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 “书读得越多越蠢”
我当农民 也当赤脚医生之3（一九六九年六月~一九七一年）
（接上53）
就在这沉静的小村子里，在无数个万籁俱寂的深夜，我在那间潮湿的小茅屋中看了很多书，想了很多事。刚到德阳时，京明给了我几大箱子他在黑市上买来的书。那时他敢在家里藏书了，因为被抄家的人和抄家的人都一块儿被赶到米易干校去了。每天我一下田干活，心里就巴望能早点收工回房看书。
我也贪婪地阅读父亲收藏的还没有被烧掉的书。包括一套《鲁迅全集》。鲁迅是中国二三十年代最伟大的作家，他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去了世，远在共产党掌权之前，所以他逃脱了政治迫害的劫难，甚至变成了毛泽东所推祟的英雄。而鲁迅最得意的门生、最亲密的同事胡风，却被毛泽东亲自点名为“反革命分子”，并押了几十年。迫害胡风导致了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我母亲就是在那次运动中被隔离。
《鲁迅全集》一直是父亲最心爱的藏书，当我还是个孩子时，他便常常给我们读鲁迅杂文了。那时，即便有我父亲解释我也似懂非懂。而现在我完全被迷住了，我发现这些杂文笔锋锐利，（此处删去一行）。没有党派的语言，只有强烈的人道主义。他以怀疑的天才向所有被奉若神明的观念挑战，他是另一位用他自由的才智把我从教条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人。
父亲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对我也不无帮助。我是挑着读的，用手指跟着那些晦涩的语句一字字啃，心里纳闷：究竟世纪德国的论战与当代中国有什么关系？但是有一个东西吸引了我，是我很少在中国见到的，那就是论证的逻辑。
第一次用新方法组织我的思维，使我不胜快乐！其他时间，我则让思维滑到朦胧的意境里，写我的古体诗。在田里劳动时，我也往往沉浸在诗的构思中，繁重的劳动变得可以忍受了，甚至还有了乐趣。因为写诗，我喜欢孤独，不愿和别人闲扯。
有一天，我整整忙了一个早上，用镰刀砍甘蔗。一边砍一边吃靠近根部最甜的那段。甘蔗要送到公社糖厂去换糖。我们得交出一定数量，但不管质量如何，所以我们总把最好的部分先自己吃了。大家回家吃午饭时，得留个人在田里看守以防偷窃。我主动要求留下来，这样我就有些自己独处的时间，农民回来了，我再去吃饭，于是又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我仰面躺在甘蔗堆上，一顶草帽半遮着脸，透过草帽是一望无涯的深蓝天空。一片叶子从甘蔗堆上伸出来，伸到我的头上，看上去和天不成比例的大。我半闭上眼，感到淋浴在凉悠悠的绿中。
这片叶子使我想起多年前的一丛绿竹，也是这样一个夏季中午，天气也是这么炎热，父亲坐在阴影里垂钓，作了一首带几分惆怅的词。如今和着他的格律，我开始写自己的词。天地一切好像都不复存在，只有微风吹过甘蔗叶子发出沙沙声。那一刻，生活也似乎变得美好。
那时，我抓住每一个机会独处，明显地表现出不想和外界有任何关系，这必定使我看上去显得清高。又由于官方命令以农民为榜样，我老是看到他们的缺点，不想努力去结交他们。这一切都使我在村子里不大讨人喜欢，虽然农民也没有管我。
农民们还不满意我做事不卖力。劳动是他们整个生命，也是他们判断其他人的主要标准。他们对哪个人劳动努不努力，看得一清二楚。他们看得出我讨厌体力劳动，一有机会就躲到屋里看自己的书。其实，我在宁南患上的肠胃病和皮疹一到达德阳就立即复发了，几乎每天都拉肚子，腿也因搔破皮肤感染而流脓发炎。我时常虚弱头晕，但是向农民诉苦也没有用，他们的艰辛生活使他们把所有死不了人的病痛都看得微不足道。
农民最不高兴的事就是我经常不在村里干活。三分之二的时间我都在父母干校陪他们或在宜宾照料俊英娘娘，每次一走就是好几个月，没有规定不准走。我显然没有挣够我基本口粮的工分，但我却照样在村里分粮食。农民们摆脱不了这种平均度的分粮制度，也脱不了我，他们无法把我赶出生产队，他们很自然怪罪于我，我也觉得对不起他们。但我也摆脱不了他们。我想走也走不了。
生产队怨声不断，农民却仍让我来去自由，部分原因是我和他们保持了距离。我学会了最好的处事办法是当一个略显高傲的外人。一旦你变成了“群众的一员”，马上就会被别人干涉控制。
这时，我姐姐小鸿在邻村做得很好。虽然她和我一样，也被跳蚤咬得浑身是伤，两腿被虫毒感染得红肿。还经常发烧，但是她仍然坚持卖力干活，评上了一天八个工分——女人的最高级别。“眼镜”经常从成都来看望她，帮她出工。他的工厂像大多数其他工厂一样停了产。因为旧的行政管理被“砸碎”，新革命委员会又只关心让工人闹革命，而不是搞生产，结果大多数工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眼镜”于是常到田里帮我姐干活，让她能休息一会儿。有时，他也和她一起做。村民们喜笑颜开地说：“好划得来，我们收了一个女子，结果得了两个劳力。”
南南、姐姐和我常在一周一次的逢场天去赶集。我喜爱喧喧嚷嚷的小巷，挤满了背篓、扁担，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农民们会走上好几个小时去卖一只鸡或十儿个鸡蛋，要么一捆竹子。绝大多数赚钱的营生，如像种经济作物、编竹筐，养猪卖钱等，都被禁止个体搞，说是资本主义。这样，农民们只有很少东西可以卖钱，没有钱，他们不可能进城去，所以赶场几乎是他们唯一的消遣。他们利用这个日子探望亲戚、看朋友，男人们一群群地蹲在泥泞的道路边上一口口抽旱烟。
一九七零年春季，我姐姐和“眼镜”结婚了。在那种气氛里，他们没有心思举办婚礼。他们只是一同到公社办结婚证书，然后走回我姐姐的村子请村民们吃喜糖、抽喜烟，农民们都很兴奋：糖烟可是难得的款待。
对于农民来说，婚礼是一大事。一旦得知结婚的消息。他们就纷纷拥进我姐姐的茅草屋，向新婚夫妇祝贺。他们也带来礼物：一把干面、一斤大豆、几个鸡蛋，仔仔细细地包在红草纸里面，用草绳在上面扎成花结。这些礼物份量可不轻，是农民们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用省下的。我姐姐和“眼镜”深受感动。当我和南南来看这对新人时，他们正在教村里的孩子们跳“忠字舞”，逗大家开心。
结婚没能使我姐姐脱离农村，她不能回成都与“眼镜”住在一起。当然，“眼镜”如果愿意放弃他的城市户口，就很容易到农村和我姐住，我姐的农村户口却去不了成都。就像几千万中国夫妇一样，他们两地分居，一年享受十二天法定的探亲假，幸运的是，“眼镜”的工厂停了产，他有很多时间呆在乡下。
到德阳一年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我加入了医生行列。我们生产队隶属的生产大队有一个医疗站，医疗小伤小病。它的经费由大队下属的所有生产队共同分担，免费提供有限的医疗服务。站里有两个医生，一个是青年人，有张文雅、聪明的面孔。他五十年代从德阳县卫生学校毕业，回到家乡工作。另一个是中年人，长着山羊胡子，最初从师学中医，一九六四年，公社送他去读了一个西医速成班。
一九七一年初，公社下达命令要医疗站设一名“赤脚医生”。这个新鲜名称的意思是：医生要和农民打成一片，像珍惜鞋子的农民一样打赤脚。当时“赤脚医生”被捧为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我们生产队赶紧抓住这个机会来摆脱我。到了医疗站，我的口粮食和其他收入就由大队而不是生产队供给了。
我一直想当医生，家人的病，姥姥的死，都使我痛感医生的重要性。来德阳之前，我已向一个朋友学针灸，也读一本名叫《赤脚医生手册》的书，这是很少的几本官方批准出版的书之一。
宣传赤脚医生是毛泽东的政治策略，他指责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说它不去照顾农民，只关心城里人，特别是只关心共产党干部。他还谴责医生不愿意到农村去工作，尤其是不愿意去偏远的山区。毛泽东身为这个政权的头号人物并没有为这种局面承担责任，也没有下令建医院和培训更多的合格医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医疗状况变得更糟。毛的指责只为增加人们对文革前共产党体系和医生护士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
毛泽东为农民想出个“高招”，大量制造医生——“赤脚医生”。他说：“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又说：“书可以读一点，但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这些话是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说的。同一天，他还讲了句名言，变成了卫生、教育领域的指导方针：“书读得越多越蠢。”我于是没有半点培训就走马上任当医生了。
医疗站在一座小山顶上，离我的茅屋有一个小时路程。隔壁是大队小卖店，卖火柴、食盐和豆油，全凭票供应。医疗站有一间大屋，另有一间小屋是我的住处。
我的医疗职责不清不楚。迄今为止，我摸过的医书只有那本《赤脚医生手册》，现在我一头钻了进去，这本书没有什么医疗理论，只是罗列症状和开处方。每天我和那两个医生都穿着日常服装坐在诊断室里，我的桌子在最前面。患病的农民一个个绕过我的桌子，去见后面两个医生，显然对我这个十八岁的不时翻书的姑娘放心不下。我与其说被得罪了，毋宁说感到松了口气。我要是病人，也不想看这种医生：若我给他讲病状，他翻书，再抄处方！有时，在一种讽刺的情绪里，我想：是否我们推崇赤脚医生的新领导——不包括毛泽东，我仍然不敢怀疑他——会请我当他们的医生呢？当然他们不要。赤脚医生本来就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当官的”服务。我很高兴只当了一名护士：按处方单发药、打针。我早就因治母亲的子宫出血学会了打针。
人人都要找的医生是那个读过卫生学校的年轻人，他的中药处方治好了许多人。他也勤勤恳恳，不是东村来西村去地看病，就是种草药。另外那位有山羊胡子的医生，他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把我吓坏了，他用同一根针对若干病人注射而不消毒，打青霉素也不做皮试——这很危险，中国的青霉素不纯，会引起严重的过敏症，甚至死亡。当我客气地接管了他的消毒和皮试工作时，他笑了，没有被我的干涉所得罪，又宽慰我说，从来没有发生过医疗事故：“农民不像你们城里人那么娇气。”
我喜欢这两个医生，他们对我很好，对我的问题有问必答，不厌其烦。他们自然不把我看作一个潜在的对手。在农村，大家看重的职业技能，而不是政治口号。
我爱这山巅远离村落的生活。每天早上，我早早起身，跑到山边，迎接初升的太阳，背诵讲解针灸的古诗。脚下，田野和茅屋在雄鸡的啼鸣中苏醒，一颗孤单单的太白星静静地闪着微光，天空每分钟都变得更加明亮。，我受晨风中忍冬的芳香，爱天仙子大花瓣拌落一串串珍珠般的露水。小鸟在四处叽叽喳喳的欢叫，使我从吟诵中分心。我徘徊再三，才回去点燃炉灶做早饭。
靠一张人体解剖图和针灸诗歌的帮助，我大致知道了身上哪个地方可以插根针进去，治什么病。我急切切地盼望有病人给我治。也有一些同样急切切的病人来找我——从成都下乡到附近村子里的喜欢我的男孩子们。他们常常走几小时来让我扎上几针。一个小伙子卷起衣袖露出肘部的针灸穴位时，摆出勇敢的面孔说：“来扎吧！不然要男孩子当朋友干什么！”
我没有爱上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姥姥去世后，我曾下决心不交男朋友，以全心全意照顾父母。现在这个决心正在减弱，但是我发现很难倾心于谁，而我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不倾心就不会以身相许。周围城里来的很多小伙子和女孩子过着相当随便的生活，但是我却孤独地坐在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位子上。大家还传说我会写诗，这就使我显得更加“神圣”了。
所有的男孩子们都表现得像十全十美的骑士，有一个送了我一把三弦，还花了好几天教我弹。获准可唱的曲调都是歌颂毛泽东的，而且少得可怜。但是对我没什么关系，我的演奏技能更加有限。
在那些温暖的夜晚里的，坐在小小的药用植物园爬满喇叭花的竹篱芭旁，弹我的三弦。一旦隔壁的小卖部关了门，我便孑然一身。夜色茫茫，只有柔和的月亮和远处茅舍透出的眨眼的灯火。萤火虫一闪一闪的，好像是无数小隐身人举着火烛追逐嬉戏。植物园的花香使我沉醉，虽然我的音乐完全不能和高歌的青蛙与低吟的蟋蟀组成的乡间合唱队比美，但我从乐声中寻得了慰藉。 （待续）
－－转自新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