一天夜晚，一辆车把他跟母亲送回了家。颜、翁保护不了他，他们送他到家，依依不舍地说再见。
我父母马上又落到“二挺”和姚女士的造反派手里。姚女士希望用折磨我父亲来讨好“二挺”，在即将成立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中担任我父亲那一职位。“二挺”还把意思表达得很清楚，谁要是对我父亲好，谁就会自毁前程。省委宣传部中同情我父亲，不肯随波逐流的人也遭到批斗。
一天，姚女士的两名部下到我家抓走了父亲，说是要他参加批斗会。不久，他们又来我家，通知我和弟弟们去把他领回来。
父亲斜倚在宣传部院子内的一堵墙边，正挣扎着想站起来。他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肿得奇大，头发被胡乱剪成了阴阳头。
原来那天并没有什么批斗会。他一到宣传部，就被推进一间小屋子里，里面站着几个不认识的大汉，正在等他。他们一看他就挥拳猛打，专打他的脸部和腰部，用脚狠踢他的下身。
他们还用水灌入他的鼻子嘴里，然后踩他的肚子，把水、血和粪便强压出来，父亲昏迷了过去。
当他醒过来时，暴徒们不见了。他口渴难忍，爬出房间，从院子里的脏水坑里用手舀水喝。他想站，却站不起来。院子里满是姚女士的造反派，没有一个人伸出一根指头帮他。
打我父亲的暴徒是“八•二六”在重庆的伙伴“反到底”的成员。重庆是座距成都一百五十哩的山城，这里爆发了大规模武斗甚至重炮轰过长江。“反到底”被赶出山城，许多成员流落到成都，有些人就住进省委大院。这些人怒气无处发泄，找到了姚女士等人，说他们的手心“发痒”，想“开斋”，尝尝血肉的滋味，于是父亲被抓过来“贡献”给他们。
那天夜里，父亲不断发出一阵阵不由自主的呻吟声。他是个很坚强的人，以前多次挨打，回家后从来没有哼过一声。第二天清晨，十四岁的弟弟京明跑到食堂门口守候，门一开就进去借了辆手推车，拉父亲去医院。行前，十三岁的小黑借来一把发剪理光了父亲的阴阳头。父亲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光头时。露出一丝苦笑说：“这也好，下次批斗会，我就用不着担心被揪头发了。”
我们把父亲放在手推车上，送到最近的骨科医院。这次不像治精神病，不需要批准了，骨头没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跟头脑没关系。当我看见那医生满脸同情地轻轻触摸父亲，小心翼翼地为他检查时，我的喉咙哽住了。仇恨、打斗我见得太多，而爱心、温柔却太少太少。
医生说我父亲有两根肋骨被打断了，但不能收他住院，住院要特别批准。另外，医院也是人满为患，天天的批斗大会，派系武斗也是家常便饭，受重伤的人实在太多了。我曾看见一个青年人躺在担架上，头有三分之一不见了，抬他的人说是被手榴弹炸的。
我母亲又去见陈沫，恳求他向“二挺”求情，不要再毒打她的丈夫了。几天后，陈带来答覆：“二挺”打算“原谅”我父亲，只是他必须写份大字报，赞扬“好干部刘结挺、张西挺”。陈沫还强调说：“二挺”近来不仅获得中央文革小组的全力支持，而且周恩来还特别称赞他们是“好干部”。陈沫告诉我母亲，继续和“二挺”作对等于是拿鸡蛋碰石头。当母亲把这番话转告父亲时，他说：“我不写，他俩没有干过好事。”母亲流着泪求他：“你不要当官，也不要平反，这都算了。但你总要保住一条命嘛！”父亲回答说：“我不出卖灵魂。”
一直到一九六八年年底的这一年多，我父亲和大多数以前的四川省委领导干部一样，不断地被拘留、释放，我们的家也不断被抄来砸去。拘留干部现在有了个时髦的名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学习班上，“二挺”对那些胆敢反对他们的干部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有些人自杀了。但是我父亲抗住了压力，拒不答应跟“二挺”合作。他后来说，多亏他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没有家人的爱，他也会走上绝路。当时我们全家的心思都关注在父亲身上，父亲被拘留时，一准探视，我们就去看望他。他每次短暂回家，我们都尽力安慰他，使他感到家里充满爱。
“二挺”知道我父亲很爱他的妻子，所以想通过我母亲来摧毁他的意志。他们派人给我母亲施加压力，要她揭发他。我母亲本来有很多理由埋怨我父亲：他不邀请她母亲参加婚礼；让她艰苦步行了数百哩；在她处境困难时没有给她多少同情；当她难产时，不送她到更好的医院救治；他总是把党和革命看得比她重要。然而，我母亲了解他、敬重他，从来没有停止过爱他，现在他身陷困境，她更觉得自己要跟他同生共死。不管受到多大压力，她绝不跟他“划清界限”。
我母亲的东城区委宣传部对“二挺”命令置若罔闻，但姚女士的手下很愿意效劳，一些跟我母亲毫无关系的组织也出来帮忙整她，数不清有多少次她被揪去批斗。有一次是在成都市中心的人民公园，那里聚集了上万人，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她是何许人也，她的官还没有大到那种程度。我母亲被扣上各种各样的罪名，包括她有个军阀爸爸，尽管这个爸爸在她不到两岁时就死了。
文革期间，每个走资派最少有一个专案组，收集他们的资料，调查他们的过去，毛泽东想把每个为他工作的人的底细查个一清二楚。先后曾有四个专案组专门审查我母亲，最后那组有十五人，被派到各地去调查。正是通过他们，我母亲才得知多年失去联络的老朋友和亲戚们的下落。当然，大多数调查者都是游山玩水，回来时两手空空，只有一个小组带回惊人的“收获”。
四十年代后期，在锦州时，夏瑞堂曾租了几间屋子给地下共产党员毓武居住。毓武负责搜集锦州城内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并偷送出城，他一度是我母亲的上司。毓武本人的上司当时潜伏在国民党内。文革期间，这人被酷刑逼供，要他坦白是“国民党特务”。最后他受不了酷刑而交出一个“特务网”，其中包括毓武。
毓武也受到严刑折磨，最后无法忍受时，为避免牵连无辜，他割腕自杀，他至死也没提到我母亲，但是专案组却发现了他们的关系，硬说她是“特务网”的一员。
她十几岁时和国民党有过的那些关系都被翻了出来，所有曾在一九五五年审查过的问题现在又被翻出来查。这一次不再是提问题要她回答了，而是简单地命令她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她争辩说这段历史，在一九五五年已做了交代，没有问题，但她被告知她那时的专案组长匡先生本身就是“叛徒”。
匡先生年轻时曾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国民党对被捕的共产党员承诺，只要他们签下悔过书，刊登在地方报纸上，就释放他们。起初匡先生和他的同志们拒绝了，但共产党组织指示他们接受这个条件，说是党需要他们出来工作，不在意签署那份并非真心实意的“反共声明”。匡先生执行了指示，被释放了。
这类事在当时极为普遍，许多共产党员都是这样出狱的。最有名的一次是在一九三六年，六十一名被捕的共产党员遵照当时的中央委员会指示，在国民党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按手印出了狱，刘少奇是直接下达指示的人。这六十一人当中有不少人后来都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其中有人当上副总理、中央部长以及好几个省的第一书记。文革期间，经毛泽东亲自批准，这些人被定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残酷折磨，跟他们稍有关系的人都陷入了苦难的深渊。
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为先导，几十万以前的共产党地下党员及跟他们有关系的人，包括那些最勇敢、舍身为共产党打天下的人，都被冠上内奸、叛徒和特务的罪名，被野蛮地批斗、拷打和关押。根据后来公开的官方文件，与四川相邻的云南省有一万四千人死亡。在河北省，八万四千人遭受酷刑，数千人致死。我母亲后来才得知，她青梅竹马的男朋友胡表哥就是其中之一。她原先还以为他早已被国民党抓去枪毙，实际上他父亲用金条把他赎了出来。共产党掌权后，他一直在河北省政府工作，没有人肯告诉我母亲他是怎样死的。
匡先生的“叛徒”罪名就是和这些人一样得来的，他受尽折磨不堪忍受而自杀，但被救活。由于是他在一九五六年为我母亲作了“无罪”的结论，如今这成了她有罪的证据。母亲在各种名义下被关押了近两年：从一九六七年底到一九六九年十月。她的处境好坏完全取决于看守的良心，有好几个看守暗地里待她很好，有位看守为母亲搞来了治子宫出血的药，还要她当军官的丈夫利用军队特别的食物补助，每星期给母亲带来牛奶、鸡蛋和鸡。
多亏有像她这样的好心看守，母亲才获准回了几次家，每次待几天。不久，此事让“二挺”发现了，好心肠的看守被换成一名酸黄瓜脸的妇女。这人是谁，从哪里来的，我母亲一概不知。她以折磨我母亲来取乐，心血来潮就命令母亲在院子里弯着腰站上几个钟头。冬天，她强迫母亲跪在冷水里，直到昏迷过去。有两次，她还强迫母亲坐在一根长条板凳上，两脚直直地伸向前，不能弯曲，她在母亲的脚后跟下塞砖头，目的是折断膝盖或坐骨。这种刑罚叫老虎凳，二十年前，在锦州时，母亲曾在国民党审讯室里见过。那次是吓唬她的，这次却来真的了，不过只坐了两次。原因是每次用刑时，女看守一人做不来，得找男看守帮忙，男看守很不情愿地帮了两次，就拒绝再做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名女看守被诊断是个虐待狂患者，进了精神病院。
关押期间，母亲签了许多“认罪书”，说她同情资本主义路线，但她拒绝谴责我父亲，也不肯承认是“特务”，因为她知道一旦承认就会牵连别人。
那时，我们有好几个月见不到母亲，也不知道她被关在哪里。我常常在可能的拘留处大门外，晃来晃去，希望能侥幸看到她。
有一阵，她被关在成都的主要商业区春熙路上的大华电影院里。我们间或获准送包裹给她，交给看守，由她们转。有时也可以在看守在场时，跟她说几句话。如果碰上一个较凶狠的看守，我们就只能在敌意的目光监视下交谈。一九六八年秋季的一天，我给她送去一些食物，看守简单地对我说不要再送东西来了，问她为什么，她又不说，回家后，我姥姥一听就昏过去，以为女儿已离开人世了。
我不知道母亲到底怎么样了，坐卧不安，拉着六岁的弟弟小方的手又去了那家已没有电影好演的电影院。我们在门前的大街上来来回回地走，两眼搜索楼上的一排排窗户。我们看不见母亲，绝望地大喊“妈妈！妈妈！”行人都盯着我们看，我也不管，一心只想看到她，弟弟哭了起来，母亲还是没有出现。
多年后，母亲告诉我，那天她听见了我们的喊声。事实上，那个虐待狂看守还有意稍稍打开窗户，让我们的声音传进去。她告诉我母亲，只要同意与父亲划清界线，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就能马上和我们团聚。“否则，”那看守加强了语气，“你就别想活着从这栋楼出去！”我母亲仍说“不”，一边用指甲戳进掌心，不让眼泪掉下来。 （待续）
－－转自新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