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中共对过去五年来打压私企、清零政策、经济放缓，导致国内外环境恶化等等行为，不但没有做任何反思，所有的这些反而都被认为是伟大成就，谈得最多的不是人们最关心的经济、失业、清零问题，而是国家安全和斗争。
耶鲁法学院教授张泰苏在推特上，对中共二十大报告关键词做了一个统计。发现与十八大报告相比，二十大报告中，提及经济、改革、市场、创新、开创、和平的次数大幅减少，而安全、斗争、意识形态则大幅上升。
这一转变显示，与过去相比，中共的战略重点已发生了重大改变，即由过去的“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转变为以保中共政权安全为中心，在两者相冲突的情况下，可以为了安全不惜牺牲经济。而所谓的安全以“政治安全”为首，所谓的“政治安全”就是维护中共统治和中共专制制度安全。
在报告中，习近平要坚决维护中共的“国家权力、（中共）制度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要“严厉打击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颠覆和分裂活动”。
习近平在报告中，只有3次提到市场，但讲话中26次提到“国家安全”，17次提到“斗争”，8次提到“意识形态”。在39次提到“新时代”一词中，习近平吹嘘在他领导下中共取得的成就。
中共用国家安全要求公民忠诚和牺牲 令人震惊
前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丹尼·拉塞尔（Danny Russel）对《政客》（Politico）表示，“（习近平）对国家安全和全面安全的强调，令人震惊，这是（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内将要做的事情，这是一个为他的继续统治提供的理由，中共用（国家安全）要求中国公民忠诚和做出牺牲。”
彭博社报导，习近平在20大上的政治报告，未能在经济发展上给人以任何信心和鼓舞，而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关系和中国国内动态清零政策持续，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受到冲击。
保尔森基金会智库MacroPolo高级研究员宋厚泽在推特上写道：北京是否正在悄悄放弃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雄心？根据二十大报告，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在2021年初公布的2035年原始目标中，增长目标是GDP和人均收入的新里程碑，相比之下，二十大报告只提到了人均收入的新里程碑，而不是GDP。这可能是由于北京现在意识到，人口状况的恶化比预期的要快。相关的，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即芯片）“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 ”已被移除，可能是承认了半导体的挫折。
智库MacroPolo的马旸（Damien Ma）对《华尔街日报》说，习近平的未来五年将是“我们近期记忆中最不确定的时期之一”。他认为习近平会专注于在其周边地区的军事威慑、与美国经济平起平坐以及其它目标。
从“经济”为中心到“安全”为中心
在共产主义思想幻灭之后，中共一直试图把经济发展作为其合法性的来源，从邓小平到胡锦涛，中共领导人都明确地提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习近平改变了这种模式，自2012年掌权以来，习近平一直把意识形态正确、国家安全和共产党的控制放在中心位置。
习近平先后提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口号，并写入党的文件， 2020年又推出了“双循环”，目的都是在不损害中共制度的情况下，从外部环境中获利。
中共的国家安全最基本的就是“政治安全”，用中共的话来表述就是“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而所谓的“政治安全”，就是维护中共的统治地位和中共制度的安全，即“保党”。
根据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ICS）上月发布的一份报告，2014年，中共正式提出了 “总体国家安全”概念，包括16个安全领域。中共已将国家安全变成了党的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成为渗透到中共治理各方面的国家理论。
报告说，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专注于中国的领土和军事安全，邓小平时期，将经济安全放在了首位。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引发了对文化或意识形态安全以及社会安全的新重视。在胡锦涛的领导下，提出并优先考虑生态和资源安全。
习近平大大加快了这一进程，2013年底，习近平将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升级为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
习近平在推动中央集权和制度化的同时，也迅速扩大了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中共官媒将其称为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长城”。自2014年以来，中共颁布了一长串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法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家安全法》（2015年）、《反恐怖主义法》（2015年）、《反间谍法》（2014年）、《网络安全法》（2016年）、《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2016年）、《国家情报法》（2017年）和《数据安全法》（2021年）。根据北京的指示，香港在2020年颁布了自己的《国家安全法》。
中共还将国家安全相关内容，纳入大中小学的教学大纲，甚至要求在宗教人士树立全面的国家安全观，少数民族语言在公共教育中被边缘化，并且部分限制在网上使用。
中共越来越多地通过国家安全的眼镜看待问题，防范可能会引发颜色革命的西方普世价值观， 2013年发布中共的“9号文件”，针对的是普世价值和西式公民社会、新闻自由和权力分立。中共官媒也越来越多地将美国描绘成一个腐朽的社会，充斥着枪支暴力和种族主义。
报告说，乍一看，中共的国家安全概念与国际趋势并无不同。但欧美的国家安全是在宪法和公众监督之下进行的，而中共的国家安全观完全被纳入了党的意识形态，其核心是捍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任何宪法限制或制度化的监督。
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所有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都必须与公安部、国安部或军队所属的情报部门合作。中共的安全机关在获取数据方面，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几乎没有透明度或法律追索权。中国人缺乏有意义的法律手段，来拒绝合作或进行挑战。
中共还越来越多地将国家权力编入法典，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无视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特别是在人权领域。
中共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很宽泛、模糊，将中共的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混为一谈。动员官员和公民处于一种永远的防御状态，并带有强烈的反外国色彩。
为保中共政权 不惜牺牲中国经济
中共对国家安全的重视，不仅渗透到政策和法规中，而且还渗透到公众和企业的指导方针和隐私声明中。对于私营公司来说，在习近平的“新时代”，国家安全问题无处不在，中共监管机构被要求在每一层决策中考虑到国家安全。
去年7月份中共以数据安全为由，将叫车公司滴滴应用下架，导致滴滴股价暴跌近20%。
专家们表示，私营部门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而习近平的讲话强调，创新将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这表明国家将在未来创新举措中发挥主导作用。
《华尔街日报》说，IMF估计，中共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只有私营企业的80%左右，且盈利能力通常较低。比如，中石油拥有40多万名员工，是埃克森美孚的六倍。但埃克森美孚的盈利能力，约为中石油的三倍，每位全职员工创造的收入，是中石油的两倍多。
IMF的一项分析估计，在过去10年习近平主政的大部分时间里，生产率平均只提高了0.6%。与在这之前五年的平均增速3.5%相比大幅下降。
根据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mpany）的一项研究，1995年至2018年间，民营企业支持的中国城镇就业比例翻了两番多，从 18%增至87%。同期，民营部门产生的出口份额增加了一倍多，从34%增加到88%。民营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占总额之比从42%跃升至65%。数据清楚地表明：打压民营部门并威胁创新者绝非确保持续快速增长之道。
《纽约时报》报导说，剑桥大学商学教授孟睿思（Chris Marquis）说：“要拥有强大国有制企业的思路早已有之，但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加速了。”
普华永道的数据显示，从2019年到2021年，国有企业收购了110多家中国上市公司，价值超过830亿美元。此类收购在习近平2012年上任之前并不多见；此前，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份额一直在下降。
欧美国家也正在针对科技巨头采取反垄断行动，但他们的措施要有限得多，与中共的做法有本质的不同。中共担心的是，阿里巴巴、腾讯和嘀嘀出行等公司集聚过多的财富、数据和权力，对中共政权构成挑战。
中共的国家安全也正在向国际方面扩展，中共扩大了报复性工具箱，多项法律和法规现在都有明确的条款，允许在国家和企业行为危及中共“主权、安全或发展利益 ”时，采取“对等措施”，外国公司面临着额外的风险。
中共以国家安全为由，收紧对外国投资的监管审查，已导致更多跨国企业撤离或计划从中国撤资。荣鼎集团和大西洋理事会的研究发现，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GDP之比一直稳步下降，从10年前的近30%降至去年的21%。
中共政府也越来越多地使用“非正式”的经济胁迫，来维护其国家安全红线，例如，在立陶宛允许台湾代表处在该国设立后，中共对立陶宛进行了持续的经济施压活动。其它方法包括对个别公司的抵制活动，如H&M。
欧亚集团的托马斯说：“可能需要一场大萧条规模的经济灾难，才能造成可能对共产党统治构成威胁的社会不满和民众抗议水平。”
中共体制走入死胡同
《经济学人》用“No turning back（不归路） for Xi Jinping”来形容这次二十大报告。文章中写道，在经济放缓、清零、打压香港民主运动等所有这些行为中，中共二十大报告没有做任何妥协，更不用说承认错误。
因为中共不会感受到中国人的痛苦，中国人对清零政策感到厌倦，很多房主、失业青年和他们的父母都对未来感到恐惧，中国的企业家们对中共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感到焦虑。但习近平的报告并没有针对这些焦虑群体，因为中国人没有办法让习承担负责。
文章说，习近平不是人民选出来的，甚至不是参加大会的2300名代表选出来的，习近平的上位，来自极少数中共的领导人和元老，他们早就秘密开会确定了人选。中共内斗的残酷性，使得领导人付不起承认错误的代价。
香港城市大学刘冬舒对彭博社表示，“在政治上，你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是不可持续的。这可能会为你争取一些时间，或者为你争取一些额外的稳定，但你迟早会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中国越是推迟这些政治改革，成本就越高，甚至是血腥的。”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政治学研究员艾莉森·陈（Alison Sile Chen）说：“我们曾认为中国社会有希望的很多东西，现在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这真是令人难以接受。”她于1990年代出生在中国。
《金融时报》报导说，在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将会连任第三届。对于这个世界上的新兴超级大国来说，是一个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具有分水岭的时刻。
如果中共是跃跃欲试、与世界对抗，给中国经济和人民穿上安全紧身衣，那么它就有可能扼杀企业家精神。
文章中写道，中国人应该记住，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官员认为到处都是威胁，从而建立一个经济堡垒，造成了中国的贫穷。
责任编辑：林妍
【大纪元2022年10月20日 记者宋唐综合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