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大陆媒体《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名为《“低调”种菜》的文章，首次让全中国人看到了中共特供制度的一角，包括专门为特权阶层种植和养殖的无污染、无农药、无化肥的蔬菜、水果、鱼肉蛋等。
中国广大普通老百姓每天都在面对有毒食品，而中共的特权阶层却在口口声声说“为人民服务”“人民公仆”的同时，享受着特殊供应的食品。
这篇文章引发了广泛关注，随后就被删除了，显然是因为中共担心民怨太大，怕自己更多的谎言被揭穿。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中共的特供制度。
延安的大灶、小灶
中共特供制度其实早在中共没有篡政之前、在延安时期就开始了。
1941年，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严格的等级供给制，有了大、小灶的规定。
1942年，在延安从事翻译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王实味就曾感叹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九等”。他在文章中说，一方面是病人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但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却一直在“非常不必要、不合理地享受”。
中共前总参谋长罗瑞卿的次子罗宇生前曾经对大纪元披露，延安时期，部队吃的是大锅饭，像毛泽东这样的领导吃的就是小灶。
神秘的“34号供应部”
中共篡政以后，特供制度进一步发展。
1955年12月，北京市成立了一个特种供应领导小组。特供任务从公安部移交给中共北京市委。
神秘的“34号”诞生了。
这是一个保密的机构，全称是“北京市食品供应处34号供应部”，因其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锡拉胡同34号而得名。
罗宇说：“它是一个小院子。你进去的时候要经过一个门洞，然后有人看一下你那个卡。进去了以后，正房就摆着一溜卖东西的柜子，很小。”
他说，中共部级以上干部有“特供证”，像一个小户口本一样，一家一个证，定量供应，买完东西之后，会在本上做个纪录。
中共一方面关闭了中国的大门，让中国人无法接触外面的世界，另一方面中共的高层却在享受国外的商品。
“特供”的产品品种包括从国外进口的名牌家用电器、手表、香水、呢料、巧克力、白兰地、威士忌、卫生纸巾、珠宝首饰等等。俄罗斯产的顶级黑鱼子酱、法国产的鹅肝酱在这里也不过是寻常之物。
中共篡政后在北京开办了第一座大型百货商店，当时叫北京市百货公司王府井百货商店，后来改名为北京市百货大楼。
当时，普通老百姓只能上到三楼。这是因为大楼的四楼是“特需部”，专为中共高官和家属提供当时稀有的食品和商品。
挑选商品的房间设在百货大楼四楼七号房间，里面呢绒绸缎、名酒好烟、高级食品、各地名贵土特产，应有尽有。持特供证在这里买东西不需粮票布票，价格低廉，还可以赊购最多四万元的商品。
大饥荒时的特供农场
1958年至1962年“大跃进”和大饥荒时期，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即使是在中国人大面积饿死的情况下，中共仍在继续为高官提供特供，包括特供食品和普通人得不到的紧俏和优质商品。
据中共党媒《国家人文历史》2011年第15期刊发的《香山农场：为中央首长特供农产品》一文披露，当年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当局筹办了一个专门供应副总理以上高官和部分老中央委员需要的香山农场。
香山农场建成后归中共中央警卫局管理，中央警卫局俗称8341部队。农场的产品由警卫局下属的供应科收购。农场职工每天早起采摘新鲜蔬菜、细心分装、及时送达，其干净新鲜程度，绝非一般渠道的蔬菜可比。
曾经担任干部的高智勇2007年8月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披露，大饥荒期间负责“特供”政治任务的是他所在的北京第二商业局，下辖几个专用生产基地，规模较大的是巨山农场。
巨山农场就是早期的香山农场。这里专为中央领导人生产、特制、加工优质的粮油、蔬果、肉、蛋、奶等副食品。另外，日用品、招待品等等，也应有尽有。
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撰写的记录大饥荒历史的书籍《墓碑》中披露，当时，高级干部和一些大力支持中共的高级知识分子可以得到特殊的照顾。
比如，中共副委员长、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可以享受供应标准是：每户每天肉一斤，每月鸡蛋六斤，白糖两斤，甲级烟两条。
而当时普通市民每人每月肉的供应量只有三两，是特权阶层的几十分之一。
现代无毒食品的特供
文革结束后，胡耀邦、赵紫阳时代曾经打算取消特供，这个想法得罪了很多中共高层。
八九民运被镇压后，各类特供更是肆无忌惮，尤其当时中共鼓励中国人“一切向钱看”，导致商人唯利是图，各种有毒食品层出不穷，毒大米、毒奶粉、毒鸭蛋等，不断冲击人们的认知。
再加上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普通中国人吃的都是化肥、农药、激素堆积起来的食品。
而中共各层领导对有毒食品和环境污染视而不见，正是因为他们可以享受特供食品，根本不用担心有毒食品的危害。
2008年，山东一家保健品公司的网站上刊登了一条消息，引发官方关注。
一位名叫祝咏兰的中共女官员在这家公司举行的活动中表示，2005年4月，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为国家94个部委老干部们提供优质、放心的有机食品”。特供食品来自于“国务院后勤基地、中央警卫局农场、武警边防后勤基地和遍布全国13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的生产基地。”
而祝咏兰就是这个“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的主任。她在山东这家保健品公司举行的中央特供产品授牌仪式上表示，特供食品的条件非常严格，重点在“安全性”和“营养性”，都是真正的有机食品，蔬菜水果家畜一律在自然环境中生长，不使用化肥、农药、激素、无污染，不使用化学添加剂、防腐剂，不使用基因工程技术。一个环节不达标就不能入选为“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
这篇文章随后被中国国内和海外媒体广泛报导。
随后，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在接受中国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表示，没有“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这个下属机构，没有举行过所谓的“授牌仪式”，也没有“祝咏兰”这个人。这些都是谣言。
特供的扩大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共的官员最会上行下效。
不要以为特供只局限在中共的最高层。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各省市都出现了面对当地官员的特供基地。
《南方周末》文章就介绍了这些遍布中国各地的特供基地。
北京的顺义区有一个名为“海关大棚”的特供基地。这篇文章对它的形容是：“两米多高的围墙和铁栅栏环绕四周，五名保安把守”。
这个基地的全名是“北京海关蔬菜基地暨乡村俱乐部”，占地两百多亩。里面有常见的蔬菜、还有果树，还有鱼塘。
工作人员表示，蔬菜和水果全部是绿色无污染的，不使用化肥，只用鸡猪牛羊粪的有机肥，即使打农药也是生物农药。
知情人士透露，这个基地已经与北京海关合作十多年，这里出产的瓜菜只供给北京海关。每周一、三、五早上北京海关的厢式货车来基地拉菜，一次拉过去的蔬菜最少也有几千斤。
《南方周末》的报导还说，北京的政府机构不只是海关有自己的特供蔬菜基地，顺义的特供基地也不只是这一家，陕西、广东、山东、湖北、湖南、辽宁等地的省直机关也都有自己的蔬果特殊供应渠道、专属的机关农场等。
对于没有条件建立特供基地的地方政府，他们就会尽可能选择可靠的食材供应商。比如《南方周末》的调查发现，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为奥运提供绿色食品的103家供应商中，部分仍与政府部门有合作关系。
还有消息人士向《南方周末》披露，除了政府机关食堂外，一些官员家里吃的蔬菜瓜果也来自顺义区的一个特菜基地。为了确保蔬菜的质量，农业部调派陕西、山东等其他省份的检测机构到基地交叉检测，而区县农业、质检等部门隔三差五地取样化验，确保不出任何闪失。
另外，基地里所有蔬菜档案跟人口管理一样详细。“何时下种，谁育的苗，哪天定植，谁打的农药，打了多久，采摘安全期是哪天，谁采摘等等，一一记录在案，以备查询。”
结语
前几年，网上出现了一篇名为“应解散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的文章，里面有几句话够经典。
文章说，当年中共搞特供，借口是防止领导人被下毒，但是，现在“被下毒的已经是全体中国老百姓了。凡是人要吃的，没有不含毒的；凡是含毒的，没有不是为了钱的；凡是为钱疯狂的，没有与领导无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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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5年07月01日】
责任编辑：连书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