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居委会集体辞职 学者:官员反抗了

上海封城造成民怨沸腾,近日曝出有居委会成员辞职和居委会集体辞职的消息,他们申诉在第一线实施封城措施上下承压,左右为难,很多人心理崩溃。学者分析,虽然中共极权统治,但现在至少有官员反抗了。

上海抗疫封城期间,衍生很多次生灾害。而作为政府基层单位的居委会,负责在第一线执行封控措施,组织民众核酸检测,发放物资。居委会夹在政府和民众中间,身心俱疲,近日传出多个居委会成员公开辞职。

三林镇翰城居委会集体辞职:承受不住

上海翰城居委会9日向居民发出离别公开信,表示全体工作人员从3月17日封控开始,就封在居委会,已经24天,放弃了家人和自己的生活。

“我们也尽力在配合政府的各项政策,所有人、所有部门要我们理解、配合,唯独没有人理解我们……我们也有承受不住的时候”,这次“我们要离开了”。

上海翰城居委会9日也向居民发出离别公开信。(网络截图)

大纪元记者多次致电该居委会,但一直没有人接电话。

大纪元记者致电邻近的仁文居委,询问他们隔壁的居委会辞职,那里小区居民如果有事,是否可以打电话找他们时,对方有工作人员表示,“是这样(辞职了)。但他们那边,我们这里没办法过去的。”

记者问,是不是因为压力太大他们才甩手不干,仁文居委工作人员回答:“压力确实是蛮大的。”

与翰城居委会在同一条路上的另一家居委会也向记者坦承压力挺大,“我们反正能撑的就撑呀”,“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到哪一天我们是做不下去。目前就是很多矛盾点,所以我们确实也只能硬撑。”

她披露,他们小区的洗澡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上级要我们尽量克服困难,他们也没有真正的办法。因为好多酒店被政府征用隔离。所以没办法给我们这种洗澡之类的公共场所。”

她还提到居民订菜的事,“政府下来的这些大套餐都太大了,我们就是想帮,但他们团购量也太大,或者有的老百姓也不愿意出那么多钱去囤不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很无奈。毕竟我们也是小市民。”她说。

居委:上面欺骗隐瞒 让民众无休止等待 真的寒心

昨天(10日),浦东北蔡御桥地铁站附近的居委发了一篇长微博,详述了3月18日以来的社区抗疫经历。这个居委在微博中称,面对无休止的全员核酸检测和封控政策,终于心理崩溃了。

文中表示,30日前,已经做了7轮全员核酸。周边所有小区都沦陷了,虽然经过几次全员核酸,但她所在的小区最终出现阳性并大爆发,连小区物业和居委也都阳性了。

文中写道,“我开始意识到,小区的漏洞真的很大,比上层领导想像的更大更大,大到我们已经无法控制了,大到居委和物业都团灭了……”

而向上级反映舆情却永远无下文,

“小区的团购乱象、居民的怨声载道也已经超出了我个人的能力范畴……居委的信息严重滞后。居委向上反映的居民舆情永远没有下文。”

她提到,她所在社区的一户两孩家庭被送去一个失去管理没有人性的集中隔离点,让她“彻底到达了崩溃的边缘”。

她表示:“我真的寒心,寒心的不是防控不力,不是民生不保,而是一次次的欺骗,一次次的隐瞒和无休止的等待。”

网民微博号“淡黄杨柳暗栖鸦”跟帖说,干最累的活,挨最毒的骂。拿着所谓体制内最低的待遇,还要背负上面决策是正确的、下面把经念歪了的名声。

昌里花园社区书记辞职信被证实:多人崩溃

此前,上海浦东昌里花园社区书记吴颖川也发出一份辞职信。他透露,疾控中心资讯滞后,防疫安排极不透明,居委无法掌握谁是阳性谁是密接。

他还说,居民问他们相关政策、解封时间,“太多太多我们基层最需要第一时间知道的,我们都不知道”。而面对断药健康受威胁的居民、必须去医院做化疗、洗肾的居民,居委会帮助安排车辆,但得到的回答是等待。

他说,超负荷的工作,体力透支,几个保安都倒下了,1人被感染,“有些女同志甚至已经情绪崩溃、嚎啕大哭,每天无数的电话,面对1,847户居民的各种诉求,我们无力承担和回答。”

辞职信中说,上级发出的是死命令,必须要执行。而“下死命令的都是从没去过核酸检测现场的人,他们甚至可能都不知道……可能有多少一线工作人员跟志愿者会被感染,有多少人会无眠?”

大纪元记者致电该居委会办公室,证实了那封公开信是真的,但书记没有辞职,还在上班,“压力上确实是有点大,发这个信里面的字字句句也都是真的。”

学者:极权盛行两因素 中国有人反抗了

对于上海多名基层官员辞职,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教授对大纪元说,中国现在至少有一些人反抗了,不像极权主义北朝鲜那样,根本就没有反抗意识。但是在中国反抗意识在民众中、在官员中也有,但现在还不够大。

“一个居委会集体辞职。我不干了行不行。如果这些官员不遵守‘乌纱帽定律’,他就可以解脱了。”

冯崇义说,“但是大部分官员舍不得这个乌纱帽、舍不得特权,还想站在那个位置,就没勇气抵抗;(但未来面临的)不仅仅是革职、丢乌纱帽问题,可能还有后续的惩罚。这就是这个统治的丑陋、残忍的地方。”

冯崇义分析说,中共这个极权统治,有两个因素相互起作用,一个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讲的“平庸的罪恶”。它的官员受乌纱帽定律支配,“上面的指令,不论如何荒唐、不人道和残忍,都要去执行,他把良心撇一边”。

阿伦特举的例子很典型,冯崇义说,“就是那些法西斯士兵枪杀无辜平民,最后在战后审判中,同样一个辩护,即军人执行命令。这就是平庸之恶。”他说,“上上下下的官员为了他的安全、他的升迁、他的所有好处,去执行残忍的、荒谬的命令。”

另一方面,冯崇义说,就是极权政权最顶峰的上头,习近平要维护权威,下面牺牲多少人不是主要考虑的。

“第一考虑是维护权力、维护政权的巩固,所以经常发出口号‘不惜一切代价’,这个代价包括平民百姓的性命,包括把所有阳性都塞进方舱,甚至出生不久的孩子……,这就是次生人道灾难。”

冯崇义说,大部分人还是平庸之恶,还是要守他的乌纱帽,“这些人还在执行命令,他就镇压那些觉醒人的反抗,维持政权这种状态已经很长时间了”。

对居委会人员辞职,冯崇义说,就是有些人不怕死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根本不在乎乌纱帽,那时候才能说到了政权崩溃的临界点。

【大纪元2022年04月12日 记者骆亚、程静采访报导】

责任编辑:李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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