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或‘他们’的问题。”日本国家保障会议的一位高级官员说，“在大家眼里，（共产）中国显然就是‘他们’，只要中国共产党还在执政，他们很可能就不会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简称“国安会”）成立快10年了，为日本重写对华战略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不断加强与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军事合作的同时，日本越来越成为全球抗共联盟中的重要成员。
前首相安倍于2013年创建国安会
2013年，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内阁提出创设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相关法案。这是类似于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的机制，在日本，国安会的首长称为“议长”，由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担任。
翌年2014年1月成立了协助国安会的事务局——国安会国家安全保障局（National Security Secretariat，NSS，简称“安保局”）。
在4月11日发布的采访中，时任日本防卫省事务次官的黑江哲郎（Tetsuro Kuroe）向《日经》（Nikkei）新闻网站的记者森安健（Ken Moriyasu）回忆说，“首相办公室要求我派遣最优秀的人员到国家安全保障局。我的一些同事担心，如果我们派出去最能干的人，我们的防卫省就要空无一人了，但我们还是这样做了。”
国家安全保障局的首任局长是日本前外务省事务次官、内阁官房参事、安倍的长期外交政策顾问谷内正太郎（Shotaro Yachi）。谷内的继任者是前日本内阁情报官北村滋（Shigeru Kitamura），北村在打击经济间谍方面经验丰富，他在将经济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议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任也即现任局长是秋叶刚男（Takeo Akiba），他是前外务省事务次官。
安保局的日常职责包括收集信息、审查情报，以及为担任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成员的内阁大臣们准备政策决策。
为安保局工作的大约有110人，据称都是来自外务省、防卫省、自卫队以及经济产业省的最聪明的官员。
至关重要的是，国安会成为日本实际上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安保局的工作人员被授权制定新战略，摆脱了日本在二战后对地缘政治中立的迷恋。
“核心驱动力是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在安保局成立之日担任次长的高见泽将林（Nobushige Takamizawa）说，“随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成立，我们能够在政府范围内形成对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的看法，包括面对中国带来的严峻挑战。这是革命性的，因为领导层之间共享敏感情报让日本能够对局势有全面评估，并为日本与美国和志同道合的国家交换意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国安会是也在几起引发中日紧张关系升级的事件爆发之后成立的。2010年，北京停止了与东京的所有内阁级交流，原因是一艘中国“渔船”与一艘日本海岸警卫队船只在日本管辖的尖阁诸岛（北京称钓鱼岛，并宣称有主权）附近发生碰撞。2012年，当日本将尖阁诸岛国有化时，几乎是在中共政府的煽动下，中国民众中掀起了规模巨大的反日抗议，在部分城市演变成针对日企、日货的打砸等。
“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中共）用武力改变现状的强烈决心。中国（中共）也在加速其在南海的活动。我们估计中国（中共）将继续走这条路，并与美国人分享了我们的关切，当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热衷于与中国接触。”高见泽回忆道。
国安会成立近10年来，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似乎变得更加清晰。要求匿名的安保局高级官员解释其中的原因是：“多年来，日本人民以为通往和平的道路是保持中立。但越来越明显的是，和平不会靠日本赤手空拳、自己承诺中立来建立。和平来自于正视地区力量的平衡，和创造威慑力。”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东亚国际关系副教授亚当‧利夫（Adam Liff）最近在《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上写道：“推动日本21世纪国家安全演变的力量总是比任何一个单独的领导人都要强大得多。日本最新和最引人注目的21世纪国防政策转变的核心驱动力是其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国安会可直接与白宫沟通 加强了日美同盟
日本国安会的核心是“四大臣会议”——内阁总理大臣、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每两周举行一次的会议。此外还有“九大臣会议”——除了四大臣以外，还有内阁副总理大臣、总务大臣、经产大臣、国土交通大臣、国家公安委员长参加会议；以及紧急大臣会议。
国安会的一位官员介绍说，国安会的创始人、已故的安倍首相“非常喜欢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讨论，他喜欢经常召开会议”。
安保局前次长兼原信克（Nobukatsu Kanehara）表示，一个明显的好处是，国安会的成立打开了日本与美国总统府白宫的直接沟通渠道。在那之前，日本防务省与美国五角大楼通话，外务省与美国国务院通话，但是日本没有人能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通话。
2019到2021年担任安保局局长的北村滋曾表示，他确保在跨太平洋地区有定期的、多层次的沟通，他每两周会与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通话一次，而在他之下，安保局的高级官员会与白宫印太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保持联系。
很显然，日本国安会及其事务局安保局拉近了日本与美国距离。
北村滋说：“重要的是要正确把握白宫发生的事情，加强日美同盟。”
岸田文雄从“鸽派”变为“鹰派”
日本现首相岸田文雄从一开始被认为是相对温和的“鸽派”，但他上任后的“鹰派”外交政策令华盛顿感到意外惊喜。2021年10月成为首相的岸田在2022年2月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后，迅速加入美国阵营，谴责俄罗斯并对其实施制裁。
岸田还发誓要将国防开支提高到此前不可想像的水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并决定在军事上能够获得先发制人的反打击能力。
今年1月，岸田先后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签署了双边《互惠准入协定》，允许日澳之间、日英之间可以在对方领土上部署军队。2月，岸田还与菲律宾签署了《灾难救助协议》，该协议规定了日菲两国的武装力量在灾难救助行动中如何合作。这些双边协议与合作都是为了应对共产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日益扩张和“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
3月21日，岸田突然访问了乌克兰，在基辅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宣布为乌克兰提供价值约5亿美元的援助，同时还邀请泽连斯基通过视频参加5月份在日本召开的七国集团（G7）首脑峰会。
今年作为轮值主席国的日本将于5月19日到21日在广岛主持召开G7峰会，届时岸田将主持讨论如何捍卫自由、开放和稳定的国际秩序，以及如何打击不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行为者。其中一个重要主题是，如何消除许多国家认为的共产中国对较小、较弱和较贫穷国家的经济胁迫。
岸田政府去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两份随附的防卫文件清楚地表明了日本如何定义朋友和对手。中国和韩国与日本的关系都不是很好的，这两个国家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该战略将韩国描述为“在地缘政治背景和安全方面都是日本非常重要的邻国”。
关于中国的描述就没那么乐观了。“日本和中国都对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负有重要责任”，该战略文件说，“日方将通过多层次沟通，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稳定的关系’，日方在其中表明立场，呼吁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日本国安会的一位高级官员解释说：“这是‘我们’或‘他们’的问题。”不管日本人对韩国有什么个人感受，归根结底，韩国是站在捍卫现有国际秩序一边的，因此，韩国是“我们”中的一员。
“对中国就不能这样说了。在大家眼里，中国显然就是‘他们’”，这位官员说，“只要中国共产党还在执政，‘他们’很可能就不会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不过，这位官员也补充说，尽管越南也是共产党政权，但是“越南站在保护当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一边。这就是为什么日本政府认为越南等同于‘我们’中的一员”。
国安会：要让中共面对美日和其它国家的联合威慑
在岸田首相3月突访乌克兰的那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正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高调会面。
习近平在与普京告别握手时说：“我们应该共同推动这百年未见之变局。保重！”
日本国安会认为，习近平的这种世界观体现的是，长期以来，共产中国一直对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布雷顿森林”机构中的发言权与其不断上升的国力不匹配表示失望。
安保局官员警告说，目前地区力量平衡的轨迹不利于美国及其盟国。就该地区的导弹数量而言，“据说中国有近2000枚，美国有零枚”，这是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和前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签署的《中程导弹条约》的结果，当时美苏两国希望避免军备竞赛。
而没有加入该条约的共产中国得以稳步发展并增加其导弹库存。这些武器已准备好向试图接近中国海岸的敌军开火——这被称为“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战略。
安保局官员说：“导弹差距已经变得如此之大，以致于尚不清楚美国能否独自重建力量平衡。因此，不能让中国（中共）只面对美国的威慑，必须要让中国面对美国、日本和其它国家的联合威慑。”
【大纪元2023年04月16日 记者程雯综合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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