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想写写她们——那些有了一定年纪、用假身份报了难民、但是在后来和德国人结婚的时候遇到麻烦的女人们。因为她们游离挣扎在这个社会的边缘、受到别人歧视、很少被人关心、也鲜有人了解她们的内心世界，所以她们的遭遇就更加令人同情。下面就是一个让我无法忘怀的人。
刘姨（化名）第一次找我做翻译的时候，是因为结婚的事情需要咨询律师。在德国，离婚是必须请律师的，结婚不需要，除非一方的身份有问题，刘姨就是这种情况。在电话里她大概向我说明了她的难题。几年前刘姨申报了难民，为了避免申请不成功时被遣返，她用的是假名字。后来难民没有批下来，因为在中国“查无此人”，所以她得到了德国的容忍居留。现在刘姨要和一个德国人结婚，但是无论离婚证明和单身证明她都开不出来，因为以前的文件上都是她的真名字，和现在的假名字对不上，不能结婚就无法留下来。没有办法，她只好请教律师如何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
当她在德国男友陪伴下出现在律师楼时，我看到她大概40多岁，已经有七、八个月的身孕了。在等待见律师时，我们两个聊了起来。她在中国有一个女儿，已经成年。她的家乡失业率特别高，即使没有失业的，工资也很少，普通人的生活基本没什么出路，所以她一个人背井离乡来到德国，希望能通过给别人当保姆、做清洁挣些钱。她没有多谈她在中国的丈夫，只是说已经离婚了。“如果不是为了留在德国，我这个岁数的人，怎么可能再生孩子呢？”她的眼睛漫无目的地注视着前面，疲惫的神情透出一缕沉重和悲伤。
非常幸运的是，她的德国男友对她一片痴情。他看上去是个非常实在的人，在律师事务所等待室里，他不管周围坐着十几个人，只顾握着她的手，凝望着她的眼睛，不停地轻声对她说：“我可以为你做一切事情。”我把他说的话翻译给刘姨听，以为能让她放宽心一些，但是她的嘴角只是微微地往上扬了一下，不知道是微笑还是无奈。她说当初并不想跟他，而他却一见她面就说要娶她，大有“等的就是你”的感觉。
刘姨的男友非常不想让她回中国，很怕失去她。我心里为她稍感庆幸：至少要和她结婚的这个男人、她孩子的父亲这么爱她。
通过律师的帮助，也因为德国当局处理这些事件时要考虑到人道主义的因素，比如孩子还小，需要母亲在身边等等，最后刘姨真的留了下来，而且把名字改回真名，最终成功结了婚。她是很幸运的，因为用假名字报难民触犯了德国法律，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很多人因为假名字结不成婚而不得不回国，重新在中国用真名申请结婚，等上一年半载才能再回到德国。这期间出现什么变故也未可知。
五年后，因为翻译一份证明的事情我们又一次见面了。她五岁的儿子在旁边玩着玩具，是个长得非常可爱的混血儿，她的生活看起来平静而稳定。她现在可以说是没有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而且因为孩子的降生，新的一段人生开始了。她为了留在德国而找一个德国人结婚，这也会让很多人不屑，但是这一切能都怪她吗？是生活的磨难使她在40多岁的时候只身一人来到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并冒着风险做高龄产妇，只为开始一段新的人生。
刘姨只是想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而已，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不想把日子过得更好呢？有钱的人可以投资移民，学习好的可以把上大学当作跳板，最后找到工作而留在外国，而她，没有钱，又是一把年纪了，无法上大学，也无法找到正式的工作，如果想要留在德国，就只能嫁个德国人了。而且又遇到了一个那么在意她、和她年龄相当、有正当职业、而且诚心诚意要跟她过日子的男人，有谁会在这种境遇下拒绝这样一个留在德国的机会呢？
至于刘姨报了假名字的事情，当然每个国家都必须有自己的法律，但是因为人道因素的考量也会产生一些例外，比如刘姨这个例子。有时候我在想，有些事情并不合法，但是不一定不符合人情道理。在这两者间权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接触到的象刘姨这类的人，大部分都是因为在国内失业或者挣钱非常少，有的还要为孩子上大学提供高额学费，所以不得不出国来讨生活。如果要写她们的故事，我还能写不少，刘姨给我的印象最深，就先把她写下来，也算是为了她们这些需要社会关注和理解的人尽我自己的一点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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