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献者两度反悔 白血病女孩命悬一线


蒋静平静面对捐献者临阵变卦的事:“我不怨恨他人。”(网络图片)

配型成功 找到捐髓者

据《北京晨报》报导,一年前,蒋静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最有效的治疗手段是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但经过造血干细胞配型后发现,家人与蒋静的匹配度不高。半年后,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通知蒋静,通过在造血干细胞资料库中的检索,上海一名女大学生与其初步配型成功,该女生表示愿意捐献,手术日期确定在今年3月6日。

今年2月24日,手术进入预处理阶段,蒋静正式入住无菌病房,并注射药物进行术前清髓,彻底摧毁自身发生病变的造血系统。万事俱备,只待捐献者健康造血干细胞的植入。

捐献者悄悄离开医院

3月1日,蒋静的主治医师傅琤琤突然带来了噩耗:捐献者在家人的干预下临时变卦,决定拒捐。此时,在药物的作用下,蒋静体内的造血系统已经慢慢被摧毁,如果不在预定日期内植入供体的造血干细胞,她将面临生命危险。

为此,在几天之内,医院方面通过上海红十字会努力对捐献者进行劝服工作。3月4日,事情出现转机,上海红十字会告知蒋静一家以及医院,捐献者终于改变主意愿意捐献。然而,5日上午,捐献者再次反悔,那名女大学生在凌晨的时候悄悄地离开了医院,在家人的压力下,这一次回绝得非常彻底。

家人:这是在变相杀人

“按照手术进程,3月6日,蒋静体内的造血细胞已经完全被抑制,必须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了,如果一直不手术,她体内原有的血液细胞还能维持7天的生命。”蒋静的主治医师傅琤琤说。

3月5日,留给蒋静的时间已经寥寥无几,展秀晴一回到苏州就毫不犹豫打了动员针(一种让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大量释放到血液中去,为移植做准备的针剂)。在之前的造血干细胞配型中,展秀晴和女儿的只有3点匹配,一般来说只有达到6点匹配以上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才能有比较高的成功率。

面对数日内发生的几次戏剧性转折,展秀晴的情绪还来不及平息:“捐献者在捐献前就应该心里有数,蒋静用药之前不捐也就算了,现在才说不捐,这不是在变相杀人吗?”而作为重大变故最直接经历者的蒋静,已经比母亲平静得多,“我不怨恨他人。”蒋静说。

志愿者反悔率达20%

上海红十字会的姜女士告诉记者,那位女大学生正承受着来自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不能救蒋静已经让她深深自责,舆论的伤害更让她备受煎熬。“她都有些恍惚了。她也只是一个小女孩,恳请大家不要给她更多的指责。”姜女士说。

据悉,造血干细胞捐赠者中的反悔现象并不少见。据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统计,全国骨髓初配成功后,志愿者反悔率达20%。

多因素令志愿者反悔

为何有些善举有始无终?据悉,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和组织单位的捐献动员方式有关,使一些捐献者报名登记时往往存在盲目跟风心理。记者王煜在《评论捐献者术前反悔:若没勇气担当 请冷眼旁观》一文中写道:

“出于方便等因素的考虑,以往的造血干细胞入库活动往往选择在高校、政府机关、军队等地集中进行。我在读大学本科时组织过一次全校的干细胞入库活动,当时省红十字会的相关负责人就曾对我说,她对这种集体入库的心情其实很矛盾:一方面,相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干细胞资料库容量太小,确实需要更多人加入;另一方面,人们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入库,往往缺乏深思熟虑,将来反悔的机率很大,这样的数量增加有一定水份。她发自内心地说:‘干细胞捐献,重质不重量’。

“诚如此言,尽管集中地发动确实能大量节省资源,但对于拯救生命而言,付出怎样高的代价都不为过。红十字会等公益组织在推广造血干细胞捐献时,确实应该更多地考虑有效捐赠。”

二是捐献者缺乏对医学常识的必要了解。江苏省昆山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刘超英表示:“很多志愿者担心捐献后会影响健康和身体功能,甚至有人误以为捐献要在背脊骨上打孔钻洞。当配型成功,工作人员找到本人时,他就反悔了。”

三是家庭影响。在相关悔捐事件中,家人亲友等阻拦成为志愿者放弃捐献的重要因素。一些志愿者在签订捐献同意书时没有及时与亲友沟通,而身边人又对此存有误解,往往在配型成功后遭遇极大阻力,只能放弃。

四是捐献骨髓完全是自愿行为,不是硬性约束。即使捐献者此前作出“承诺”,依然有反悔的自由。


Pin It on Pinterest

Share This
返回顶部
大纪元德国生活网简介 | 授权与许可 | 版权©2016年大纪元德国生活网 保留所有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