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我讲了他的故事，我很吃惊。
我自认为是社会中正常的一个人，有自己的朋友、工作，朋友们在微信圈中经常谈论的是时尚美食、旅游健身、环保宠物等等，还有各种心灵鸡汤。和这些相比，求救信的故事简直就像是发生在另外一个世界。当我试着和朋友们谈起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会睁大一下眼睛，下一瞬间，就又继续原来的话题了，好像与我们无关，也从未发生过。
可是我知道，它的确发生了，它让我碰到了，我不能回避，我应该把这些记录下来。
于是我接触并采访了一些相关的人，试图通过他们的叙述，进入马三家劳教所男所的“原生态环境”。
二
我是用一只录音笔，于2013年7月3日开始采访的，直到本书完稿，采访一直在持续。
我没有多少采访经验，只是凭着自己的本能，尽可能多的去接触人和事。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很幸运的获得了三十多人的“口述实录”，其中有普通劳教、上访者、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亲友、马三家劳教所警察以及劳教所门口的司机、马三家镇的小贩、店主、当地居民等等，积累了一百多个小时的录音资料，以及当事人提供的大量书面文字、法律文书，以及他们从马三家劳教所偷偷带出来的视频、照片等等。
主人公亲自绘制的有关马三家劳教所的地理位置、空间布局、酷刑演示、刑具展示等图片资料，使我对他的叙述有了更形象的感受。
另外，通过加密邮件，我以书面提问的方式同主人公进行了近百个事实的细节核实。
我参考了国内有关马三家教养院的大量官方报导，以及《俄勒冈人报》、美国有线电视台（CNN）、《纽约时报》、《大纪元时报》、新唐人电视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等境外媒体的新闻报导。
此外，我还搜集了国内与马三家教养院有关的书籍史料，其中包括《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院志（1957－1997）》、《马三家镇志》、《风雨六十年》（原沈阳马三家子教养院政委的回忆录）等等，它们对我帮助很大。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及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我在书中不得不把人物的真名隐去，而且只能适时公布相关的文档实证资料。
选择何种文体处理这些素材呢？我曾经试图用报告文学的文体，但我发现文体的背后所反映的不只是文法修辞的差异，而是如何原生态呈现“真实”的问题，被中国读者熟悉已久的“报告文学”肯定不是我的选项，后来我发现，我的表述与在中国刚刚兴起的“非虚构文学”有一种对应。
最终让我决定采用“非虚构文学”这种文体的，还是我所获得的素材。我很幸运，被采访者的叙述有着任何虚构都无法达到的生动，他们话语中的语气、停顿，甚至掩饰，都已经有着更为复杂的意味了。只要将“自我”退后，现实的真实与丰富就会自动呈现。为了原汁原味展现他们的故事，我反覆的听取采访录音，尽量保留了被采访者的原话及语气。我发现，最后本书所呈现的，远远大于我主观想要表达的。
三
我经常在地铁口约见我的主人公——拎着破旧的电脑包，他总是非常守时的等在那里。通常，他穿的是一件洗旧发白已经磨毛的衬衫，有时套一件八十年代的旧西装，电脑包的包带已经磨损，用透明胶条缠裹着。
我们用加密信约好见面的时间、地点，他没有手机。
在光鲜时尚的人群里，他是如此不合时宜。
他就是被劳教们描述为“恐怖的黑暗中出现的一道亮光”、“在马三家期间受酷刑最严重”、受刑时“从没有因为疼痛而喊叫”的人。
每次谈到酷刑，他好像都在说别人的事儿一样，语气平淡，他的叙述理性而严谨，有时干巴巴的过于简单，但是充满尊严。
鲁大庆，一开始就给我讲“怕”，他害怕被活体摘除器官，他讲自己给警察磕头乞求饶命，讲自己在宣誓栏前宣誓签名，但他发现，“被逼放弃信仰比活体摘除器官更可怕！”
最后是他，擦了宣誓栏上的签名。
他是马三家被上“大挂”站立时间最长的人，在近八个月的站立中，他讲自己去讨要别人的一口剩汤，他说，“我不能垮下来，我得站直。”
田贵德是我采访的人中，最为木讷不善言辞的，他的母亲已经被迫害致死，他本人在马三家历经酷刑，但他总是说自己修的不够好，“慈悲心还不够”，对虐待他的警察有时还有怨恨。
与我周围的其他人不同，不管遭遇如何，这群人积极而乐观，他们遵守着共同的准则，期盼着未来的美好。从他们嘴里，听不到对现实的嘲讽和调侃，没有无奈，没有抱怨，没有呐喊，他们甚至对抗的不是体制及不公平的制度，他们只是努力去超越自己人性中的弱点，他们只是想战胜自己。
而且他们非常普通，就在人群之中。
我不能忘记的，是有一次采访一位法轮功学员，采访结束后，我们一起去车站，一扭头，我竟然找不到他了。在人群中他那么不起眼，而他做的事情，我相信是当时街上所有男子都没有勇气做到的。
四
采访的过程中，陆续赶上“十八大”、“换届”、“两会”、“六四”、“四二五”、“全运会”，这都使我的采访环境变得更加复杂。每一个敏感的日子，周围都有相关的人被抓走。在我对东方昊采访十几天后，他就被抓了，中途他跳车逃跑，后来还是被抓捕了，现在他依然被拘押在沈阳。尽管余晓航总是非常小心的注意不踩井盖儿，在我采访他两个月后，他又再次被抓。当地派出所为了“维稳”，怕他上访，又把他拘留了。
今年3月两会期间，惊闻曾被我采访过的一位法轮功修炼者再一次在进京路上被绑架。
所以，我总是尽可能的用加密信箱与被采访者联系，基本没用过电话；我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及时选择安全的地点将采访录音存入加密的硬盘。
但困难有时并不来自官方。
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女儿阻拦了她父亲与我的见面，她说，“我爸爸能活着走出马三家，我们绝不能让他再进去了。”
感谢她，后来她还是把她父亲的自述文字转给了我，并且说“我爸爸吃了太多的苦，他讲的马三家我们都不敢相信，但我们知道那是真的。”
我还有一次被撵走的经历。在一个用布帘子隔断的民房里，我只是希望一个普通劳教能说说他在马三家的衣食住行，他正谈着马三家的“大发”呢，突然一个女人从帘子后面喊出来：“闭嘴！什么都不许说！”
那是他的妻子，她害怕，害怕她丈夫说马三家的事儿会惹上麻烦。几分钟后，我不得不尴尬的离开了。
我多次想要采访张良的妻子，直到最后，她也不肯见我；他的邻居关叔我见到了，但关叔谈狗、谈鸟，也只是在酒后，他谈了谈“六四”，但是不谈“法轮功”。
我感到自己踏入了一个更大的领域，远远超出我当初只想写酷刑与奴工迫害的初衷，有些事情，虽然我能触碰到，但仍然抵达不了它的深度。
比如，更让我感到残酷的不是酷刑本身，而是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无声无息的毁了杨大智，不仅是家庭，很多东西都被粉碎掉了，而且无法复原。
比如，在世界的另一头，都能听见马三家劳教所发出的求救，而劳教所门口的司机，对于咫尺大墙内发生的事情却一无所知。
比如，马三家教养院的老警察，居然不知道劳教制度的违法……
也正是这些，让我感到，不管多么不完善，我所做的工作确实是现实而必要的。
被叠了三折的求救信。（朱莉‧基斯脸书）
五
在一年多的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我试图再现的那个对象不存在了，至少在表面上，已经实施了五十多年的劳教制度被宣布废止，教养院也换了牌子。但是，那些普通人的恐惧、变异的反应、精神的创伤，并没有随着解教和劳教制度的解体而消失。
不只是劳教制度，不只是奴工迫害，也不只是酷刑，也不是法轮功这个团体的遭遇，而是那样的一个环境，竟然就是我们身在其中的现实，劳教所里面与外面的区别只是程度的不同，正如主人公回应美国朱莉‧凯斯（JulieKeith）女士的信中所说：
虽然我自己暂时脱离了地狱最底层的迫害环境，但仍在共产制度的阴影下生活，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就像一座大劳教所，而劳教所则像是这个大劳教所中的小号。中国的法律不过是形同虚设。公民最基本的人权和自由保障已被剥夺殆尽，而且越来越深重。虽然相对于劳教所来说，外面的环境好像是有了一些宽松，但实际上极权专制的摄像头时时刻刻像幽灵一样暗藏在你生活的周围环境、电话背后、网络监察之中……
如果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处境不知道、不清醒、不去选择的话，有形的劳教，无形的桎梏，仍然会捆绑着我们每个中国人，它并不能随着劳教制度的解体而消失，如果不能超越这个体制对我们造成的恐惧与无奈，我们就永远在迫害与苦难中。
而且，令人悲哀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还浑然不觉。
云昭
2015年3月18日
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在中国的位置（作者提供）
责任编辑：苏明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