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求索在中国文化中如鱼得水
1986年出生于澳洲一个白领家庭，在南部维多利亚乡下长大。高中时，他的电脑与数学成绩优异，将来的理想职业是理科工程，然而在报考大学的那一天，他却填了哲学和文学：“当时我突然觉得哲学可能会为我找到人生的答案，因为我一直在思考生活的意义。”可能是前生与中国的缘份，在这一世的那一天又被牵动了。不知不觉间，他走上了寻根之旅。
2005年，大学的课程让马修大失所望，“那些课程不能回答我想找的答案，所讲授的哲学思想都不是古老的传统，而主要是二十世纪的新思想，否定真理和道德的存在，它说道德是一个人为的东西，用来控制别人的，这令我无法认同。”
于是，他开始在课外广泛阅读各种书籍，一些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的报告吸引了他的注意，“开始我不相信这些，但随着越来越多的阅读，越来越对此感兴趣。很多实例报导一些人在催眠状态下回忆起自己前世经历，场景细节都得到证实，还有普林斯顿工程异常研究（Princeton Engineering Anomalies Research，PEAR）等科学研究。我想这些现象一定是真实存在的，它们的背后一定有真理。”
一天，他在网站浏览到一种基于“真、善、忍”的东方古老的修炼方法，冥冥中他感到这正是自己一直想寻找的，当把所有书籍都读了一遍后，他确信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答案。为了更好地理解原着的原意，2008年大学最后那年他去台湾学习中文。
勤奋加天赋使他在很短时间就掌握了中文口语与写作，他用英文写文章介绍中华文化和台湾风情，中华武术中的修炼渊源，中国书法纸张的学问等。他讲演分析中文简体与繁体字的构造区别造成的传统内涵的遗失，还获得了2008年国父纪念馆华语文演讲比赛三等奖。在此期间，他也接触到了许多中文媒体，其中他最欣赏的是《大纪元》。
毕业前他面临着未来职业的选择，“我喜欢研究中文，可以在学术界工作，但那样可能对社会、对人的影响太少，接触的面也太窄了。最后我决定入新闻行，可以最好地发挥我的知识与特长。”
入行媒体邂逅中国太太马修应聘来到纽约英文
《大纪元》工作，在这里遇到了他的另一半——一位中国女孩儿田甜。中英文俱佳的田甜来自中国淮南，在纽约中文《大纪元》做记者。那天他俩碰巧去参加纽约大学的一个研讨会而在地铁上相遇，喜欢和中国人用中文交流的马修抓住机会与田甜攀谈。他们一见如故，《大纪元》中英文办公室相邻，他们自然少不了有很多机会见面，也就这样自然相爱了。
2010年10月，马修被派常驻华盛顿DC，也出差到旧金山等城市，报导市长选举及各种各样关于中国的话题。田甜在2012年初搬到华府，他们俩开始了新婚后的生活，简单而充实，知足常乐，工作之余的寓教于乐节目是晚饭时间的一集中文历史剧，能与相爱的人永结同心又能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马修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我越来越爱中国文化，我爱中国的那些传统戏剧，比如黄梅戏，那婉转动听的腔调，丝丝扣入我心；中国的古典书籍让我入迷，《封神演义》、《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其中对那些细节的描写，惟妙惟肖，引人入胜；我最爱读中国的古诗，韵味美妙，令人迴肠荡气。中国文化中处处渗透着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念，让我受益无穷。我真希望自己身为中国人，从小就学习这些。”
向西方呈现一个真实中国
还在澳洲的时候，马修就一直在为报导好中国新闻做准备。他在图书馆查阅了大批相关中国的史料与书籍，发现很多史料记录并不能帮助人判断对错，而《大纪元》发表的《九评共产党》的写作独树一帜，打破了史料与评论不混合的写作规则，看似随意，却将重大事件都浓缩到一起，句句点评令人拍案叫绝，帮助他了解中国近代史与中共的本质。
最近在费城的一个活动中，马修有机会与来自英国伦敦的著名中国专家、记者和作家莫斯基（Jonathan Mirsky）交谈。莫斯基曾教授中、越文并发表许多中国问题文章，是各种媒体的座谈嘉宾，多次陪同英国首相和秘书访问中国。他讲到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门附近的经历：“我们听到对面开枪声和子弹打到地上崩出火花，我身边有人说‘这不可能是真子弹’，话音刚落就突然向前一扑，他中弹了。”
在华府他接触到许多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将之归类为两代人，“很多像莫斯基一样的学者，六十年代就研究中国并长期在中国居住过，很了解中共，认为国际社会不能放纵中共这个黑社会组织；而现在有一些学者却仍对中共抱有希望。我想通过报导还西方读者一个真实的中国。”
揭露活摘获职业记者协会新闻奖
2012年2月6日，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前往美国领馆“避难”，《大纪元》当即预言此事将引发中国政坛地震。马修发现王立军的背景有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比如他作为无高校学历的公安人员，却获得科研协会的颁奖，王立军并在获奖致词中自述在辽宁锦州参与了几千例的现场器官移植手术。那是2003年5月至2008年6月之间，王立军任锦州市公安局局长，兼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
“很多证据将其那些『医学实验』指向活摘器官。我做了大量研究去核实这些证据，比如王立军的科研成果是可以提高移植成功率的化学制剂，可能是抗凝血剂，它会降低器官受体的免疫系统的排斥几率；那段时间，当地的死刑犯人数绝没有几千人，这些器官是从谁身上摘的？
西方新闻报导非常注重事实、证据。我们无法进入中国去调查这件事，因此我需要遵循一套新闻界认可的推理程序，站在公正的角度报导，让读者自己一步步地得出合理的结论，而不能强加记者的臆断。”
《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罪恶》系列报导发表了，以独特的视角、详实的证据和严谨的文风，当之无愧地获得2012年美国职业记者协会的褒奖。马修淋漓尽致地刻画出王立军——一个从社会底层成长起来的混混，参与杀人、偷摘人体器官的罪犯，却成为中共的官员、获奖英雄。什么样的体制才能催生出如此怪胎呢？
中美命运相连深度报导关注民生
能为《大纪元》这份“唯一不受中共影响”的独立媒体工作，马修感到非常幸运：“我们的编辑有独家消息来源，王立军事件后，他们都能准确预测中国的局势。说抓薄熙来后下一个是周永康，开始时我自己都不太相信，后来一一都得到证实。”
最近几年，英文《大纪元》发展迅速，很多优秀记者和设计人员加盟。在2014年4月4日至5日举行的年度纽约媒体协会会议上，《大纪元时报》英文版记者、摄影师和设计师荣获十六项大奖。其中六个奖项是第一名，包括摄影、设计和广告整体优秀的最高荣誉。记者费舒华（Joshua Philipp）和司蒂克（Zachary Stieber）分别获得最佳专题和深度报导第二名。费舒华追踪前纽约市审计长刘醇逸助手的审判和定罪，及刘醇逸跟中共的关系；司蒂克检视纽约市地铁系统，并将其与全世界大城市的地铁相比较。
马修目前正在进行的项目之一是通过美国的自由信息法，获得一些美国联邦药物食品局与在中国生产产品的工厂间的沟通内容，新闻从中找出中国制造产品问题的根源与美国的相应控制对策和解决方案。
“如果我不关心中国，不关心中国人民，我不会做中国新闻。我在英文《大纪元》的这些报导，没有其它中西方媒体在做。而我觉得，中国人早晚要面对这段历史，面对中共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犯下的这些罪行。我有一种使命感：记录这段历史。这对中国和世界都非常重要，也让美国的政府、社会组织、人民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才能更好地帮到中国人民。”
报导中国新闻的挑战
作为获奖记者，马修认为写新闻的窍门就是“勤为径”，“学中文也好，做记者写文章也好，唯一学习的方法就是做。
好比一个木匠做了一百个柜子后，他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工匠了。”
不懈的勤奋与坚韧的决心，帮助他克服报导中国新闻的一个个挑战。他说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中西文化差异很大，政治结构不同，人们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法更是不同。如何让西方人明白中国的政治体制，看清中国社会问题的背后因素，是做面向西方读者的中国新闻的最大挑战。
同样难度的是获得信息的来源。由于中国政府的信息封锁，很多相关信息需要广泛的搜索与平时大量的积累。对于网上的可能有帮助的信息，必须随时完整复制保留下来，因为这些网页和信息很可能马上就被删去。绝大多数从网上获得的信息也不能直接援引，还需要向对方求证。
记者这一行很多时候做的是调查性质的工作，无论做哪种新闻都是一样的，但在中国新闻方面体现更突出。拿调查活摘器官来说，不仅要给西方这个领域的权威和医生打很多电话，更要给中国相关部门打很多电话核实王立军做过的事、获得的奖项等细节，很多时候要精心设计问题的角度，有时需要旁敲侧击，还要有耐心和恆心，不断地尝试，找很多资源反复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