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因中共高层一系列政治导向陷入动荡，但后果却由老百姓承担。中国社会现在出现一种畸形的图景：中年失业、青年蛰居、老年养家。
七十多岁的家庭顶梁柱
这种现象在大陆已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现实，去年11月份，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高善文本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中国民众的经济状况是“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和生无可恋的中年人”。
多家大陆媒体对此现象进行了报导，专注于中国青年群体和青年文化研究的青年志（China Youthology）团队对此主题进行了挖掘，文章中说：
2001年出生的小花，发现现在想在沈阳找一个双休、扣完保险到手四千以上的工作太难了。在求职过程里，小花不仅没找到工作，还被对方拒绝语气打压得喘不上气。
可当她得知大学同寝室的四个人全在家“歇菜”，忽然就吐出了胸口憋着的那股气。
邻居在电梯里遇到了小花，关心地探究小花为什么没上班？小花所答非所问，“现在很多年轻人不都不上班嘛！我爸都失业了。我们一家五口，就我妈一个人上班。这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我不上班不很正常！”
像小花一家三代人依靠祖辈养老金来资助生活的情况，不是个例：她的70多岁的奶奶和爷爷的退休金加起来将近六千块钱。这笔钱养活一家五口，不成问题。
财经头条号作者略大参考v的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以东三省为代表的老国企林立的工业城市里，无数领着一两千元公司的职工，做梦都盼的一件事情就是：退休。这意味着他们的收入从此不再受企业经营状态的影响，甚至比儿女都要靠谱。
以邵东一家三代为例，目前，他们的家庭收入结构是阶梯状的：收入最高的，是作为60后的邵东父母，两人退休金分别为六千多、五千多；第二梯队，是作为40后的邵东爷爷奶奶，两人退休金分别为四千多、三千多；第三梯队就是邵东，2022年以来，他的平均月收入不足3000元。
比“收入最低”的地位更加让邵东不安的是：全家人里，只有他的收入无法确定会持续增加。事实上，受疫情等诸多因素影响，他的很多失业朋友都在降薪找工作。
邵东就记得，每次家庭聚会时，爷爷都笑眯眯地说：“活着就是挣钱，真好。”
北京人赵航现在是滴滴司机，妻子是美术老师，二人的月收入加起来只有7000元，而父母二人的退休金超过1万，承担着家庭的主要支出。
在赵航看来，这种住父母房子，花父母退休金的生活很正常。他也努力过，但再怎么折腾，一个月的收入也就勉强过万，后来活儿越来越难干，他也就认命了。
“幸好还有我爸妈”，他唏嘘，小时候经常跟小伙伴讨论“谁爸的车好”，而如今，他和朋友总聊到“谁爸的退休金更多”。
“你发现没，现在大家都不骂啃老的人了”。赵航很庆幸这样的变化。只是，他也说不清楚，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全靠老丈人经济上的帮补
西南某国有大型企业员工钟先生今年50出头，夫妻两育有一儿一女。钟先生告诉大纪元，目前厂里只发放75%的工资，剩下25%作为年终奖金发放。“我和我老婆现在每月各自能拿到3000多元。领导说，现在国家处于非常时期，要大家支持国家，过苦日子挺过贸易战这几年。但大家心里都有怨言，但没人敢说出来。”
“我女儿大学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工作，后来跟她同学在网上卖手工工艺品，做得很辛苦，说赚不到钱，现在每个月还要问我要钱。我儿子还在上小学，各种特长补习班花费也很大。”
“我们买房子没几年，现在还在还房贷。丈母娘过世之后，老丈人就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了，他有几千块钱的退休工资，之前的住房就租出去了，现在收的租金也交给我们。”
“如果不是我老丈人在经济上帮补，可能没办法维持正常的开支。”他补充说。
江苏异议人士乐恺安对大纪元表示，这一现象在大陆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在东北三省、三四线城市以及经济发展乏力的省份尤为突出。
“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徐先生，南京工业大学本科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变得很颓废，天天在家躺平打游戏，三十几岁了还没结婚。他的爷爷是镇上的文化所所长退休，奶奶是当地事业编退休，他们都有退休工资。他的父母几个月前被私有企业裁员，目前一家都靠老两口接济生活。”
原宁波轴承厂广东销售公司职员陆乾坤对大纪元表示，他有个远房亲戚，孩子从不怎么样的大学毕业，没有正常工作，现在完全是啃老状态。他们老两口还是有几千块的退休金，身体也算硬朗，每天就是发愁孩子结婚、孩子工作，未来到底怎么样也不知道。
为何出现畸形家庭财务结构？
在中国经济下行的情况下，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年轻人及失业的中年人。近些年中国青年失业率一直维持在17%以上。中共官媒报导，2021年目前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2亿人左右。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Wong）对大纪元表示，这是人口结构错位与制度分配滞后交接的结果：年轻人的情况是就业门槛不断提升、市场岗位不断萎缩的结果；中年失业是由于去产能、产业结构重组、产能过剩被边缘化；老年养家是那些过去享受体制红利，如今养老相当稳定的一族，被迫承担家庭保障职能。
乐恺安表示，这一现象是社会结构性不公平加剧的综合体现，并不是个体懒惰或不作为造成的。由于社会保障与就业失衡，体制内工作保障好，退休金优渥，家庭收入结构变成“上托下”，老人养老金反成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年轻人成为了经济依附者。
陆乾坤表示，这种现象不是某一代人的失败，而是中共体制下全面失控的结果，是经济畸形、社会失衡、资源垄断与价值崩塌的集中体现。
他指出，中年人正遭遇系统性淘汰，35岁以上在互联网、房产、教育等行业几乎成了被裁撤的高危人群。一旦被排出“体制内”，就难以再就业；高强度的家庭负担、再培训成本和制度性歧视，使他们成为这个体制下最尴尬的一群人。在教育过度扩张、就业结构失衡、阶层固化的今天，普通家庭出身的青年几乎再无翻身通道。更残酷的是，老年人非但无法安享退休，反而成了家庭经济的最后“保险丝”。
而所谓的“老年养家”也仅限于体制内的退休人士。
最近流传的一篇网文《关于中国养老制度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5个常识》指出：从2009年到2023年，体制内月退休金从2000多元增加到6000多元；城乡居民（农民）月基础养老金从55元增加到了223元，增长了168元，每年增长12元。
陆乾坤表示，在养老金普遍偏低、社保分配极不均衡的背景下，有大量体制外的老人靠摆摊、送快递、做保安补贴子女，甚至赡养孙辈。 “我有一个姑姑一直是农民，70多岁了还在外面打工，谈不上养老金，每个月100多元能做什么呢？主要是子女赡养。”
黄大卫表示，中国大陆养老相轨制是由过去单位养老转型的，有独立财政的保障。而体制外的基本上就交了所谓的五险一金，但所谓的统筹账户，大部分钱都是用来转移支付，结果就导致体制内的退休金很高，体制外的人员交得多用得少。
“贫穷是对另外一部分人的一个优势，政府也不愿意多管，最后就导致整个社会越来越艰难。”
陆乾坤表示，体制内的特权阶级依靠编制、户口、医疗等资源维持世袭繁荣，体制外的大多数人却被长期剥夺、无力反抗。在这样的体系中，社会流动已几乎冻结，所谓“共同富裕”不过是新的谎言。
他指出，“中年失业、青年蛰居、老年养家”，不是孤立的经济问题，而是中共体制深层崩坏的显现。只要特权阶层稳固、利益不被撼动，中共根本不会在意普通百姓的生死。但正是这种全面压榨的三代困局，正在成为撼动其统治根基的深层危机。
与国外有何不同？
在国内媒体的叙事中， “中年失业、青年蛰居、老年养家”被认为是一种世界各国普遍现象，尤其是日本也同样存在。
乐恺安表示，中国目前的代际倒挂现象与结构性制度矛盾突出存在深刻关联：日本社会保障制度优越、养老金体系完备覆盖广，而中国的养老金不公平导致社会上两代人巨大的经济温差；另外两国就业质量存在显着差异，日本虽然也经历过就业冰河期，但社会总体薪资水平与就业保障远高于中国三四线城市。
黄大卫表示，多代人失衡结构日本也有过，但是日中的差距是，日本有非常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且对蛰居人口有专项项目支持；而中国除了体制内的人之外，一般人的社会保障基本没有。中国是以全职儿女啃老为主，政府也懒得去理。中国未富先老，现在是退休金制度盈利的裂缝越来越大，现在既不年轻也没有钱的，成为社会一般被统治阶级的标配。
关税战继续承压？
本次美中关税对中国老百姓又是一场自己不能把握的命运。
尽管5月12日美中达成协议，双方同意90天内大幅下调关税，美方关税从145%降至30%，中方则从125%降至10%，并启动持续磋商机制。
但本次大幅下调关税，实际上与其他国家一样，只是回到了川普政府全球对等关税谈判的起点。鉴于中共政府出口补贴、窃取知识产权、劳工待遇等一系列不公正贸易问题，90天后关税是否能达成，还是一个未知数。
乐恺安表示，好的就业机会只属于少数人，导致社会资源进一步集中于特权阶级手中。甚至有可能形成一种代际倒挂型的畸形社会。
陆乾坤表示，高关税、供应链转移等因素让大量中低端制造业订单流失，沿海民营企业面临倒闭潮的威胁，最先失业的将是那些低技能工人和基层白领。随着这些中低端行业的衰退，服务业和整个消费市场也将受到波及。
“尤其是对于年轻人、农民工和中年人来说，他们是这一经济降速的直接承受者。这些人群一旦失去信念、失去保障，将成为社会动荡的温床。”他说。
【大纪元2025年05月12日 记者宋唐、易如采访报导】
责任编辑：林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