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达之父英若诚
据中国广播网报导，英若诚晚年，在病榻上对他自己的一生进行回顾，他向美国学者康开丽讲述了自己的一生。《水流云在》就是康开丽根据英若诚的回忆录下的，摘录下的41盘录音带整理而成的。此书于2008年在美国出版，2009年翻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
康开丽说：“这是他希望别人听到的有关他一生的回忆录。……对重大事件进行了记载，有选择性、代表性……”《水流云在》中，英若诚把对他影响最大的“文革”中的三年监狱生活经历放在了开头，占据了三分之一的戏份。
康开丽表示，在英若诚的口述中，他莫名地被带到了监狱，在无所事事、迷茫的等待中练就出从送饭人的脚步声中听出菜粥稀稠的超常敏感。他讲述着自己如何为争取多得到一点儿自由而揽活干，如何对诸如秘制手工艺品上了瘾，跟狱友学手艺，以便“没有时间胡思乱想钻牛角尖”……
他有着显赫的家族，他的祖父英敛之曾创办《大公报》和辅仁大学，外祖父是天津大学（即北洋大学）的创办者，父亲英千里曾是伦敦经济学院的高才生，辅仁大学的教授，在平津战役期间被国民党政府安排飞往台湾，母亲曾受教于天津的圣约瑟夫女子学校，后来主管静宜女学……
书中还讲述了他的艺术与政治的双重职业生涯。但对他的政治生涯一笔带过。如他为什么蹲监狱？在这出“戏”中曾提到是由于“为彭真同志工作”，也曾提到其收集消息，但具体做了哪些工作？是怎样平反出狱的？所有这些，在《水流云在》中都是语焉不详的。
时代大背景下“知识份子”的心路历程
报导称，著名专栏作者王佩曾对中、英文版本做了比较，指出：“有些书仅读中译本是不够的。为此，我找到英文版本，查看这本书的英文版及一些资料，上面的疑问似乎有了答案，也为我们拼接出英若诚‘戏’外的人生，还原出在时代大背景下一个知识份子真实的心路历程。”
对照英文版的《Voices Carry》，会发现在前言中有一部份即“What to Put In and What to Leave Out”在中文版中是漏译的。这部份内容披露，情报汇集工作贯穿了英若诚一生中的大部份时间。
在那个年代，每一个他接待外宾的当晚，他和妻子吴世良会将获得的信息写成长长的报告，装进写着“wu ying”（音）的档案袋里上交。
康开丽写道：“在清华，英若诚夫妇已经和美国受到富布赖特基金资助的讲师（Fulbrightscholar-lectur-ers）Allyn和AdeleRickett成为好朋友。1950年安全部门到清华大学宿舍里找了英和吴，警告他们Rickett夫妇是间谍，让他们协助汇集这两名美国人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随后，这对外国夫妇入狱。”
这对美国夫妇出狱回国后，写了《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的回忆录。Allyn Rickett（李克）当时看到拘捕证思考哪些地方露了马脚时，曾回忆到1951年6月和7月他的“清华最好的一个联系人”的2次拜访，而这2次拜访让他感到事情有些不妙，感到忐忑不安。
虽然李克没指明这位老朋友是谁，（在这本书的《序》中，李克夫妇说：“由于我们不愿使任何清白无辜的人为难，所以决定在整本书中，除两个和我们押在一起的美国人外，一律都用化名代替。”）但从其是“清华老学生”、“父亲在台湾，是一个国民党官员”、“新出生了小女孩”等信息中不难得出印证：李克夫妇的这个老朋友就是英若诚。
英若诚的儿子英达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也曾说：“我父亲一生有保密的习惯，很多话题在当时是很危险的。”人们很难想像把自己的好朋友当作间谍报告给上级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在《水流云在》中，英若诚曾反思道：“我费这么大劲儿，冒这么大风险图的是什么呢？这恐怕得由受过训练的心理谘询师来分析，但我们需要保护自己。经过这么多年政治上的困惑，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上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我们是‘凡事往最坏处想’。”
时代的厄运：“祸从口出”
英达说：“他在这本书里还在为他认为值得维护的东西说假话，比如他说监狱里不打人，顶多就是罚跪。但是他的难友们跟我提到过，我父亲捱过很重的打，多数还是为别人。有些刑罚可以说是惨绝人寰。”
从“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一路走来，英若诚在困惑中小心地规避着时代的厄运，也深刻地认识到什么叫“祸从口出”。
康开丽在“后记”中曾记述道：“英若诚有时把医生们当作外国间谍，当英达进病房时，他就会说：‘唉，你来救我了——他们都是间谍。我跑不了，他们把我的裤子拿走了！’”
英若诚说：“犯人在监狱里要取下腰带，以免他们企图逃跑。”他还解释说：“缅裆裤没有腰带绑着，整条裤子就会滑落到脚镣上。所以犯人都得提着裤子，要逃跑很困难，也很伤一个人的体面和尊严。”这是政治运动对他心灵的伤害。
英达姑奶奶曾当间谍暴露后服毒自杀
报导称，影星英茵的原名英洁卿，1916年生于北平，英达称她姑奶奶。她身世显赫，父亲英敛之是满洲正红旗人，曾创办《大公报》及辅仁大学，母亲爱新觉罗-淑仲也是皇族，哥哥英骥良12岁便到剑桥留学，回国后任辅仁大学教授，是与钱钟书比肩的语言天才。
英茵因为1937年在《十字街头》和1940年在《赛金花》中有出色表现，使她成为电影明星。她于1942年1月19日，在上海国际饭店10楼708房间吞吃大量鸦片和烈酒自杀，死后与被日本人处决的男朋友合葬。
关于英茵之死，多年来一直成为电影史上为人议论不休的话题：据悉，“七七”事变后，英茵随一支抗日演剧宣传队自上海出发，沿途宣传，几个月后到达重庆。不久，她受导演费穆邀请，回到抗战最前线——孤岛上海，在那里结识了国民党驻沪专员、军统的抗日秘密工作者平祖仁，与之相交甚密，逐渐两人发展成为恋人。英茵也受之感染加入了爱国抗日的地下工作。
1941年4月，平祖仁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英茵虽然还继续演戏、拍电影，但不断被日本人带走审问。次年1月8日，平祖仁被枪杀。英茵强忍悲痛，领回平祖仁的尸体，将他安葬在万国公墓，并在他的墓地旁为自己预留了个“位置”。
1月19日，平祖仁去世后仅仅10余天，年仅25岁的英茵将自己反锁在上海国际饭店10楼708房内，用半碗生鸦片加上烈酒，掺和了大量安眠药，全部喝光自杀身亡。自杀前，她给合众电影公司的陆洁留下一封隐晦的遗书：“陆先生：我因为……不能不来个总休息。我存在您处的两万元，作为我的丧葬费，我想可能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