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移民的成功故事往往被伊斯兰极端份子的“风头”盖过，移民犯罪也吸引了人们的关注，但事实上，移民中的杰出人物层出不穷，有的成为主治医生、国会议员、开业律师、著名记者，也有的默默无闻地为他人奉献，改变着身边的环境。
在外人眼里，柏林Wedding区是个“三高”问题街区：移民比例高、失业率高、犯罪率高。此处居民的真实故事，到底是什么样的？
《世界报》的记者走访了柏林Wedding区的一家人，他们的德国邻居，还有那里的拳击俱乐部。
素描一：
80岁的德国奶奶和15岁的移民孩子
80岁的Gisela Kullack是个典型的德国祖母，在《世界报》上登出来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她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喝茶时，茶杯下面一定要有一个小盘子垫着。
她一辈子都生活在柏林，80年中只搬过一次家，1974年，她和先生从柏林的Moabit区搬到Wedding区的Schönwalder Strasse大街。
站在她家窗前眺望，就可以见证世事变迁，她见到过不知多少次满载着纸壳箱的搬家车来了又去，外国人也是一批又一批在轮换。
先是七十年代的盟军士兵，他们暂时住在柏林城里，等城市边缘的兵营盖好就搬走了；之后是法国人，他们有很多孩子；再之后是土耳其工人，一家一家的，他们的孩子更多，现在第二代都已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孩子了。
外国人成份也越来越多样，这里已成了一个小联合国，巴勒斯坦人、埃及人、波兰人、东南亚人……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在这几年也大批出现。
在这扇窗户后面，Kullack女士看着邻居家孩子长大。Can Ates就是其中之一，他今年十五岁，头两侧的头发剃得短短的。Can已经是第三代移民，一半土耳其血统，四分之一德国血统，再加四分之一丹麦血统。他的父亲是黑头发黑眼睛的土耳其人，母亲是金发白人。
在电梯里，如果Kullack女士遇到刚刚从学校回来的Can，她会问他在学校的分数，他有礼貌地回答；他还不时帮助腿脚不灵便的她购物，而她不时地塞给他一张五欧元的纸币，让他去买冰激凌吃。
对于Kullack女士来说，邻居是德国人还是外国人并不重要，Ates一家人说另外一种语言，但是他们见到她时都会用德语很友好地打招呼：“Guten Tag，Frau Kullack。”
两个月前，当她的95岁的先生在浴缸里摔倒时，她根本就没有力气将他扶起来。于是她到楼上Ates家去求援，是Ates夫妇帮了他们的忙。
在这个街区，人与人之间都互相认识，邻里之间互相帮助是自然而然的事情。Can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熟悉这条路上的每一块石头。他在德国长大，当然这里就是他的家乡。
素描二：
问题街区的背后
2014年11月，Wedding区的Humboldthain公园里，一群年轻人将一个人打伤。
2015年1月，警察搜查了Wedding区的几所公寓，逮捕了几个和叙利亚ISIS组织有关联的恐怖分子，他们计划恐怖袭击，Wedding区的公寓是他们存放武器的地方。
2015年3月，警察在Wedding区逮捕了2014年底在KaDeWe入室抢劫犯中的一名罪犯。
当这些事件出现在晚间新闻中后，登上了流行小报的头版后，马上就掀起了轰动效应。这些事情成了外国人融入失败的证据，这些犯罪份子似乎成了生活在社会阴影中的人群的代表。
当这些沸沸扬扬的言论传回Wedding区时，这里的人们开始惊讶了。他们看看邻居，再看看镜子里的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同意那些外面人给他们贴上的标签。
从土耳其来的母亲们，她们看到自己的孩子早就是德语说得比土耳其语好了；巴勒斯坦人的儿子们，已经和一些德国人一样为高税率而不满了；很多在这里出生的第二代移民也像规规矩矩的德国人一样，看到邻居把垃圾放到外边不该放的地方，他们也会去提意见，当然，他们去提意见的时候，都说的是德语。“融入”，在这里真的是个大问题吗？
土耳其男孩Can和德国老奶奶Kullack女士居住的楼有八层，41间公寓，41个家庭。仔细观察大门处的门铃名牌上，上面只有十分之一的名字是德国名字。
Can说：“我们这座楼就好像是一座钟，需要我们经常上油，我们互相合作，让所有的事情都能顺利进行；如果有些事情不顺利的话，那么土耳其人对每一个问题都会有一个办法来解决，也给每一位邻居留一杯茶。”
《世界报》的记者有感而发：这就是这里的故事，人们在这里总能找个新的起点，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可以找到家的感觉。
素描三：
挽救年轻人的拳击俱乐部
在和Schönwalder Strasse大街交叉的Gerichtsstrasse大街上有一个拳击俱乐部，老师Bülent Calikiran曾经是世界冠军，他也是一名土耳其外籍劳工的孩子，说土耳其语时都会带着德国口音。
13年前他来到这个街区开办拳击课时，这里的人很高兴，因为男孩子终于有了一个打发过剩精力的正常渠道了。
拳击俱乐部所在的这个地方之前是一个小赌场，再之前是一个酒馆。早先是喝酒的聚集在这里，之后是赌博的，而现在，人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景象：每星期一、三、五下午放学后，拳击班的孩子们训练前热身时围着住宅区跑步，不到800米，不到3分钟跑完。
Bülent Calikiran为学生们定了不少规矩，比如不谈政治，不谈宗教，因为这两个话题带来分歧，带来争端，甚至战争。拳击俱乐部是个中性的地方，只是个训练的地方。
Calikiran说，如果谁象新纳粹一样穿着大皮靴来到这里，而且对外籍工人说三道四，那他就得走人；同样，如果谁到这里谈伊斯兰圣战，他也得走人。
再比如，一进门就要脱鞋，不能大声喧哗，不能骂人，每个人都得和其他人打招呼，要有礼貌，要互相尊重。
又比如，不能迟到，不能随便缺课，唯一能够接受的迟到理由是，学校下课晚。
俱乐部的规则也延伸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不许在外面打架，不许荒废学业。
无论触犯了哪条规定，惩罚都是：不许上拳击课。对喜欢拳击的年轻人来说，这一项处罚就足以让他们乖乖地遵守各项规定。
就这样，大部分拳击俱乐部的学生们远离了那些游手好闲的同龄人，也远离了那些在这个社区年轻人中非常流行的坏习惯，在挥汗如雨中，他们既打发了过剩的精力，也学会了控制自己的行为。
Can，这个15岁的年轻人已经在这里上了9年课了。他说，他从来没有抽过烟，没有沾过酒，更不要提毒品了。在过去13年里，除了两个学生，其它拳击俱乐部的成员都成为了规矩本分的人。在这样的街区，这无疑是个小小的奇迹。
正因为如此，一些家长把拳击俱乐部当成了教育孩子的最后希望，一位绝望的母亲曾给Calikiran打电话，央求他收下她的儿子，因为他和一些不三不四的同龄人混在一起，Calikiran收下了他。
在俱乐部的墙上摆着各种奖杯，悬挂着得胜者赢来了腰带，还挂着得胜者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里是一个年轻人，他的腰带表明他赢得了一项冠军，Calikiran指着这张照片对《世界报》的记者说，这个年轻人如果不来这里，他早就进监狱了。
对于Calikiran来说，“学校永远是第一位的”，他说：“我希望我的学生们都能够完成学业。”为了这个目的，他和学校老师们密切合作，学校老师的号码都储存在他的手提电话里，老师也可随时给他打电话谈学生的问题。
在学校里，在这个社区里，Calikiran就好象是一个中间调停人。从根本上来说，他是在从事一项社会福利工作。从孩子们那里收上来的俱乐部会费仅够交房租和电费。就连训练用的垫子都是Calikiran自己掏钱买的，为此他攒了五年的钱。
训练结束后，已经很晚了，这时候Calikiran再去当保镖，这是他赖以为生的工作。虽然拳击俱乐部不赚钱，反而要搭上自己的时间和金钱，但Calikiran不想放弃这里，他说：“这些年轻人需要我。”
背景介绍
柏林Wedding区Schönwalder Strasse大街附近的街区一共生活着1.6万人，五个人中有三个人有外国血统，土耳其人是最大的移民团体。八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失业，即使有工作的人，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养活自己和家人，几乎一半的居民需要国家补助。
因为生育率高，所以这里的人口非常年轻，十八岁和以下的青少年占1／5。年轻外国移民的失业率远高于柏林平均失业率，这造成了这里特有的社会问题。
结语：
移民，并不是社会边缘人的代名词，更不是罪犯的同义词。大部分第一代移民因为语言的关系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但是他们勤勤恳恳，为下一代创造了一个能够发展自己的环境。
移民二代和三代中虽然有不务正业的，也有罪犯，个别的甚至成为伊斯兰极端份子，但也有拳击老师Calikiran这样的，他们在尽自己的力量改变这一切。
也有象Can这样的孩子，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目标。Can明年就要参加中学中级考试了，以后他想考Abitur，也就是大学入学资格考试，然后去参军，并在军队里学习飞行。他最终的目标是去汉莎当飞行员。
取得大学入学资格并不是参军的必要条件，但Can还是对自己提出了这个高要求。
为了当飞行员的这个目标，他现在就已经开始注重牙齿的保养，因为飞行员的牙不许有补过的：他尤其重视物理课的学习，这部分知识也是飞行员必须具备的。
Can说，如果飞行员这条路走不通，他想去当演员，当然这只是第二个方案。
展望以后的生活时，他表示不想离开这个街区，最好能永远呆在这里。因为这里是他的世界，他的家。
大纪元记者文婧德国报导
责任编辑：余平
