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上海租界巡捕以“戴天仇鼓吹阅报者杀袁唐熊章应即提究”的罪名拘捕了戴季陶。第二天，戴季陶被保释了。6月13日，租界会审公廨公开宣判：“捕房以鼓吹杀人具控到案，迭经讯明，应以中华民国新刑律第二百十七条妨害秩序罪，减五等处断，着罚洋三十元。”[2]
现今中国的人权与自由的倒退与民国时期无法相比，图为声援南方周末的群众（网络图片）
就在戴季陶被捕的当天，上海日报公会提出抗议：“查言论自由，凡文明之国无不一律尊重，即报章之中有措词稍涉激烈者，亦宁置之而不为过。”“此次无故逮捕是何理由，根据何种法律？”5月23日、24日，《天铎报》又以《戴天仇被捕记》、《戴天仇被捕再志》为题连续报道。
最值得一提的是，被戴季陶扬言要“杀”的唐绍仪，也以国务总理的名义致电上海，公开为戴季陶说情：“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无论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恐怕都没有比唐绍仪此举更能感动民族言论史的一幕了。[3]
唐绍仪（1860——1938），又名绍怡，字少川，广东香山唐家湾人。父亲唐巨川是上海的茶叶出口商。唐绍仪自幼随父到上海读书，较早学习外语并接触洋务知识。1874年，唐绍仪经清政府选派到美国留学，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学习。唐绍仪留美七年，深受西方文明熏陶，对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崇仰备至。1911年12月，唐绍仪出任北方议和总代表，为中国走向民主共和之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唐绍仪任首届内阁总理，为在中国真正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做了巨大的努力。[4]
注：
[1]桑兵、黄毅、唐文权：《戴季陶辛亥文集（1909—1913）》，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82页。
[2]黎洁华、虞苇：《戴季陶传》，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0、41页。
[3]傅国涌：《文人的底气：百年中国言论史剪影》，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4]姜伟：《唐绍仪的共和情结——唐绍仪与中国政治现代化（1912—191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4月，第1、2页。
（来源：《毛泽东的假象与真相》，转自看中国）
责任编辑：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