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1到1994年底的将近五年时间里，维格纳身处东德，从一个西德经济界人士的角度看到了东德大型国企如何衰落，也亲眼看到东德人如何面对经济转型和头脑转型带来的挑战。
在年近半百之时抛下手里的金饭碗，去经济实力连西德一半都不到的东德帮助前途未卜的大型国企转型，很多人对维格纳的做法表示不解，他对此并不介意，把东德人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的维格纳说：“如果想取得长期成效，就要把自己当作那里的人。如果只是带去一些主意和做法，也不管后效应如何，去两年之后就走了，这不是我的风格”。
国企大裁员
1991年，两德统一的第二年，维格纳第一次来到萨安州Bitterfeld市的化工厂，这个东欧最大化工厂给他的的第一印象是：一切都破败不堪，机器陈旧，工人过剩，生产率极低。
维格纳刚去的时侯，那里有15000名员工，五年后他走的时侯，就只剩下5000名了。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是经过他手解雇的，但的确有不少人是被他裁员的。“一个人的岗位却有两三个人占着，工人无所事事，生产率极低”，维格纳说。在他眼里，这种人员配置只有两个好处，一个是东德对外可以宣称没有人失业，另一个是，如果孩子生病了，做父母的可以马上回家陪孩子，不用担心自己的工作没有人做。坏处是显而易见的，到处都能看到只拿钱不干活的人，员工没有工作积极性，企业处于破产的边缘，这正是当时整个东德经济的缩影。
那几年，每星期五，维格纳都带着沉甸甸的心情踏上回柏林的路，因为在他上路前，他都要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一份裁员名单。星期一维格纳来到公司时，他看到工作人员们表情都有些异样，因为他们知道，维格纳马上就要宣布谁被解雇了。“那种感觉让我心情沉重，但是为了改造企业我不得不这样做”，维格纳说。
维格纳知道，失去“铁饭碗”的员工心情也同样沉重，刚刚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走出来，还不知道如何应聘求职呢，就失业了。柏林墙一天之间倒了，但几十年养成的思维模式需要更长时间才能适应。
跨国销售道路艰辛
裁员只是维格纳的工作之一，他在Bitterfeld化工厂担任的是全球销售主管的职务，他曾经相信，凭借自己在国际业务中的经验，他能够帮助化工厂在国际市场上找到新的定位。
如果一个企业30年时间始终从另外一个企业进口原材料，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极其特殊的情况发生，这两家企业之间的生意会一直做下去，因为有30年的信任已经牢不可破。当维格纳刚到东德时，他是非常相信这个西方世界销售领域的普遍真理的。
带着这个信心，维格纳从Bitterfeld出发，踏上了去东欧各国工厂的旅程。虽然他知道，东欧大门打开后，西方化工厂马上就会进入这个空白的市场，但是以前东欧几乎所有大型工厂使用的化学原料都来自德国Bitterfeld，30年的生意关系怎么可能说断就断呢？何况即使和西方相比，Bitterfeld产品的品质也不能算差。
但恰恰是这30年的供货关系成为致命弱点。无论是在哈萨克斯坦还是乌兹别克斯坦，也无论是在白俄罗斯还是俄罗斯，维格纳都被对方告知：我们30年来没有任何选择，只能购买Bitterfeld的原料，现在我们有其它的选择，我们不想再买你们的货了。
不再买计划经济体制内供货商的原料，而是全面转向西方产品，可以说成为了这些原东德企业对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种抗议。
维格纳还曾经尝试将Bitterfeld的化工原料卖到西方去，但是这些无论是质量和价格上都没有明显优势的化工品，没有能够打入任何一家西方工厂的原材料车间。
西德人在东德
两德统一后，Bitterfeld的人和其它东德地区的人一样，马上就迎来了各种各样的西德人，在维格纳到来之前，他们已经见过一拨来自西德的卖私家车中介，卖保险中介等等各色推销人员。有些人从他们那里买到了向往以久的商品，但也有人上当，买了没有用的东西。
“我去的时侯，能感觉到一些职工戒备的情绪：又来了一个‘老西’，不知道他又想卖点什么东西。就他什么都知道，我们‘老东’什么都不行，哼！”维格纳笑着说。
但是维格纳和那些只管卖东西，不管后效应的人不同，也和那些只来上三天管理课程就回到西德的人不同，在这个化工厂里，维格纳是唯一一个辞掉西德大公司高管工作，住在Bitterfeld和当地人一起打拼的西德人，只有在周末他才回柏林和家人团聚，因为他的妻子孩子说什么也不愿意在这个到处充满了烧煤气味的灰濛濛的城市生活和上学。
在维格纳任职Bitterfeld化工厂期间，也有很多西德企业直接到那里建厂。为了鼓励去东德建厂，德国政府提供很多优惠和补贴，比如无偿提供土地，可以少交税等等。这些外来的企业家宁可新建厂房，也不愿意接手东德遗留下来的大型化工厂， 因为他们看中的是这里相对便宜的人力资源，而不是落后的厂房和机器。
被维格纳解雇的化工厂员工中，有一部分进入了西德人到当地办的工厂，比如西德制药巨头Bayer公司就将其整个阿司匹林制造部门迁到了Bitterfeld。
目前Bitterfeld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化学制药中心，但是人们看到的只有Bayer、Heraeus、Akzo Nobel和Degussa这些来自西方世界的公司。
东德人面临观念挑战
维格纳觉得，处于崩溃边缘的经济是东德人面临的大挑战，但是观念转变给他们带来的转型痛苦并不亚于经济问题。
突然之间，东德人从一切都是“公家”准备好给大家用，变成了一切都要自己做，一切责任都要自己负，维格纳举了几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比如以前幼儿园是单位安排好的，现在要去自己找，上大学也要自己决定学什么，怎么学，以前不会被解雇，现在被解雇了就要自己去别处应聘等等。“自由是有代价的，就是需要负起更大的责任，但是一开始东德人还不习惯这一点”，维格纳说。
所以维格纳时常利用晚上的时间给员工提供培训，告诉他们西德公司中如何处理事情，如何应聘等等。他还曾费劲口舌地劝说他的秘书放下打字机，学习使用计算机。很多在一个西德公司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这里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
在Bitterfeld的五年任期到期时，维格纳询问德国政府负责援助东德的西德专家的部门，日后这条国企大船到底要驶向何方，没有人能够回答他这个问题。几十年计划经济形成的痼疾，员工头脑观念中的“柏林墙”，岂是他一人之力可以解决的。
即使是天生乐观派的维格纳，也在五年之后离开了Bitterfeld，因为他看不到公司的前景。回到了西德，国际大公司的高管位子没有了，于是50多岁的维格纳进入其它领域，白手起家创业，公司经营地有声有色，直至退休。
东德仍比西德落后
维格纳不缺能力，不缺热情，也不缺真诚，在西德，他无论做什么，都是成功人士，但是在前东德地区，他全力打拼五年，却只能全身而退，因为他面对的不是正常经济社会中的公司经营问题，而是一个用强制手段维持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系沉积下来的错综复杂的难题。
“两德统一时，我就认为，东德要赶上西德，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因为东德整个经济基础一团糟，也根本没有管理和技术人才”，维格纳说。现在，柏林墙倒塌24年后，事实验证了他的话，东德经济产能只有西德的70%，失业率虽然达到了统一后最低点，但仍是西德的两倍。共产党的计划经济给东欧带来的创伤，直到今天仍没有痊愈。
大纪元记者文婧德国报导
责任编辑：吴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