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般会把各式各样的现代大学追溯到三种原型：英国式大学，法国式大学和德国式大学。德国大学产生于14世纪，但开始具有现代大学特征和规模的要数1694年创建的哈勒大学和1737年创立的哥廷根大学。那时的一些基本办学理念如学术自由、科学、理性等都在启蒙运动的催化下初步形成，而真正集大成者的还是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的柏林大学。可以说相比法国式大学，德国大学保留了更多的大学原初特征；而相比英国大学，它又更多的回应了现代社会的要求。
与伟人对话 感受宁静治学的力量
在《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一书中，教育家鲍尔生（Friedrich Paulsen，1846-1908）这样写到：“在德国人的一生中，那些在大学里的岁月总是非常重要的，由于教授的影响而决定学生一生思想倾向的情况并不少见。对于学者和研究者们自身而言，这样一种关系也是愉快而有益的，与年轻人密切接触，使他们延长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听众的存在还使得教师总是专注于那些最本质和最普遍的东西。德国思想家的哲学化倾向，其实是与这样的一个事实相联系：在德国，人们创造知识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口头传授，这是与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不相同的。在德国，学习为全民所高度重视，科学的伟人曾经为我们的年轻一代面对面讲过课，而大学自身也期待在他们之后能够人才辈出。这些伟人们具有超凡的力量，其秘密在于他们能够聚拢和维持这个国家的前沿精神，而且，只要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就能稳固他们在德国人民中业已赢得的崇高地位。”
这道出了德国大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德国的著名学者、科学伟人通常就是一名大学教师，他们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主要目的并非著书立说，而是要与学生面对面的交流，把自己对于“学问”的执着和不受外界干扰的独立研究的精神和方法传授给学生。黑格尔、康德、尼采、费希特、谢林等，无一不是作为大学教师来影响他们所处的时代的，他们的很多著作是在去世后出版，一般由他们的讲义和笔记整理而成。这种甘于寂寞、宁静治学的力量和传承学问、崇尚学术自由的专注，都给德国大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自由驰骋 拓展真理的疆域
德国绝大多数大学都座落在风景优美、人文环境良好的城市，其完善的教学设施、优异的师资力量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学生提供了舒适的学习环境。但德国大学秉承了与德国人一样的严谨作风，宽进严出的教学政策、严苛的考试制度以及每年不变的高淘汰率，都会严格的将学生打磨成社会所需的人才。马丁·路德·金说过：“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取决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民所受的教育，人民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德国之所以在欧洲处于当之无愧的龙头地位，从它发达的高等教育就可以找到答案。
在中国读书有这样的特点，大学以前都是分秒必争，学习的最直接目标就是应对考试，于是高考结束后很多学生马上开始游戏人生。因此，大家经常说中国的大学教育是被压制的弹簧，一旦松开就如脱缰的野马不知去向。但在欧洲，尤其在德国对于大学教育的重视程度事实上是高于之前的中小学教育，在大学一方面要深化学生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还要培养其工作能力和学习能力，同时要尽可能引导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工作理念。
相对于中国大学的特点而言，在德国读大学还有另一种自由，就是在大学之间可以自由转学。只要学生提出申请，学校愿意接收，那么学生随时可以更换教师和学校，这使得德国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完全是自由的，虽然在大学里教授担任着领导和引导者的角色，但他们并非高踞于学生之上，而是和学生一起去拓展真理的疆域。在1809年担任普鲁士内务部教育厅厅长的洪堡看来，任何实用性的学习会使人偏离通向修养的征途，唯有探求纯学术的活动才能达到修养的彼岸。老师和学生共同要遵守的原则有二：一是宁静，二是自由。对学生而言，大学的意义在于使他“在中学和步入生活之间，在具有许多教师和学生的地方把数年的岁月完全地用于科学的思考”。如此说来，大学更像是一段通向修养的时间，而不是一个教学楼和宿舍组成的空间。
不以实用为目的 却具有真正的实用价值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普及中等教育的国家，有300多所高校遍立全国，也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留学地点之一，每年都吸引着超过20万的外国留学生。和欧洲很多国家一样，德国的大学并没有正式的排名，只是每所学校根据自己的专业，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其实德国本没有，所谓的精英学校，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侧重。但在1999年“博洛尼亚改革”政策提出后，为了在欧洲统一大学教育模式，以便相互承认学位，德国大学也不得不进行与国际学制接轨的改革措施。
然而这样的改革并未获得满堂彩，《明镜》杂志报道说，德国大学正在经历这样一场革命：更快、更简单、更实用。学生们在哀叹课业繁重，教授们抱怨太忙，这些变化就发生在这十几年之内。埃尔福特大学的校长斯坦伯格说，传统的德国大学教育是不以职业功用为目标的，这样的改革等于是对德国大学传统的否定，所谓的造就经济精英，就是在德国生产华尔街的高端人才，而这种生产是德国大学完全不熟悉的，这是拿学生和大学的未来在赌博。
其实对于制造所谓学习精英的批判，尼采早就提出过。“一切高等教育的任务是什么？ ——把人变成机器。用什么样的方法？——他必须学会厌倦自己。”这是尼采当年在《偶像的黄昏》中写下的批评。他希望自己在大学中肩负的是另一种责任：抚养自己长大，把自己教育成有理解力的人类。200年前，洪堡也提出过“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等理念。他明确指出：“大学的任务，除了对科学的探求，就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洪堡的教育”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不仅是一项针对未来的投资，无数青年人进入大学，再走出大学，接受的是智力生活的训练。用黑格尔的话说：“认识你自己——无论我们是就其自身，还是就其首次提出时的历史背景来考察——并不只是增進关于个体自我的特定能力、性格、偏好和弱点的自我知识。它所要求的知识是关于人的真实实在的知识，关于把精神当做真实的、本质的存在的知识。”
在这样的德国大学精神下，德国才产生了诸如黑格尔，雅斯贝尔斯或者哈贝马斯这样不朽的精神领袖，他们的著作及思想精髓直到今天都对欧洲尤其是德国的意识形态发展及社会需要起着不可忽视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可以说，正是在不以实用为目的的教学环境中，才培养出了真正能够独立思考的“实用性”人才。
责任编辑：王亦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